“中國的半壁江山都給日本人了，何況小小申新兩個廠。”褚民誼威脅道，“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榮爾仁依舊嚴詞拒絕：“我是中國人，絕不把中國的產業賣給外國人。”並寫下一副自勉的對聯：“心正思無邪,意誠言必中。”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孤島”淪陷，申新二廠、九廠的花紗倉庫被日軍封閉，榮氏集團再受重創。
亂世多變，誰也不清楚前方是福是禍。1942年，申新倉庫終於被同意啟封，此時，恰遇物價暴漲，幣值下跌，汪精衛政府以1∶2回收法幣，2 000萬元隻要1 000萬元。對榮家來說，這是天上掉下來的翻身機會。深諳資本操作的榮氏集團，乘機拋出陳貨，還清所有債務，企業完全回到榮家手裏。榮德生大為喜悅，特意寫道：“陳年積欠，至此全掃，可謂無債一身輕矣。”
八年抗戰，留駐在沿海省份的榮家企業絕大多數最終沒能逃脫被摧毀或被掠走的命運。出乎榮家意料的是，入川後的“申四”和“福五”卻獲得了充分的發展。主持內遷廠務的正是榮德生的女婿李國偉。
李國偉出生於江蘇無錫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李皋秀早亡，自幼依靠母親撫養長大。1915年，從唐山路礦學院畢業後，他就在煤礦和鐵路上擔任工程師。1917年，經堂姑丈華藝三(時任無錫商會會長)介紹，28歲的李國偉與榮德生長女榮慕蘊結婚。榮德生曾在《樂農自訂行年紀事》中寫道：“知為大器，不論家況也。”
1919年冬，在親友們的勸說下，李國偉辭去徐州鐵路分局工作，全家遷至漢口，開始負責“福五”“申四”的籌建，逐漸成為榮氏集團內核心人員之一。
1942年，國民政府對內遷的棉紡織和麵粉工業實行產銷統製和苛征高稅政策，為此，李國偉被迫采取了三項對策：
第一，通過賄賂和拉攏地方官員，操縱原料市場。他到處設莊，壓價收購棉、麥等工業原料，囤積居奇以攫取厚利。第二，各企業通過設立暗賬，隱匿巨額利潤，以逃避和抗拒高稅政策。如“申四”各廠從1939年至1945年的暗賬盈利為934萬元，盈利率高達161％，而明賬盈利僅325萬元，盈利率為70％。第三，抽調資金，大量購儲外彙和黃金來保持幣值。據1945年的賬麵統計，“申四”“福五”係統共積儲外彙折合美金300多萬元。
留 守
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榮宗敬去世後，榮氏財團事實上一分為三：大房（榮宗敬家）、二房（榮德生家）以及李國偉所管的廠子，逐漸各成係統。
抗戰後期，年事已高的榮德生有意淡出申新總公司的管理，轉而滿懷熱情地創設並實踐他的“大農業”和“天元計劃”，專注農業生產、工業製造、商業運輸。這些計劃不吸收大房投資，由二房專營。無奈戰亂頻仍，好夢難以成真。午夜夢回，這位老人常常含淚：計劃未成，抱負未抒，深覺痛心。
抗戰勝利了，蔣介石回來了，但榮氏集團似乎並沒有過上好日子。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以200∶1回收偽幣，榮德生積存的370多萬教育基金、50多萬慈善基金一夜之間被貶值。
1946年，黑社會匪幫綁架了榮德生，把他關在黑屋子裏33天，榮家送出50萬美元贖金後才被釋放。人雖獲釋，但國民政府礙於麵子，堅持追查。不久破案，可上海警備司令部隻發還給榮家13萬美元，其餘錢款均被軍警占用，而且此後數次索要酬謝。榮爾仁非常氣憤：“綁匪隻要50萬美元，現在‘破案’了，60萬美元還不夠，還不如不破案！”
對這件綁架案，榮德生的說法是：“實則起意者為黑心商人，利用匪徒，原擬將餘滅口；幸匪以金錢為重，餘尚得以生還……餘為心存厚道起見，不肯發人陰私。嗚呼，天下無公道久矣！”
