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奮鬥，就要不怕吃苦，不怕困難。中國人民曆來是勤勞勇敢的，素以吃苦耐勞著稱於世界。
有些青年認為：“自古華山一條路，隻有上大學才有前途。”還有些青年一心向往在大城市工作，不願意在農村和邊疆工作。
其實，從事的事業與人民相關，上大學也好，不上大學也好，在城市也好，在農村和邊疆也好，條條道路都通向光明的前途。隻要國家有前途，我們每個人就有前途；我們的國家搞不好，大家都沒有前途。
到大學學習是一件艱苦的費腦子的事情，要攻克科學堡壘，需要付出艱苦的腦力勞動，突破重重難關，經受一次又一次失敗的考驗。
認為上了大學就可以不艱苦奮鬥了，將來可以過優裕舒適的日子，這是沒有誌氣、沒有出息的表現，能有什麼遠大的發展前途呢？
大學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沒有上過大學的人們通過工作和業餘學習也會出人才，而且會湧現出大批的人才。
問題不在於能否上大學，而在於能否勤奮學習。上大學，學習條件好，原是好事，但也可能變成壞事——躺在條件上，自己不努力，結果一事無成。沒考上大學，學習條件差，也可能成為好事，激勵自己奮發向上，為人民做出貢獻。
攀登科學文化高峰，上大學隻是一條路，其他的路還多得很，沒有路也可以走出路來。我們有廣闊的國土，何處不是“英雄用武”之地？我國有十幾億人口，也不可能個個都去做科研工作，多數人還得做工、種地和在各種平凡的崗位上工作，為強國做出自己的貢獻。
有誌的青年要在艱苦中奮鬥，在奮鬥中創業，在創業中成長。努力從腳下開拓出一條遠行的路，用汗水、智慧和毅力在現實和理想之間架起一座金橋。
唯努力奮鬥才能登上高峰
有些青年人把艱苦奮鬥理解得很狹窄，局限於繁重的體力勞動和日常的生活條件，以為艱苦奮鬥就是流大汗和生活上苦一些，看到一些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生活條件比較優越，就誤以為他們的工作很輕閑。
這種理解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絞腦汁”的腦力勞動也是一種極艱苦的勞動，任何腦力勞動的成果都要經過長期的艱苦奮鬥。未來，體力勞動會減少，但腦力勞動並不會減輕。社會越向前發展，腦力勞動的作用就越重要。
登泰山，一日可上，登珠穆朗瑪峰，數月可上，而攀登科學文化高峰，則需耗費數年、十幾年以至畢生的精力。
把“天才”的桂冠戴在某些經過艱苦奮鬥而取得巨大成果的傑出科學家、文學家和藝術家頭上，也是可以的，但如果用“天才”來解釋他們獲得成功的原因，並以此掩蓋他們的艱苦奮鬥，是片麵的。
魯迅說：“哪裏有天才，我是把別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愛迪生說：“天才是百分之一的靈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華羅庚說：“天才在於積累，聰明在於勤奮。”古今中外，試問有哪一個“天才”是一步跨上科學文化高峰的呢？
攀登科學文化高峰，要經曆一條極其艱難困苦的道路。一部科學技術史，就是一部艱苦奮鬥史。
第一，科學工作是一項艱苦的勞動，有些發明創造，需要數代人的共同努力。
試以中國古代關於圓周率的計算為例。圓的周長與直徑之比叫作圓周率（通常用希臘字母π來表示）。它的前若幹位數字是3.14159……可以無限地求下去。
早在西漢的《周髀算經》中就有“圓徑一而周三”的記載，即π=3。三國時魏人劉徽，對π值進行了長期的研究，指出“周三徑一”的近似性，而不是精密的圓周率值，進而創立了“割圓術”。
引經據典
《周髀算經》原名《周髀》，是中國最古老的天文學和數學著作，約成書於公元前1世紀，主要闡明當時的蓋天說和四分曆法，在數學上的主要成就是介紹並證明了勾股定理。《周髀算經》采用最簡便可行的方法確定天文曆法，揭示日月星辰的運行規律，囊括四季更替，氣候變化，包含南北有極、晝夜相推的道理。
他看到“周三徑一”是圓內接正六邊形的周長與直徑之比，從圓內接六邊形算起，逐步倍增邊數，經過艱苦而繁重的推算，一直算到正192邊形，得到一個新的圓周率值3.1410，仍不認為這是問題的結束。
他說：“割之彌細，所失彌少，割之又割，以至於不可割，則與圓合體，而無所失矣。”就是說，無限地求下去，正多邊形就變成了圓，正多邊形的麵積也就變成了圓的麵積。
