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經商靠錢，官員謀私靠權，狀元下海靠什麼？麵對狀元經商的種種質疑，張謇的回答是：自強不息。他曾對兒子說過，他“時時刻刻，抱著用世之心和創造事業的大誌”。
下海的張謇，身份很特別。他既不是有職權的官員，也不是廣有資財的買辦商人。當時敢轟轟烈烈辦廠的，也就是這兩類人。前者如盛宣懷，挾北洋大臣李鴻章之勢，利用大量國資創辦招商局、電報局；後者如唐廷樞，作為當時最著名的洋行買辦，唐不僅積累了不菲的身家，身後更有一呼百應的香山商幫的支持。
張之洞的最大支持，是給了張謇一個頭銜；而張謇本人，除了實業報國的雄心和狀元這個招牌外，並無萬貫家財。雖然作為狀元，他很受尊崇，但是他並沒有經商的經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當時的張謇類似官、商之間的橋梁，但橋梁不是那麼好當的，有的買賬，有的不買賬。這一點，很快就在紗廠募資中暴露無遺。
不錯，他有一定的政府資源，通過張之洞等人的關係，他獲得了官方的支持，可以向地方征地，與地方官僚協商動用地方財政資源。但在麵對社會時，他的資源很少，號召力也沒法和唐廷樞相比。
大生紗廠初創時采用當時流行的股份製，每股100兩白銀，計劃招集6 000股，募資60萬兩白銀。
一開始，官招商辦，包括張謇的老朋友沈敬夫在內的南通籍的朋友和幾位上海買辦願意投資入股，分別叫“通董”和“滬董”。其中，通董認購四分之一，滬董認購六分之一。張謇自己認購20股，但他自己實際上隻能拿出1 300兩，剩下700兩是沈敬夫幫他墊資。
通董比較實在，紗廠選址不久，沈敬夫等人就開始墊資建房。滬董的資金卻遲遲不能到位，不久他們又找借口集體打起了退堂鼓。滬董們退出的借口千奇百怪，真正的理由是當時上海幾大紗廠均因種種原因虧損得一塌糊塗，他們怕入股後錢就像扔到水裏去了。
不得已，張謇隻有與繼任兩江總督劉坤一商量，從官方想辦法。這時，劉坤一想到了張之洞任上留下的一批價值60萬兩白銀的紡紗機器。這批機器早在多年前就已從英國運到中國，扔在黃浦江邊無人問津，隻是用蘆席蓋著，風吹雨淋，鏽跡斑斑。劉大帥想，把這批機器作價50萬兩白銀讓給張謇，既可滿足新科狀元辦實業的願望，又可盤活這筆國有資產，可謂一舉兩得。但就是這批生鏽的機器，也被半路殺出的盛宣懷分去一半。至於辦廠的其他資金，劉大帥可就隻有口頭鼓勵，沒有實際支持了。
就這樣，大生紗廠由官招商辦變成官商合辦，官商各領一半，官方以機器作價25萬兩白銀入股。但當時官商合營的企業幾乎沒有不虧損的，連大名鼎鼎的招商局也差點破產。官商合辦弊端太多，民間商人聽說後幾乎無人敢投資。於是，張謇又與劉坤一商量，改官商合辦為紳領商辦，在這種形式下，官股隻“按年取息，不問盈虧”。
紳領商辦其實質和商辦無異，但作為領辦者，張謇的話語權就大大提高了。但權大責任也大，剩下的近25萬兩白銀的商股就要靠張謇自己想招了。張謇沒有想到，說服人投資那麼難，大生募資之旅近乎乞討。
因為籌資困難，張謇被迫一再降低目標。他們甚至連當地道觀的有限資金也吸收了，有時湊不了一股（100兩白銀），連半股也收；最小的一筆僅37兩白銀，半股都不夠，隻能算作存款。集股之難，可以想見。
在招股過程中，張謇被各色人等涮過多回，最著名的就有4次，其中最讓張謇傷心的是受到盛宣懷的忽悠。
當初，盛宣懷在分領官機的時候曾答應幫助籌資25萬兩白銀，雙方還訂有合約。但是當大生紗廠動工後，資金告急，盛宣懷卻開始支支吾吾，始終沒能兌現當初的承諾。特別可恨的是，一次，張謇到滬催款，盛宣懷佯稱正在籌集，要張謇為他寫字題詞。張謇這個老實人信以為真，不辭勞苦，寫字兩個月。狀元書畫還是挺暢銷的，盛宣懷總計賣得兩萬多兩白銀。可到了最後，這家夥仍是一毛不拔，氣得張謇恨不得當場跳樓。
