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先生，我投身實業界，是為了求得新學問。求學是要出學費的，您不要我繳學費，還給一份津貼，已屬非分，怎麼還會有菲薄之念呢？”
榮宗敬聽到此事後對弟弟說：“你30塊錢請了個總管，這個人不是個呆子，就是個大聰明人！”
1920年，薛明劍的大部分時間是在上海申新第一、二廠實習，有時也返回無錫督造廠房，指導裝機。他自謂：“虛心當學徒，依樣畫葫蘆。”他不僅深入申新第一、二廠各部門進行調查，還一度冒充員工進入兩家日商紗廠仔細考察。
不久，薛明劍寫成了《申新第一、二廠學習筆記》和《申新第一、二廠與日商豐田紗廠的比較研究》。一向蠻橫自信從不服人的申一總管嚴裕坤讀後說：“薛明劍對許多事物的見解，比我們身曆其境的人看得還清楚！”
1922年1月，申新三廠正式開業，薛明劍正式就任總管，開始實施他的改革宏圖。就紗廠製度革新的問題，薛明劍常常和榮氏兄弟討論到深夜。一次，榮氏兄弟與薛明劍又來了個子夜對話。
“歐戰結束了，洋貨將再次充斥市場，中國工商業必普遍陷入困境，我們又怎能保證‘永興不敗’呢？”榮宗敬問。
“防患於未然很必要。就工廠內部來說，最重要的是必須廢除工頭製。”對此，身在一線管理的薛明劍深有體會。
當時，一般紗廠的大小工頭不是親友就是師徒關係，形成一股龐大的勢力，工人畏之如虎，逢年節得送禮，工錢被克扣也不敢聲張，女工被侮辱者比比皆是。申三總工頭沈阿虎，平時很少到廠卻可遙控一切；廠裏其他工頭，有的鴉片煙癮大得嚇人，有的每晚泡在堂子裏。紗廠管理混亂，浪費嚴重，產品質次價高，工頭製是萬惡之首……
“日本紗廠也是工頭製，為什麼就不一樣呢？”
“日本紗廠工頭隻用來管中國工人，生產管理和技術改進都是由日本工程師掌握，工頭根本無權也不敢過問。而我們的文員多數不懂技術，也沒有管理權力，就隻有任憑工頭擺布，久而久之甚至與工頭沆瀣一氣。”榮家兄弟品味著薛明劍的話，陷入了沉思。工頭勢力由來已久，也不是申新一廠一家所獨有的事！要下這個決心，就是以魄力見長的榮宗敬也是猶豫再三。
1925年春，在薛明劍不斷努力下，申新三廠正式宣布改革工頭製。此事一經宣布，就引來工頭造反，工會追查，但3年後，幾經反複，工頭製終於被廢除。
通 緝
1927年春，榮宗敬已經成為上海灘有頭有臉的商業大亨。春風得意的榮老大沒有想到，自己一不小心招惹了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
5月15日，蔣介石密令：榮宗敬甘心依附孫傳芳，平日擁資作惡，劣跡甚多，著即查封產業，並通令各地軍警偵緝逮捕。無錫縣政府接到命令後，立即查封榮家財產。
當晚，無錫榮宅樓上樓下都貼滿了封條，榮家幾十口人，全被趕到廚房和車庫內。突如其來的打擊讓榮家上下一片愁雲慘霧，榮宗敬之妻陳氏號啕大哭，榮德生坐在一張往日用人坐的板凳上垂頭喪氣。他想不明白：我們兄弟不曾得罪過蔣某呀，他為什麼要下此毒手呢？
次日一早，榮德生趕往上海看望哥哥。榮宗敬看到弟弟一夜之間憔悴了許多，心中非常感動，還是血濃於水呀！他緊摟著弟弟走上樓去，多少年了，兄弟倆還沒有這麼親昵過。
其實，“依附孫傳芳”雲雲，不過是借口而已。老蔣通緝榮宗敬的真正原因，是以他為首的紗廠聯合拒絕認購50萬元“二五庫券”。北伐軍到達長江下遊的時候，虞洽卿等人就在上海號召各業捐款擁戴。榮宗敬竟敢不買蔣總司令的麵子，當然沒有好果子吃。
榮家兄弟正在商談疏通之事，榮公館又來了幾位貴客，他們是紗聯會副會長穆藕初、中國通商銀行總經理傅筱庵、中國銀行總經理宋漢章、上海銀行總經理陳光甫。
傅筱庵說：“段祺瑞是軍閥，張作霖是土匪，蔣介石是流氓。一個比一個壞！”這是這幫商界大亨的共識，但拿算盤的怎麼可能幹過拿槍杆的，大家最後還是勸榮老大咽下這口氣。客人們告辭後，榮德生說：“宗敬，我們一起去見見吳老先生（吳稚暉）好嗎？”