榮宗敬故後，大房一係逐漸獨立，與二房在生活與工作中的風格差別越來越大。熟悉內情的人回憶，1949年前，大房的榮鴻元一家從華貴的大轎車到旅行轎車、吉普車、貨車，應有盡有。榮公子常去中外富人紮堆的虹橋俱樂部玩樂，還嫌不過癮，就在虹橋路自建了大花園。他幾乎每天下午和每周周末都要到花園別墅去，常在那裏請客，請客的杯盤、菜肴都是在市裏準備好了派專用汽車送的。上海銀行副經理李芸侯曾目睹榮鴻元、鴻三兄弟當時的奢靡生活，榮公館裏整天都是賭錢、跳舞，大開酒筵。
榮鴻元兄弟的招搖終於惹禍上身。1948年9月，蔣經國上海打“虎”，將榮鴻元以“私套外彙、囤積居奇”的罪名抓捕。榮家雖然請了章士釗等三位名律師辯護，但要想救人關鍵還是靠行賄。因為通貨膨脹，受賄的官員不要紙幣，隻要棉布、棉紗、麵粉棧單、房子和金條。榮鴻元關押77天，幕後交易就進行了70多個晚上，前後花費折合50萬美元。
大房、二房接連出事，讓榮氏家族對國民黨政權基本失去了信心。隨著內戰加劇，榮氏家族在上海的大部分成員都走了，榮宗敬的長子榮溥仁和次子榮輔仁去了香港，二房係統和申四福五係統也走了一些人。據上海市紡織工業局一份史料記載，被其他榮姓家族抽走海外的資金，有1 000多萬美金。但榮德生堅持留在內地。資金外流使留在內地的榮氏企業元氣大傷，也讓榮德生氣憤不已：“生平未嚐為非作惡，焉用逃往國外？”
1948年下半年，無錫申新三廠部分機器正準備拆遷台灣，榮德生聽說後，親自趕往碼頭，把機器搬回來。1949年2月，他秘密派人到蘇北解放區考察。無錫易手前後，他每天乘包車在街上露麵，表示自己還在無錫。
榮德生不走的原因很多：一是他從未出過國，創業以來與外國資本競爭，對外國沒有好感；二是他不願拋開親手開創的事業，加之年紀大了，故土難離；三是綁票的傷痕猶在，身體怕經不起長途顛簸；四是香港人生地不熟，去台灣他更不願意，他對國民政府戰後的表現非常不滿，反複斟酌，覺得還不如留下來。
此時，榮德生長子、三子和六子均已去世，他此時可以依靠的就剩下四子榮毅仁。榮毅仁本已先期攜家人抵達香港，但老父不願離開，他最後決定與父親一起留下，並讓妻子兒女也返回內地。當時，剛剛解放的大上海亟須恢複生產，保障就業，而中國最大民營企業集團的代表性人物能留在內地，無疑是對新政權最大的信任與支持。榮氏父子這種愛國愛家的果決行為，也贏得中共對榮家的極大欣賞與尊重。
1949年6月2日，上海工商界人士在上海外灘中國銀行大樓4層舉行座談會。榮毅仁第一次見到了當時的上海市市長陳毅。會後，陳毅帶著家人公開到榮家做客，與榮毅仁交朋友。這件事在人心還不穩的上海迅速傳開，這是“共產黨團結工商界的一次感人動作”。
留下的榮毅仁接手了上海的榮氏企業，而此時的榮氏工廠，流動資金幾乎被抽空，已經是個爛攤子。1950年2月，國民黨的飛機轟炸上海，導致上海工商業突然崩潰：工廠停工，資金短缺，銷路不振。當時正處在農曆春節前夕，申新紡織幾乎發不出工資。
工人們無米下鍋，一些申新六廠的女工直接找到榮毅仁家，堵在榮家的客廳門口討工資。雖然極好麵子，但一文錢難倒英雄漢，此時手頭無錢的小榮老板也束手無策，唯有與工人說好話。陳毅很快得知了此事，馬上找總工會的負責人前去疏通，並幫廠裏申請了貸款，讓他們暫渡難關。政府能雪中送炭，讓榮家上下感念不已。
不久，榮毅仁從申新自身的生存出發，提出“加工訂貨”的建議，這是針對很多工廠產品積壓而想到的法子。當時的中央財委主任陳雲對此高度重視，很快就在全國推行這一辦法。
1951年年底，“三反五反”運動開始了。在上海，組織讓工人當麵揭發“資本家”。有文章記錄，那段時間，經常能看榮毅仁在8樓會場外眉頭緊鎖，兜圈子，踱方步，可見他內心有多麼焦慮。