1899年開機試生產時，大生紗廠運營資金僅有數萬兩白銀，甚至沒有資金購買棉花。情急之下，半個月內，他給劉坤一連發了5封信，乞求用少量的地方公款以解燃眉之急。劉坤一指示南通知州汪樹堂將存在典當行的地方公款轉存到紗廠，以先應急用。這對汪來說，隻是舉手之勞。汪卻故意刁難，甚至煽動鄉紳秀才發難，差點讓紗廠被地方民眾縱火燒掉。
遭到汪樹堂刁難後，張謇再次來到上海，一連奔走了兩個月，卻連一分錢也沒借到，急得嘴上起泡，雙眼紅腫。彷徨之際，張謇與幾個朋友在上海大馬路的電燈之下、黃浦江邊，仰天俯地，一籌莫展。在上海盤桓多日，連路費都用完了，無奈之下張謇隻得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在馬路旁賣字三天。狀元經商，而狼狽至此，讓張謇備感世態炎涼、人情冷暖。
此時的張謇，已經不是當年痛斥袁世凱的名士、彈劾李鴻章的翰林。為了籌資，那些市儈小人的冷嘲熱諷、油滑官吏的陰陽怪調、無恥文人的侮辱誹謗，他都要一概承受，不能辯駁，不敢作色。他在給劉坤一的信中表白道：“三載以來，謇之所以忍侮蒙譏，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筆凋，晝慚而夜椣者，不知凡幾。”“若不是經商，我一輩子不會和某些人來往；若不是經商，我一輩子都不會說某些我不屑於說的話。”
看來，張謇在創業者中絕對算是個長跑選手，而大生也是IPO（指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首次向社會公眾公開招股的發行方式）最艱難的上市公司之一。
就在張謇在上海灘走投無路之時，在家主持廠務的沈敬夫來信提議：“用現有棉花紡紗，用賣紗收入再買棉花，循環運轉，先幹起來。真正維持不下去了，再關門不遲！”
有了老朋友的打氣，張謇決定豁出去了，反正是個死，索性死得壯烈一些！
1899年5月23日，大生紗廠正式生產。
派 息
大生的機器在日夜轟鳴，不少人都在捂著嘴偷著樂，等著看張、沈二人的笑話。
人算不如天算，隨後幾個月，棉紗價格大漲。大生的資金流開始順暢，不但生產正常，到年底支付官、商股息後，竟然還贏利7.8萬兩白銀。
大生終於活了下來，張謇臉上的愁雲也煙消雲散。1899年年底，張謇帶著紗廠出產的棉紗，到南京去看望兩江總督劉坤一，棉紗用紅綢布紮著，一共是兩束。
“這是我們大生紗廠自己生產的棉紗，送給總督做個紀念。”張謇笑著說。劉坤一接過棉紗，仔細翻看後連聲稱讚道：“好，好，我收下！過去人們稱這種棉紗叫洋紗，織出布來叫洋布，現在我們自己也能生產了。這可全靠你的苦爭苦鬥啊，我要給你記上一大功！”
張謇說：“苦是苦一點，但這是我‘自討苦吃’，怨不得別人。” 有一句話張謇沒有說，那就是為籌措購買棉花的資金，他妻子連首飾都賣掉了。
張謇常說自己一生辦事做人，隻有“獨來獨往、直起直落”八個字，“我要去做東家，難有夥計；要做夥計，難有東家。”話雖如此，南通的龐大事業，靠他一個人是絕對忙不過來的。1905年，他在寫給農工商大臣載振的信裏說，他辦廠、開墾、興學，靠的是一友、一兄、兩弟子。一友是沈敬夫，一兄是張詧，兩弟子是江導岷、江謙。
大生初創時，除了創始人張謇外，主要靠沈敬夫等幾個元老。由書生初入實業，一開始張謇不能得到社會信任，在籌款等多方麵都須仰仗沈敬夫等人的信用。沈敬夫是當地花布商，高清是當地木材商，徐翔林是當地典當商，他們都是當地知名商人，與張謇差不多都有10年以上的交情。他們都以個人銀錢入股，因此，大家能以企業共同利益為出發點，形成利益共同體，從而使大生得以度過艱難的初創歲月。
