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故事的女主角是蘇繡藝術大師沈壽。兩人相識於1910年在南京舉辦的全國第一屆南洋勸業會，當時沈壽36歲。會上，張謇對沈的作品及鑒賞力大加讚賞。會後，張謇5次致信盛邀她來南通。1914年10月，沈壽來到南通就任女工傳習所所長。
不久，在舊金山舉辦的第20屆世博會上，沈壽繡製的《耶穌像》榮獲金獎。在沈壽赴美期間，她的丈夫餘覺居然娶了兩房姨太太，兩人的婚姻名存實亡。憂鬱成疾，沈壽生病了，張謇對她非常關心，他一麵延醫為之診治，同時讓她搬到環境清靜的謙亭靜養，並收她為學生，親自教授詩詞。
朝夕相伴，沈壽對張謇的關懷豈能無動於衷？長期臥床養病，沈壽開始慢慢地掉頭發，於是她就用自己細柔的長發繡出了張謇的手跡《謙亭》。落發不夠用，她就用剪刀剪下自己的頭發，以此繡品很含蓄地表達了自己內心的情感。
兩人神交的結晶就是《雪宦繡譜》，由沈壽口述，張謇筆錄，留下蘇繡藝術的絕唱。
南通建設是全方位的。根據張謇自己的總結，大生集團哺育了大量公益機構，包括240多所小學、6所專科學校、1座博物館、1座圖書館、1個氣象台、16家慈善團體等。
張謇在南通的開拓帶有強烈的個人奮鬥色彩，所謂“上不依賴政府，下不依賴社會，全憑自己良心做去”。至今南通還有個說法：“一山，一水，一人。”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是張謇。
擁 袁
自從投身實業後，張謇基本上不太摻和政壇紛爭。但隨著大生集團實力的壯大，其商業關係逐漸輻射東南乃至全國。此時，張謇即使想躲在南通，做一個現代陶淵明也沒有可能了。這正所謂你不惹政治，政治主動找你。
自離京城後，張謇積極參與的第一件重大事件就是東南互保。
1900年夏天，八國聯軍借剿滅義和團之名攻打北京。到了６月，張謇看到全國的動亂即將爆發，他急忙乘輪船前往江寧，會見兩江總督劉坤一，勸其“定計維持江南”。但是6月20日，慈禧太後下旨宣戰，調動清軍圍攻外國使館，並命令各省督撫廣召義民總署戰守。太後開口，劉坤一當然害怕，如果違旨自保，弄不好有殺身滅族之禍。
眼看戰火就要燒到江南。關鍵時刻，張謇聯合盛宣懷等江浙大資本家，最終說服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李鴻章，大家共同約定，實行“東南互保”，使長江以南半壁江山免於塗炭。此時，東南各省社會安定，張謇的大生紗廠“紗路大暢”，江南各省新開各種新式企業近百家。
1912年，民國初立。在南北對峙的大格局中，各種政治勢力開始重新站隊。在這場政治拔河中，張謇選擇了梟雄袁世凱的北方隊，而不是海歸總統孫中山的南派。這樣的選擇，不是一時心血來潮。
張謇的政治觀念的變遷和他的經濟事業有著密切的關係。既然選擇了實業之路，張謇對政治的考慮也就無一不是從利於實業的角度出發。
辛亥革命前後的張謇，事業局麵已經打開，正迎來一戰期間的事業高峰。從1901年至1907年，圍繞大生紗廠，他先後創辦了19家企業，初步形成了一個頗具規模的大生資本集團。這樣一個教父級的實業家，張謇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上發言，不管他願意不願意。
清朝的保守政策顯然不利於商業的發展；孫中山動用武力，不利於秩序和市場的穩定；袁世凱手握重兵，能保證國家穩定與統一，又讚成共和，當然是他當時的最佳選擇。
作為帝黨成員，張謇一直主張君主立憲。在此期間，張謇就矚目手握重兵的袁世凱，而兩人的結識那就更早了，30年前他們就一起扛過槍、跨過江。