在這場運動中，榮毅仁有驚無險，陳毅將其劃為“基本守法戶”。上報中央時，毛澤東說“何必這麼小氣”，於是榮毅仁被歸為“完全守法戶”，最終安然過關。
1954年，已經看清楚時代大趨勢的榮毅仁，帶頭拉開申新紡織與政府公私合營的大幕。由此，榮家發展了半個世紀的產業，變為國家所有。當年，申新集團成立，榮毅仁成為總經理。許多股東都不能理解，擔心財產被全部充公，榮毅仁卻說：“社會主義是大勢所趨，不走也得走。”
1956年1月10日，毛澤東視察上海申新九廠，這是他視察過的唯一一家公私合營企業。從那以後，榮毅仁就被稱為“紅色資本家”。之後不久，榮老板就被推選為上海市副市長。3年後，赴京擔任紡織工業部部長。30年後，曆盡劫波的榮毅仁，離開自己一手創辦的中信集團，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創下這個富過三代的大家族的最新傳奇。
興 學
1949年以後，榮氏集團在內地的企業，幾乎全部由榮毅仁打理。此時的榮德生，則在老家安度晚年。
這個曾經的中國首富，平時“上身穿著白粗布的小褂，下麵是灰士林布褲子，紮著褲腳管，一雙布鞋，精神很好”。 他一生極為簡樸，正如無錫梅園誦豳堂那副對聯：發上等願，結中等緣，享下等福；擇高處立，就平處坐，向寬處行。
在榮德生的住處，到處是“從地上堆得高高的一包包用報紙包著的舊書”。當時，他已年逾古稀，非常關注他一手創立的江南大學的命運。
榮家兄弟常對子侄輩講“有力量要貢獻社會”，這是祖傳家訓，也是父親榮熙泰的臨終囑咐，更有張謇這個榜樣對他們兄弟的影響，榮德生平生推崇並處處仿效張四先生。
榮氏兄弟一生為公益事業捐款無數，更捐建過多所學校，但自辦一所綜合性大學始終是榮德生最大的心願。早在1916年至1917年間，他和吳稚暉同遊太湖，吳認為在湖濱興學最理想，他很讚同，過了30年，這個理想才得以實現。
1947年10月27日，江南大學開學典禮在榮巷臨時的校址舉行。為辦好江南大學，榮家重金請教授，上海、南京不少教授到這裏兼課，每周他們都風塵仆仆地趕來。而哲學家許思園教授夫婦一直住在梅園著書立說，每月領500元薪俸（一般教授隻拿三四百元），從來沒有上過課。
1948年的春天，無錫籍著名學者錢穆應邀到江南大學任教，住在榮巷樓上。每到周六下午，榮德生夫婦都會從城裏來，住在樓下，周日下午離開。周六晚飯後，他們必定會暢談兩小時左右。
錢穆問榮德生，畢生獲得如此碩果，有何感想？榮德生回答，財富這東西，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傳之子孫，也沒有聽說可以幾代不敗的。這番話可以看做一代實業家的財富觀。
一生致力於實業的榮德生，希望他們學以致用，不要好高騖遠，力戒好大喜功，要腳踏實地，從頭做起。錢穆後來回憶說，榮德生的人生觀和實踐一致，在他身上可以體會到中國傳統文化中優良的一麵。
對於成功，榮德生有自己的理解。他說，百工百業都可以成功，並非隻有擠在政治一條路上，成了達官顯貴才算成功。國人說他是大實業家，他不敢當，他說，如果能再盡力10年，將理想一一實現，或許可以言大。大多數國人沒有遠大目光，以為他飽暖坐食，終生都已足夠，何必再賺錢，而不知他的抱負就是要辦大規模的事業。所以，他一輩子都不驕矜，誠惶誠恐，如履薄冰。他多次說過：“我是事業家，不是資本家。”
可惜的是，1952年10月29日，存在了5年的私立江南大學終在院係調整中消失。直到改革開放後，在榮氏家族的多方努力下，江南大學才得以恢複舊名，並與其他院校合並，成為教育部直屬的重點院校。