“還是你去吧，用不用帶張支票？”
“絕對不可！老先生最清高，別說支票，有人送書畫古董還被他扔出來呢！”
吳稚暉，無錫人背後稱其為“吳瘋子”。這個人做事不按常理出牌，當秀才時就這個脾氣。
楊頤做江蘇學政時，公然在畫舫宴客，微服狎妓。吳稚暉當時在南菁書院讀書，得知此事後，約同學前往搗亂。他們上穿四開褲箭袖袍，下身不穿褲子，頭插鬆枝，持草紙一束，前往畫舫。上船後，他們故意跌了個四腳朝天，大呼：“生員叩見大人，請賞花酒三杯。”楊學政大怒，一麵命令把兩人趕走，一麵喝令將二人革去秀才，趕出書院。院方認為，生員冒犯學政理當有罪，但學政微服狎妓也該處分，幾經周折，最後以停學了事。
成為黨國元老之後，吳瘋子不瘋了，但仍然是個怪人。蔣介石幾次要他出來做官，他說：“我是無政府主義者，脾氣也不好，不敢當呀！”終其一生老吳隻當了個中央監察委員，而且從不辦公。吳的字很有名，過不下去了，就賣字維持自定的“兩粥一飯，小葷大素”的日常飲食。
吳稚暉說無錫人富於“兩發主義”，一是“發癡”，二是“發財”。要成就一番事業，如不能癡心不改，必致中途失敗；如不抱有“發財”的希望，缺乏做事激情，也難以為繼。因為是無錫同鄉，他對奮發創業的榮氏兄弟一向都很看重，特別是與榮德生私誼甚好。
榮德生來時，吳稚暉正與蔡元培談事。看到榮德生，吳稚暉說：“德生，你來得正好，你先看看這個。”他遞給榮德生一份電報底稿。電報是今天早晨吳稚暉發給南京蔣介石的，電曰：“無錫富商榮宗敬，鄉評極佳。並無為富不仁之事，近年敬恒（吳敬恒，字稚暉）個人亦未聞彼曾比附孫傳芳。……鄉之公正士民，環來請求轉達鈞聽，望更飭查昭雪，免予查封。”
讀完電報，榮德生感動得熱淚盈眶。他來找吳稚暉隻抱一線希望，沒有想到老先生已經先行一步了。“介石是個很要麵子的人，他的命令昨天剛下，我這份電報未必會立即奏效。後天介石要來上海，到時候元培我們一起去找他，這幾張老麵子他總會買吧？”
聊了一會兒天，榮德生起身告辭，吳稚暉拉著他的手說：“德生，我們幾個老家夥去說情，也總得給介石一個台階下，這50萬元的庫券，還是認了吧？”
榮德生誠懇地說：“一切聽老先生吩咐！”
3天後，吳稚暉約上蔡元培、李石曾、張靜江到蔣介石下榻處，四大元老為榮宗敬的事輪番說情。聽說榮宗敬服軟，認購50萬元的庫券一分不少，蔣介石便順坡下驢：“那就照元老們說的辦吧！”
財去人安樂。一件附逆大案，就這樣不了了之。
擱 淺
榮宗敬是一個“狂熱”的擴張主義者，人稱“無錫拿破侖”，他一天看不見錠子，心裏就不舒服。他有一句名言：“競爭如同打仗，能多添一隻錠子，就好比多得一支槍。”
1916年，申新一廠開機時，他就告訴榮德生：“商戰必須爭取時間，造廠力求其快，設備力求其新，開工力求其足，擴展力求其多。”這就是著名的榮氏四大法則。
為了擴張，榮宗敬的一個秘訣就是“肉爛在鍋裏”。申新除了股息，一般不發紅利給股東，盈餘不斷滾下去，用來擴大再生產，就像燒肉，老汁水永遠不倒出來。
他的另一個絕招是：負債經營。榮宗敬並不擔心銀行的債務，他曾說過一段很精彩的話：“債多勿愁，虱多不癢，債愈多愈風涼。如果我的廠子虧損嚴重，給我放款的銀行怕被拖下水，收不回款去，隻好繼續貸款以圖複蘇。企業和銀行是捆在一條繩上的螞蚱，誰也跑不了，利害相同，唇齒相依，即使同床異夢，也隻得同舟共濟。”
為方便融資，榮宗敬至少以個人名義在7個錢莊、2個銀行、1家保險公司有投資，以公司名義在3家銀行有投資，多的幾千股，少則幾十股，包括上海正大銀行、中國國貨銀行等。他對身邊的人說：“我搭上1萬股，就可以用上他們10萬元、20萬元的資金。”
負債經營，一般能形成滾雪球效應。但這種擴張也蘊藏著極大風險，往往不出事則已，一出事就是大事，尤其當官員有覬覦之心的時候。榮氏集團也沒能逃脫這一規律。