壬午事變時，當年陪同吳長慶入朝的，除了張謇，還有比張謇小6歲的袁世凱。張、袁二人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過鴨綠江後，一文一武，在朝鮮亂局中開始嶄露頭角。後來，吳長慶回天津述職時，張謇也一道回國。吳就把慶軍在朝鮮的日常事務，全都托給了袁世凱辦理。兩個月後，袁公開投靠李鴻章，很令吳長慶難堪，吳不久鬱鬱而終，張、袁二人也因此公開決裂。
30年後，張謇既非當日的幕僚書生，袁世凱亦非當日的武夫。因為立憲、共和，曾經割袍斷義的兩人，在現實政治麵前，開始第二次握手。由此形成北袁南張，一個在朝、一個在野，南北互動、呼籲立憲的格局。
1911年（農曆辛亥年）5月11日，張謇進京途中路過彰德（安陽）。此時，慈禧已死，袁世凱被迫下野，正蟄居彰德附近的洹水河畔。對這樣一隻政治潛力股，張謇當然明白其投資價值，但對是否親自拜訪仍有顧慮。大家現在都是有身份的人，畢竟絕交多年，陡然見麵，如果冷場，恐怕顏麵很難看。在同行人員的勸說下，張謇終下訪袁決心，並仔細商討會晤細節。
這次會麵從下午5時一直進行到午夜12點，隨行者劉厚生回憶說：“我們同車的人一覺醒來，見張謇登車含笑對我們說‘慰亭（袁世凱，字慰亭）畢竟不錯，不枉老夫此行也’。”
數小時的“道故論時”，內容應當極為廣泛，交換對時局的看法想必是最重要的內容。這次見麵，張感覺袁的見識非同一般，遠在碌碌諸公之上；袁對張關注的導淮事業給予高度評價，並以人民利益相標榜，獲得張謇極大好感。臨別時，袁表示，如有出山之日，定當遵從民意，希望張謇給予多方合作。
對這次會晤，張謇抵京後意猶未盡，致函袁世凱稱：“30年別離，世事滄桑，一夜暢談，慨係橫生。”洹上會談，使袁張多年的芥蒂進一步消弭，為日後張謇擁袁做了極重要的鋪墊。
當年10月，為了慶祝大維紗廠正式開工，張謇趕到武昌。10月10日上午，張謇過江在漢口等船，晚八時登輪返滬。船開動時，他發現長江對岸起火，“舟行二十餘裏，猶見火光熊熊上燭天也”。張謇沒有想到，他居然目睹了武昌起義的烽火。
武昌起義，舉國震動。作為立憲運動的領袖、新興實業家代表，張謇的心中對革命及其可能帶來的動亂充滿了擔憂。但眼看星火燎原，江山變色，一向務實的他經過一段時間的觀望後，迅速轉向共和，辮子剪了，日記裏的時間也換成陽曆。通州很快宣告獨立，“地方秩序如常”，大生資本集團毫無損失，張詧出任地方總司令。
不久，孫中山來信邀請張謇到南京擔任民國內閣實業總長。然而，去了一趟南京，張謇反而更加堅定了棄孫投袁的決心。很多年以後，後人在張謇的日記中發現，南京會麵後張謇對孫中山的評價，僅僅四個字——不知崖畔”。說白點就是把事情想得太簡單和太浪漫了。
實際上當時民國政府政令不能出南京城，軍餉都發不出來。這樣的政權能有什麼前途？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個政治經濟學原理，張老板比革命黨領袖們更清楚。
袁世凱將“二次革命”鎮壓下去以後，張謇即於當年10月中旬前往北京，就任熊希齡主持的所謂“名流內閣”的農林工商總長。
1914年2月，熊希齡被迫辭職，張謇雖然暫時留任，但已不安於位。在內閣垮台5天後，張謇就寫信勸告袁世凱警惕已經在國內外廣泛傳播的“帝製複活”的流言，小心因此誘發新的動亂。他借用蘇軾的話以示諷喻：“操網而臨淵，自命為不取魚，不如釋網而人自明也。”
1915年2月，張謇辭去袁記政府農商總長一職，標誌著他一生全國性政治活動的結束。1916年6月，袁世凱病死。
消息傳來，張謇不由得感歎：“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來未有之會，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敗群小之手。謂天之訓迪吾民乎？抑人之自為而已。”