這種看法已經包括了極限思想的萌芽。到了南北朝，祖衝之繼續推算圓周率值，付出了更加巨大而艱苦的勞動，從圓內接正六邊形算起，一直算到圓內接正24576邊形，每求一值，要把同一運算程序反複進行12次，而每一次運算程序中，又包括對9位數字的大數目進行加、減、乘、除以及開方等11個步驟。最後他求出了π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間，創造了當時世界上最高的水平，保持了將近1000年的最精確記錄。
第二，在科學研究的探討上，要不怕危險。富蘭克林關於“捕捉雷電”的實驗，即物理學史上有名的“費城實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所謂“捕捉雷電”，就是通過某種方法把天空中雲所帶的電引導下來，加以收集，有目的地進行觀測和研究。
這是電學發展史中對電性認識有著重大作用的一次科學實驗。
在18世紀當時的條件下，這是一件難以想象的、極不尋常的，甚至要冒生命危險的事情。富蘭克林出身於印刷工人，10歲就開始做工，12歲時當了印刷所徒工和賣報童。
1746年，當他40歲的時候，在北美洲的波士頓城看到別人所做的有關電學的實驗，引起了他的注意和興趣。
在朋友阿林遜的幫助下，他弄到了一件電學實驗器具、一根玻璃管和用以做實驗的說明書，開始做起電學實驗來，在電學史上第一次分出“陽電”和“陰電”。
在實驗中，他還發現帶有不同性質電的兩物體接觸時，都能發生明顯的電火花。經過反複觀察、對比、分析，他認為天空的雷鳴閃電同摩擦產生的電是一致的，寫了《論閃電和電氣之相同》一文。為了證明這一判斷，他決定從天空把雷電“捕捉”下來。
1752年7月的某一天，富蘭克林冒著生命危險大膽地在費拉德爾菲亞城進行了這個實驗。當天空烏雲翻滾、雷聲隆隆，大雨即將來臨時，他和他的兒子將一個帶有鐵絲尖端的絲綢做的風箏放上了高空[6]。
風箏用麻繩牽引，在繩的末端拴上一個金屬鑰匙，再在鑰匙孔裏拴上一根絲帶，人站在茅草棚簷下，以免雨水淋濕絲帶，使電傳到人身上。等到大雨傾盆，帶著雷電的雲來到風箏上空時，風箏立即從雲中導下了電，繩索上原來鬆散的纖維全向四周直立起來，同實驗室中使皮毛帶電的情況一模一樣。
他將鑰匙接觸萊頓瓶（當時儲電用的器具），使萊頓瓶充電，將雷電儲存起來，進行各種電氣實驗，證明了從天空“捕捉”來的電同人工摩擦所產生的電是一樣的。這就打破了“靜電”和“動電”是絕對分割開來的陳說與“天電”是“上帝之火”等神秘觀念。
但是，富蘭克林的這個新貢獻並沒有立即被科學界所接受，在英國和法國都遭到了某些權威人士的攻擊、懷疑和反對，甚至連文章也未能發表。後來又經曆了一番艱難曲折的鬥爭，並重複演習了富蘭克林所做的“費城實驗”，富蘭克林的見解才逐漸為歐洲的科學家們所公認。
第三，在科學前進的道路上，要敢於堅持真理。
曆史上這類事例也很多，最著名的是哥白尼關於太陽係的學說“太陽中心說”同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說”的鬥爭。
以托勒密為代表的地心說，認為宇宙是一個有限的中空的球體，地球不動，居於宇宙中央，月亮天、水星天、金星天、太陽天等10個球形的“天層”套著地球，日月星辰都圍繞著地球旋轉，並認為恒星天以外的“天層”是神的住處。
由於它的主要內容符合宗教教義，受到教會和封建統治階級的支持，成為西方古代唯心主義宇宙觀的一個支柱，統治了1300多年。
公元16世紀，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在《天體運行論》一書中提出了“太陽中心說”，第一次大體上描繪了太陽係結構的真實圖景，沉重打擊了作為宗教神學工具的地心說，動搖了上帝創造世界的神話，觸動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立即遭到教會勢力的惡毒攻擊，並把《天體運行論》列為禁書。
繼哥白尼之後，一些科學家勇敢無畏，不斷把“太陽中心說”推向前進。
意大利人布魯諾，就是最突出的代表。在宗教勢力的迫害下，他先後流亡瑞士、法國、英國、德國等地，積極宣傳“太陽中心說”，發表了《論無限、宇宙和眾多世界》等著作，認為宇宙是統一的、物質的、無限的、永恒的，有無數個像太陽係這樣的星係，宇宙沒有中心，太陽不過是太陽係的中心，是宇宙中一顆普通的恒星。
羅馬宗教裁判所把他逮捕起來，囚禁8年，嚴刑拷打，強迫他放棄“太陽中心說”的觀點，但他英勇不屈。
當宗教裁判所對他判處火刑時，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布魯諾還同反動勢力進行堅決鬥爭，並蔑視地說：“你們對我宣讀判詞，比我聽到判詞還要感到畏懼。”
1600年2月17日，布魯諾被燒死在羅馬鮮花廣場，為捍衛科學真理而英勇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