江南大學被強行拆散，這使榮德生備受打擊。直到臨終，榮德生也不能理解“一切歸公”等違背經濟常識的做法。這一點，不是他一個人的困惑，當年留在內地未走的實業家們也始終不得其解。像一生聰明過人的劉鴻生，最終也是帶著遺憾離開這個看不明白的世界的。這些在市場經濟體製下如魚得水的大老板們，根本沒有想到，他們麵臨的是一場20多年的帶有空想社會主義色彩的計劃經濟體製的大實驗。幸虧他們去世得早，躲過了後來無窮無盡的社會政治運動，很多資本家最後都被各種運動的旋渦所吞沒。
謝 幕
一生知己是梅花。梅花中，榮德生最喜歡“骨裏紅”。1952年年底，榮德生在無錫謝世。墓地是熱衷風水的他親自選的，背靠孔山，麵向梅園，周圍種了他喜愛的梅花，隨葬品是一套線裝的地輿學書、一隻他隨身多年的鍍金殼鋼機芯打簧懷表。至此，榮氏家族創業一代完美謝幕。
榮氏兄弟文化水平一般，資本實力不強，最起碼在無錫六大企業集團中，與楊氏集團（楊宗濂、楊宗潮兄弟）、周氏集團（周舜卿）、薛氏集團（薛南溟、薛壽萱父子）、唐蔡集團（唐保謙、蔡緘三）、唐程集團（唐驤庭、程敬堂）相比，創業起點算是比較低的。與先後創業的許多大實業家不同，無論是與張謇、盛宣懷、周學熙這樣士紳出身的官商相比，還是與陳光甫、範旭東、盧作孚這樣的海歸或書生相比，抑或是與馬應彪、張弼士這樣的僑商或劉歆生、劉鴻生這樣的買辦相比，榮氏兄弟算是徹徹底底的草根出身，輾轉社會底層多年。但這兄弟二人，經過多年打拚，不僅在本地六大企業集團中獨占鼇頭，後來更成為全中國最大的民營企業集團，其中原因發人深省。
後來有很多人研究榮氏集團成長壯大並延綿不絕的原因，列出很多很多條理由。在筆者看來，榮氏兄弟一生事業之所以如此輝煌，撇開一戰前後難得的創業機會這個天時不說，身處無錫這個最富有創業活力的地利也不算，最主要的原因，當屬如下三條：
一是有一個敢於開拓後繼有人的核心團隊。“無錫拿破侖”“梅園孔聖人”榮宗敬勇於開拓，處處顯露了其不平凡的氣魄；榮德生外訥內慧，卻不掩其勇敢精進之誌。一個善攻，一個會守，在企業經營管理上，榮氏兄弟堪稱珠聯璧合。而團結在他們身邊的一批人，因為榮氏兄弟胸懷寬廣，有比較好的激勵約束機製，從而保證整個榮氏企業集團核心管理層的長期穩定。老一代老去後，榮氏二代接班有序，李國偉、榮毅仁是其中最優秀的代表。
二是緊密多元化快速擴張戰略。榮氏集團，首先是開麵粉廠，接著開做麵袋的紗廠，之後的擴張，也基本是按照這個產業邏輯進行。在這個大前提下，敢於負債的滾雪球經營手段發揮了重要作用。任何一家全國性集團企業，幾乎都有這種負債擴張的成長階段，否則，也絕做不到全國數一數二。關鍵是既要有長袖善舞的資本運作班子，又要有善於日常管理的執行團隊，而榮氏兄弟恰到好處地分別領導了這樣兩套人馬。
三是善於整合社會資源，特別是善於處理好與政府的關係，善於維護產業上下遊及周邊企業的同盟，善於把握實業與公益之間的平衡。一開始創業，榮氏兄弟就遭遇過各種刁難；做大過程中，又遭受過不少嫉恨；做大後，既被政府誤解甚至查處過，又有過近乎破產的危機；巔峰時期，遭遇亡國之痛與綁票之險；改朝換代之際，也麵臨著多次近乎生死存亡的抉擇；改革開放之後，也經曆過不少大起大落，包括榮家第四代榮智健在中信泰富的艱難曲折。但榮家迄今依然屹立不倒，根本原因就是很善於處理上述關係。小企業做事，大企業做人。榮氏家族深諳其道。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自榮氏兄弟1900年創業算起，至今整整過去了111年，多少顯赫一時的家族如今無跡可尋，多少名震一時的企業也灰飛煙滅。但榮氏家族及其關聯企業，今天卻依然活躍在中國內地及世界各地，打破了“富不過三代”的財富魔咒。這樣的家族與財富傳奇，在民國時期的豪門望族中可謂罕見，也許隻有無錫唐氏能與之比肩。
這個家族福澤綿延的成功基因究竟何在？
榮德生勸誡世人：“天道變，世道不變。”
榮毅仁告訴子女：“要堅強，要看到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