清 盤
1920年至1921年，上海報紙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大生股票非常搶手，但這一切都隻不過是表麵現象。
1922年，持續走紅的紗布市場突然暴跌，棉貴紗賤，虧損像瘟疫一樣，蔓延到整個行業。向來贏利的大生一廠虧損39萬多兩白銀，二廠虧損31萬多兩白銀；一廠負債709萬餘兩白銀，二廠負債125萬餘兩白銀。大生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就此來臨！
其實，這一切並非來自一朝一夕，危機苗頭其實早已存在。
一般學者認為，這次行業性危機源自外來衝擊，因為一戰結束後，外國資本卷土重來。但發生危機的當年，洋紗進口隻有107萬餘擔，反而低於1918年的118萬擔。因此，外來衝擊說很難服人。
事實上，這場危機的真正原因是早已露出苗頭的生產過剩。
1922年以前的數年內，國內棉紡業一直高速膨脹，紗廠由戰前的55家發展到65家，紗錠由55萬枚增加到163萬枚紗錠。不少“卷土重來”的日資紗廠擴張凶猛，從戰前的5家工廠、11萬枚紗錠，增長到1922年的25家、67萬枚紗錠。
與此同時，國內市場的容納程度並沒有發生多大變化，供過於求的矛盾一直在激化。生產過剩的危機之所以在1922年爆發，導火索是棉貴紗賤。
這些年，紗廠用棉由戰前的143萬擔增加到1922年的469萬擔，而國內棉花種植根本跟不上，加之1921年秋黃河、長江流域普遍發生水災，棉產銳減，原料大戰更加激烈，棉貴紗賤導致業內多數企業陷入虧損狀態。
具體到大生紗廠，則是多年積累的問題的集中發作。
這些年，以大生為中心發展起來的企事業，實際上成了一座“倒金字塔”，投資總額達到3300萬兩白銀。張謇以一己之力建設南通新世界，而支撐這一偉業的就是大生集團。從此，大生集團被張謇當做一台現金提款機，資本的運用經常服從於張謇個人的熱情和理想，大量資金被抽調到那些公益事業中。隻有輸出，沒有回報，大生的基礎早已不足以支撐。
因為沒有計劃，大生這些年的投資過快過亂。當時，除了紡紗分廠越開越多外，張謇還向交通運輸、釀酒、榨油、製皂、製鐵、電話乃至印刷出版等行業全麵出擊，用他日後自我檢討的話來說，就是“急進務廣”。但是，超生、濫生的子公司、孫公司大多都經營困難，不僅對主業毫無裨益，而且占用了大量資金，並積累起巨大的債務黑洞。
大生集團本身的管理也是問題重重，人才少，管理亂，跑冒滴漏嚴重。離開大生後，劉厚生曾感慨萬千：“大生各實業事無巨細，表麵上都要向張家兄弟請示，但他們對下麵的實情並不完全了解，讓人鑽了不少空子。集團內人才匱乏，特別是各鹽墾公司，除了江導岷可以獨當一麵，幾乎沒有第二人可以信用。”
不過，過度分紅、殺雞取卵才是讓大生走向衰敗的致命毒藥。
一戰期間，有一年年終結賬，大生付給股東的息金竟然高達50%。劉厚生在報上看到這個消息，覺得“駭人聽聞”，寫了一封長信忠告張謇：“歐美各國股息最多不過3%，上海、無錫各紗廠股息也沒有超過10%的。通州人總以多付股息為榮，而不知其違反經濟原理，風險非常大。”但這些忠告並未引起張謇的注意。
其實，張謇也許不是不知道，而是沒辦法。分幹拿盡是張家與大生股東的一項約定，不然當初如何能順利確立張家在大生集團經營管理上的絕對權力？這副毒藥當時吃起來很甜蜜，現在藥性發作了才追悔莫及。
對於股東的責難，古稀之年的張謇同樣有一肚子怨言。他說：“本人在二十五六年前辦這個紗廠，其誌不僅在紗廠，教育、慈善、公益都在考慮之中，那時人人都說好。等到這兩年不發利息了，則謠言紛起，說南通沒有一個好人。我不敢說南通沒有壞人，但目前遇到一點不順，就變得人言嘖嘖，隻知人利而不顧時勢如何，輕下判斷，這不是典型的眾口鑠金嗎？！”