開機兩年後，1901年2月，張謇辭去文正書院的教職，回鄉專心打理紗廠業務，正式進入企業家角色。這時，大生紗廠的經營已經走上正軌，但此時，創業團隊內部的摩擦開始顯現，特別是沈敬夫和其他董事比如高清之間的矛盾開始激化。一次，沈和高大吵了一架，不久，沈借口足疾提出辭職。張謇認為，沈敬夫憨直，忠實可信，但度量不夠，不能與其他董事和平共處，不利於大生長遠發展，痛苦斟酌後就批準了。
沈敬夫離開不久，張謇的三哥張詧進入大生，此後日常事務就由他掌管。隨後，其他大生創業元老也逐漸退出了公司的日常經營。
張謇雖是大生的精神領袖，但平時不怎麼過問廠裏具體事務。曾有女工回憶說：“四大人是大個子，四方臉，白白的。他不常到車間裏來，可是每次來之前，都會先有通知，工頭就急忙叫我們快快揩車子，掃地。”一些女工有小孩，家裏沒人帶，就把伢兒帶到廠裏。伢兒們坐在放紗的柳條筐裏，廠裏專門安排人照看，張謇見了雖覺得不像話，但也沒說話，眉頭一皺也就走了。
張謇的三哥張詧雖是花布商出身，但精於盤算，又做過官，執行力相當強。因為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所以人稱“三先生”，幹練但不免有些專斷。大生從此形成張老三主內、張老四主外的格局，二十幾年沒有變動。
但張謇畢竟隻是一個經理人，要長期擁有企業絕對管理權，必須獲得股東們的背書。大生紗廠中張謇個人的股份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不過區區2 000兩白銀（在全部資本中隻占0.4%）。由於采用“紳領商辦”的形式，從一開始，張謇在大生就享有很大的話語權。這種權威不是來自資本，而是靠他的名望與人脈，他以士紳身份，居官、商之間，擔當二者之間的橋梁，官替代不了，單純的商也不可能替代。這是他獨特的優勢。
大生紗廠的股東，除官股外，商股股東很雜。除了沈敬夫等創業元老，張謇後來招募的商股，絕大多數來自當地富商、退休的官僚或依靠祖蔭的遺老遺少，這些人對紗廠的日常管理沒有興趣，對什麼產業救國也不關心，他們在乎的是自己能否拿到高額股息。這一點，倒與官股不謀而合。
因此，建廠之初，張謇就與股東們討價還價，二者達成一種危險平衡：高息換治權。
從1899年正式開機起，大生就很少提取積累，利潤幾乎全部分紅派息，即使當年虧損，不惜借債也要發息。有了豐厚穩定的高息紅利，股東們不再關注經營方麵的任何細節，張謇對企業的絕對領導也得到了保障。
現在好了，張謇終於在大生集團內部徹底實行了“一元化”領導，沒有人在耳邊唧唧歪歪了，以後廠裏大事包括最為重要的投資決策和資金使用，幾乎都是張謇一人拍腦門說了算。就這樣，公司製在狀元郎的手中徹底走樣。
當時正是大生的上升期，企業經營得紅紅火火。大家各得其所，皆大歡喜，誰也沒去好好想過：這樣分幹拿盡，近似於竭澤而漁，一旦有個風吹草動，企業拿什麼去抗禦風險？
營 誌
與長三角地區其他差不多同時開業的紗廠相比，大生的生意分外紅火。
1903年，外紗傾銷，上海各紗廠受挫，而大生不僅獲利，而且繼續擴張，添了2萬多紗錠。之後，大生繼續迅猛發展，光是1905年這一年就賺回了半個廠。
大生紗廠之所以能脫穎而出，原因很多，但主要有這麼幾條：一是地利。南通地處長江北岸，夾在長江與大海之間，三麵環水，類似半島，戰火一般不會波及。此外，當地氣候、土壤非常適合棉花生長，向來有“種棉賣錢，勝過種稻販鹽”的說法。二是人和。南通當地熟練工人多，尋常農家的女孩多是天足，十一二歲就會紡紗，“上工能遠行，做工能九立”。而且，當地工資要比上海等地低得多，成人熟手每天工資最多1角，而全國工人日均工資1.5角至2角。三是天時。 這裏的天時，主要有兩點：一是輿論好，二是機會好。張謇以狀元辦實業，主張關稅自主，實業救國，當時的《申報》《時報》以及英文報紙《字林西報》等經常報道他的消息，稱譽他“執東南牛耳”；而聲譽日隆的大生紗廠，還趕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外國資本無暇東顧，這是中國民族產業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那些年，大生紗廠可謂利潤滾滾。麵對大把金錢，張謇並沒有沉醉其中。與一般商人不同，張謇下海的初衷是實業救國。