1934年年初，申新擱淺了。
此前4年，申新連續巨額虧損。據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調查，以1933年4月申新出產的20支人鍾牌紗為例，每件成本218.33元，市場價卻隻有204元，每生產一件就要虧折14.33元。榮宗敬沮喪地感歎“板貴棺材賤”。
賦稅太重，也是申新擱淺的重要原因。此外，榮宗敬和幾個兒子投機失敗，光是他們投機洋麥、洋花之類的虧損就有1 200多萬元，總公司這一項利息支出就在500萬元以上。
到1934年3月，申新在上海的廠幾乎已全部抵押出去，中國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等幾家關係密切的大銀行不肯再放款，隻有靠16家與榮家熟悉的往來錢莊暫時維持。此時申新負債累計達6375.9萬元，而全部資產總值不過6 898萬元。
當年6月月底，到期的500萬應付款沒有頭寸可以應付，申新的資金鏈斷了！
風聞申新出事，各路債主紛紛上門。在債主逼得最厲害的時候，陳光甫、宋漢章（時任新華信托儲蓄銀行董事）二人在榮公館陪榮宗敬通宵熬夜，就是怕他倒下去。
當時，無錫的茂新麵粉廠還有點力量。最緊急時，榮宗敬不斷打長途電話向弟弟求援。6月28日，榮德生長子榮偉仁連夜趕回無錫求援，他要父親帶上全部有價證券到上海救急：“否則有今日無明日，事業若倒，身家亦去。”
榮德生當時正在喝茶，執壺在手，他想：“如果茶壺裂了，即使有半個壺在手，又有何用？”他徹夜未眠，給上海打了11個長途電話，托宋漢章向張公權（時任中國銀行總裁）求救，得到的回話是：“有物可商量。”
榮德生帶上家中所有的有價證券，次日淩晨4點趕火車去上海。9點多，他將證券帶到中國銀行點交，立約簽字，先向中國、上海兩家銀行押解500萬元。16家往來錢莊的老司務或學生，一夜沒有離開上海江西路申新總公司大門口，知道榮家有了辦法，才各自散去。
人們當時普遍認為申新資產負債倒掛，榮宗敬經手債務太多，無力清償，信用不足，說話已不能算數。榮老大過去舉債經營，全力擴張，靠的是信用，信用一失，一切都完了。而榮德生魄力雖不及乃兄，但腳踏實地，關鍵時刻說話可以算數，反而讓不少人對他放心。
從1934年6月起，榮宗敬不斷向南京政府有關部門求助，給實業部、財政部、棉業統製會等部門都寫過信。當年7月，實業部提出“申新紡織公司調查報告書”，這份報告書建議借給申新300萬元作為營運資本，成立一家新公司。實際上是實業部長陳公博想乘人之危，順勢接管申新。
榮宗敬叫天不應，叫地不靈，“可憐大王幾被一班小鬼扛到麥田裏去”。
一天淩晨4點，在申新九廠俱樂部樓上睡覺的廠長吳昆生，睡夢中忽然聽到下麵禮堂有人在哭，起來一看，原來是榮宗敬。榮告訴他：“我擺不平了，欠政府的統稅付不出，政府卻要來沒收我幾千萬元的財產，這沒有道理！”
此時，吳稚暉再次拔刀相助，親自給蔣介石、汪精衛、陳公博、孔祥熙等人寫信。孔祥熙不願陳公博得到申新這塊大肥肉，不給實業部撥款，申新僥幸逃過了被官僚資本吞沒的厄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6年2月12日，榮家兄弟遭遇了創業以來最艱險的一幕。這天，宋子文在家中召集申新三大債權人——中國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和浙江興業銀行開會，這個會議將決定榮家在申新的命運。