其實，大生集團問題的核心，就是因為沒有公積金，加之銷售不暢，導致現金流枯竭；拯救之道莫過於及時注資，然後資產重組。據當時日資機構調查，隻需注入400萬兩白銀的流動資金，大生集團資產即可全麵盤活。
為拯救大生，張謇曾向國內銀行求助。當大生鼎盛之時，上海等地的銀行、錢莊爭相給大生上海事務所提供貸款，加上寧紹幫和鎮揚幫競爭激烈，他們不怕大生借，隻怕大生不來借。那時，大生在銀錢業眼裏，簡直就是香餑餑、搖錢樹。但銀行都是嫌貧愛富的主兒，隻會錦上添花，這時候哪會雪中送炭？向日、美財團求助，最終也沒有結果。
時來天地同發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此時的張謇，真的大有身陷絕地之感，也更加體會到什麼叫世態炎涼。
1925年，大生一廠資不抵債，被債權人組成的銀團接管，張謇成了名義上的董事長。大生改姓，南通自治事業也半途而廢。一世心血，付諸東流，張謇不由得感歎：“不幸而生中國，不幸而生今之時代。”
張謇的不幸，其實正是文人經商的悲哀。也許，張謇本人對實業救國的工具性態度，才是問題的根源所在。從某種意義上說，張謇更像是一位為國為民的政治家，而不像是一位注重投入產出比的企業家。不計成本的政治家張謇被鮮花與掌聲包圍，而麵臨虧損的企業家張謇的危機卻在悄悄逼近。
在理想與成本之間，畢竟需要一個權衡。這一點，日本人也許比中國人更清醒。有人說，近代日本與中國在實業救國上的一個最大差別就是：在日本人看來，依據經濟規律，做好實業本身就是救國，而不是急功近利地將實業與救國割裂，把實業看做是救國的墊腳石。
傷 逝
張謇曾說過:“人生要經曆3個時期:30歲以前是讀書時期，30歲至六七十歲是做事時期，70歲以後又是讀書時期。”
退出大生的管理後，勞碌一生的張謇真正開始有了一些空閑，他從濠南別墅搬到西林梅宅小居，堅持每日臨懷素帖，讀《左傳》。
1926年，張謇已是73歲高齡的老人，精力雖然有限，但依然熱心公益。這年８月月初，張謇冒著酷暑，拄著拐杖，與人一起在江堤上走了10多裏，觀察分析了主要危險地段，並籌備護江保堤的石料。一連幾天，張謇筋疲力盡，適逢氣候悶熱，他再也支撐不住，倒下了。
自此，張謇病勢轉重。兒子張孝若跟三伯父張詧商量，將張謇接回城裏濠南別墅家中，商請著名西醫診治。但畢竟年事已高，張謇病情愈發嚴重，不時陷入昏迷之中。
8月23日子夜，雷電交加，大雨滂沱。次日，張謇在床已奄奄一息，處於彌留之際。上午10點過後，各方麵有關人士都聚集到濠南。張詧扶杖含淚而至，移步至乃弟病榻旁，俯身耳語說：“汝來有所自，去有所歸，看來時機已到，要把定神誌，好好地歸去吧！”張謇微微頷首，這位不知疲倦的老人終於帶著遺憾的神情閉上了眼睛。
張謇去世的消息傳到全國各地，全國各地的唁電像雪片一樣飛到南通。胡適聞訊後，感慨萬千，他這樣寫道：“張季直（張謇，字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力開辟了無數新路，做了30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終於因為他開辟的路子太多，擔負的事業過於偉大，他不能不抱著許多未完的誌願而死。”
1926年12月，張家出殯，南通萬人空巷，遠近的民眾都來送行。
那天清晨，天氣異常晴爽，朝陽漸升，光芒四射。蔚藍的天穹，明淨到一片雲都沒有。霜露凝蓋在樹上，愈覺澈亮，寒肅之氣，侵入肌骨。
上天好像有意給他一個光明而又冷峻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