“營誌重於營利。”建廠之初，他就這樣向各大股東表白過。他說：“我們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動搖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就是說一切政治及學問最低的期望是使得大多數老百姓能得到最低水平線上的生活……這是儒者應盡的本分。”
南通原本是個偏僻小城，“十字街放個爆竹，全城聽得見”。1895年張謇籌辦大生之前，城內不過4萬人，沒有任何工業，隻有零星的手工業，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按部就班地過著自己的小日子。張謇用自己的雙手，改變了這一切。
“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這是張謇的口頭禪，也是他實踐村落主義、建設新南通的原則。
1899年，大生開機，當地許多男女洗腳上岸，走進工廠。1901年，為了解決大生原料問題，張謇聯合當地士紳創辦通海墾牧股份公司，許多流民走進海灘，墾牧定居。1902年，大生開機不到3年，他就與沈敬夫等捐資興建通州師範，許多娃娃從此得以走進課堂。
10年過去了，南通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1909年，劉厚生應張謇之約出任大生二廠經理。當年秋天，他隨張謇來到墾區。以往彌望皆水、浪花飛灑、鳧雁成群、獐兔縱橫的黃海之濱，已然變成一個闊大無比的棋盤。走近看，每個長方形棋格四麵都環繞著小溝渠，溝渠外是縱橫交織的道路。
墾牧區不僅人畜兩旺，糧棉豐收，還建了多所小學。沿途不斷聽到童聲合唱：“新世界，墾牧鄉。新少年，小學生。”這首張謇創作的《墾牧鄉小學校歌》，透著理想和朝氣。
一路上，張謇與劉厚生圍繞墾區未來計劃熱烈地討論著。他設想在沿海五縣開墾棉田100萬畝～200萬畝，可供50萬人～100萬人生活。途中，劉厚生禁不住插了一句：“四先生，你不愧為真正的書呆子，你竟把古時候井田製那套陳詞濫調，一件一件地實行起來了。”
這句話讓張謇興奮不已，他邊擊掌邊說：“厚生，厚生，你才是我真正的知音，別人都不了解我呀！這種事，我如不做，恐怕沒有第二個人來做啦！”
第二年的一個春暖花開的日子，張謇帶著劉厚生走進通州師範（簡稱通師）的校園。荒廢多年的千佛寺書聲琅琅，成為江淮地區最大的學堂。民間傳唱：“淮南隻有狼山高，興學隻有狼山早。”
大禮堂正中，懸掛著校訓：“艱苦自立，忠實不欺。”張謇告訴劉厚生，這些條幅，都是通師開學時他親手書寫的。在校園，張謇特意領著小劉看了廁所和食堂。他說：“辦學堂，要注意這兩處地方的清潔。看學堂，也要看這兩處是不是清潔。”
張謇在校園各處視察，直到積翠滴露，更深許久，才緩緩離去。
父教育，母實業——這是張謇村落主義的核心。通師是張謇一生最大的心血之一，他曾不止一次說過：“家可毀，師範不可毀。”
為培養多方麵人才以振興實業達救國之目的，張謇還創辦了女紅傳習所、憐工學社等多種教育機構，以適應社會對特殊技藝的需要。辛苦奔忙中，張謇一不小心被溫柔撞了一下腰，輕輕地浪漫了一把，傳出一段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