此前，對於資不抵債的申新，時任中國銀行董事長的宋子文拋出一份“拯救”計劃，其實質就是將榮氏兄弟掃地出門。宋曾當麵對榮宗敬說：“申新這樣困難，你不要管了，你家裏每月2 000元的開銷由我負擔。”榮宗敬不敢當麵拒絕，轉身到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去找陳光甫，說自己不能接受宋子文的要求。當時陳光甫不在，該行副經理李芸侯看到他時，榮宗敬非常痛苦，簡直就要哭了。這天會前宋子文找陳光甫談過一次，按宋的計劃，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每年吃五六十萬元的虧。陳當麵不好反對，回來與李芸侯商量後，開會時就稱病在家，讓李出席。
在會上，李芸侯以宋子文的該方案會造成上海銀行虧本為由拒絕，會議最後不歡而散。陳光甫這一舉動，固然有維護自身利益的考量，但也確實有幫助老友的情分在內，正是他的臨陣倒戈，讓宋子文的野心最終沒能得逞。
這是榮家最艱難的日子，此時離他們兄弟籌辦第一家工廠保興已有35年。
1936年秋天，棉花豐收，價格下跌，而紗、布價格上揚，市場轉好，申新各廠由虧轉盈，停工的申新二、五兩廠也開工，榮氏集團終於得到喘息的機會。
可惜，不到一年，盧溝橋事變的槍聲響了！
苦 撐
1937年冬，日本侵略軍占領上海，江南國土相繼淪陷。這時，盧作孚奉命來動員榮家將工廠西遷，但榮氏上海的廠子沒有遷出一台粉磨、一枚紗錠，這是榮宗敬的決定。榮家集團隻有榮德生的女婿李國偉掌管的位於武漢的申新四廠和福新五廠遷往了內地。
榮氏兄弟留守上海的原因一言難盡，也許因為以往的經驗，從庚子年八國聯軍進京，到日俄爭霸東北，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直至北伐，榮氏集團總是善於因勢利導，在戰爭中發展壯大。但令榮氏兄弟意想不到的是，這次留守讓他們最終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當時，申新八廠號稱“五新”——新廠房、新機器、新人才、新出數、新產品，擁有126台最新式的英國精紡機，日商最為嫉恨。在他們的鼓動下，日軍轟炸了申新八廠，投下了18枚炸彈，當場炸死70多人，傷350多人。無錫、上海兩地的企業設備被毀被拆，三分之二的榮家企業沒了。12月，茂新一廠、申新三廠也被炸，榮家的發祥地茂新變成一片廢墟。
在榮宋敬的孫子榮智權的記憶裏，爺爺是一個“拿得起、放得下”的人，“雖然很忙，事很多，但是他睡覺的時候，很快就能睡著。不像有些人有很多煩惱的事，就容易睡眠不好”。但真正大難臨頭，榮老大也未必能安睡。在廢墟和灰燼中，榮宗敬悲憤交加，有一天正讀著弟弟無錫來信，他突犯腦出血倒下。好在擋車工人出身的三太太處理得當，他才僥幸脫險。一醒過來，他就馬上派人到日占區查看廠房、機器設備的受損情況。
1938年1月4日，難以忍受日軍騷擾的榮宗敬負氣離開上海，乘船赴港。2月10日，榮宗敬腦出血症複發，在香港去世，終年65歲。榮德生在漢口得知哥哥去世的噩耗，放聲痛哭，一連昏厥兩次。榮宗敬是榮氏集團的靈魂，他的病逝標誌著這個民間最大財團開始由盛轉衰。
世態炎涼，榮宗敬過世的消息傳到上海，金融界紛紛前來索債，16家錢莊同時起訴，法院批準傳人，榮氏企業再次岌岌可危。遠在漢口的榮德生，采取的應對辦法是逐件和解，承諾分期歸還。
1938年5月，榮德生抱病來到上海租界。他到申新總公司辦公，想起哥哥在世時的一切，不覺黯然神傷。他與銀團達成共識，將申新每月盈餘分為三成，一成還銀團，一成還訴訟和解的各錢莊欠款，一成還無抵押的零星欠款及維持總公司開支。
在上海，榮德生深居簡出，唯以搜購古籍、字畫自遣，等待時局好轉。
1941年，日商覬覦榮氏紗廠，由汪偽實業部派專員與榮德生商談，要他將申新一、八廠賣與日本豐田紗廠，當即遭到嚴詞拒絕。汪偽外交部長褚民誼隻得親自來滬，在國際飯店邀請榮德生麵談。榮德生派兒子榮爾仁代往，說明不變初衷，不出賣工廠和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