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為人民的利益而奮鬥，是為人民服務的具體體現。
1835年秋天，年僅17歲的馬克思在題為《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的畢業論文中寫道：“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而工作的職業，那麼，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作出的犧牲；那時我們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百萬人。”
雷鋒在自己的日記中也寫道：“我覺得，一個革命者就應該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為黨的事業貢獻出自己的一切，這才是最幸福的。”
他又寫道：“願在暴風雨中、艱苦的奮鬥中鍛煉自己，不願在平平靜靜的日子裏度過自己的一生。”
雷鋒正是這樣做的，他用自己的行動書寫了自己光輝的曆史。
許多人在極艱苦的環境中，對工作仍然意氣風發，鬥誌昂揚，充滿樂觀主義精神，就是因為他們認識到自己從小的艱苦奮鬥的事業是為人民服務，是人民的希望和利益所在，所以心裏就充滿著溫暖和愉快，洋溢著幸福。
第三，為人民的利益而奮鬥，是一個造就人才的大熔爐。它使人從小受到教育，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也改造著人的主觀世界。
為人民的利益而奮鬥，能提高人的覺悟，能提高人的思想認識水平，能使懦弱者變得勇敢，愚鈍者變得聰明，意誌脆弱者變得堅強，膽小者變成大無畏的勇士。
奮鬥可以鍛煉人，使人“百煉成鋼”；奮鬥可以改造人，使人“脫胎換骨”。離開為純粹的理想而奮鬥，人就要變得懦弱、愚昧、自私。
陳毅在《題西山紅葉》中寫道：“西山紅葉好，霜重色愈濃。革命亦如此，鬥爭見英雄。”
在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中，湧現出大量的革命誌士。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進程中，已經造就並將繼續造就大批強國複興的接班人，造就出人類曆史上具有崇高的精神麵貌和高度科學文化水平的一代新人。
為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而奮鬥，為真理而奮鬥，是我們幸福的源泉。我們的理想在這裏，我們把自己一生的全部精力和時間都貢獻在這裏，我們自己也在奮鬥中鍛煉成長。
在奮鬥中犧牲了，還談得上幸福嗎？
有人說：“為人民的利益而奮鬥有時難免要有犧牲，人死了是最大的痛苦，還談得上什麼幸福？”我們應當怎樣認識這個問題呢？
如果我們在世界觀上解決了“在為人民的利益而鬥爭中，即使犧牲了，也是幸福的”這個問題，那我們才能徹底地理解革命誌士的生死觀。
李大釗曾說：“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多在悲涼的韻調。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
引經據典
此句出自李大釗短文《犧牲》，寫於1919年李大釗30歲時。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被奉係軍閥絞殺，時年38歲。
1922年1月，黃愛在湖南被軍閥趙恒惕殺害，敬愛的周總理為此寫下了一首《生別死離》的悼詩，表達了他的革命的生死觀。詩的全文是：
壯烈的死，
苟且的生。
貪生怕死，
何如重死輕生！
生別死離，
最是難堪事。
別了，牽腸掛肚，
死了，毫無輕重，
何如做個感人的永別！
沒有耕耘，
哪來收獲？
沒播革命的種子，
卻盼共產花開！
夢想赤色的旗兒飛揚，
卻不用血來染它，
天下哪有這類便宜事？
坐著談，
何如起來行！
貪生的人，
也悲傷別離，
也隨著死生，
隻是他們卻識不透這感人的永別，
永遠的感人。
不用希望人家了！
生死的路，
已在各人前邊。
飛向光明，
盡由著你！
舉起那黑鐵的鋤兒，
開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種子撒在人間，
血兒滴在地上。
本是別離的，
以後更會永別！
生死參透了，
努力為生，
還要努力為死，
便永別了又算什麼？
青史留名
黃愛，湖南常德人，湖南工人運動領袖。五四運動爆發後，他積極參加反帝愛國鬥爭。曾與周恩來一同戰鬥。1920年經李大釗介紹去上海《新青年》雜誌社工作，得以閱讀大量革命文章，決心從事工人運動，並得到陳獨秀的讚許。1920年結識毛澤東、何叔衡等，並與老戰友龐人銓等，發起組織湖南勞工會。1922年湖南第一紗廠工人發動大罷工，組織大規模遊行示威。民國政府派軍警包圍勞工會，將黃愛、龐人銓逮捕。同年黃愛被殺，時年2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