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魯迅博物館將所收藏魯迅生前精心收集的曆代拓本5100 餘種，6000 餘幅陸續整理、編目、分類，輯為漢畫像、碑刻、墓誌、瓦當、造像記、磚刻等卷，經西泠印社和浙江越生文化創意有限公司努力，編為《魯迅藏拓本全集》。其中《魯迅藏拓本全集：漢畫像卷I》和《魯迅藏拓本全集：漢畫像卷II》的出版（北京魯迅博物館編《魯迅藏拓本全集》，西泠印社，2014 年），不僅為漢畫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學術信息，對於所有關心漢代曆史文化的人們來說，也是好消息。
魯迅對漢畫的關注
蔡元培曾經高度讚賞魯迅繼承金石學傳統，搜購、收藏、欣賞和研究金石拓本的工作，突出肯定他對於“漢碑之圖案”即漢畫的重視：“金石學為自宋以來較發展之學，而未有注意於漢碑之圖案者，魯迅先生獨注意於此項材料之搜羅，推而至於《引玉集》《木刻紀程》《北平箋譜》等等，均為舊時代的考據家、賞鑒家所未曾著手。”
當然，簡單地說金石學者“未有注意於漢碑之圖案者”，漢畫等“材料之搜羅”“為舊時代的考據家、賞鑒家所未曾著手”，判斷似未必符合學術史的真實。我們知道，南宋洪適《隸釋》《隸續》著錄多種漢畫像石。此前涉及漢畫像石的有東晉戴延之《西征記》、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北宋沈括《夢溪筆談》、趙明誠《金石錄》等。清代金石學者多有對漢代畫像予以關注者。有的學者曾經判斷，自清末至民初，“著錄和研究漢畫像石的金石學著作”“總數不下數百種”（信立祥：《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 年，第5 頁）。
但是，我們依然可以確定地指出，魯迅對於漢畫的關注，體現出一位對於中國古典文化非常熟悉的學者特別敏銳的學術感覺。以魯迅當時的態度對照今天漢畫發現、整理、研究帶動的美術史、美術考古的學術繁榮，我們不能不感歎他超前的學術進取意識和學術創新追求，以及對學術發展前景判斷的先知先覺。
魯迅對漢畫的研究
《魯迅藏拓本全集：漢畫像卷I》收錄的《七日山畫像之三》有魯迅注：“七日山三石，魚形之一石，《山左金石誌》不載。”（140 頁）可知魯迅對其收藏對象是進行了研究的，且對前人相關論著有所參考。又《徐村畫像》，魯迅注：“此漢畫象殘石六枚，有字之一枚從河南來（字蓋偽刻），他五枚從山東來，不知確出何處。”（145 頁）這也是魯迅對漢畫曾經有所研究的例證。
他對於出土地點的特別關注，也值得注意。魯迅對於某些拓片判斷為“贗品”“翻刻”的意見（1935 年5 月14 日致台靜農信），體現出他的鑒定功夫。
《魯迅藏拓本全集：漢畫像卷II》可見編號為287 的題“甘肅成縣黃龍畫像碑”者，碑首題“黃龍”，畫麵左側雕畫“黃龍”，右上方為“白鹿”畫麵，榜題“白鹿”。畫麵左下方為“木連理”，右為“嘉禾”，右下方為“甘露之種”。“甘露之種”左側有“承露人”。《論衡·講瑞》關於漢代“瑞物”崇拜，說到“天上有甘露之種”。這幅畫像，顯然是值得重視的有關祥瑞的漢代意識史料。而畫麵左側題刻：“君昔在黽池，修崤嶔之道，德治精通，致黃龍、白鹿之瑞，故圖畫其像。”（317 頁）“昔在黽池，修崤嶔之道”的交通建設，被看作“德治精通”之政績，以致有“致黃龍、白鹿之瑞”的宣傳。而這件文物發現於距“黽池”甚遠的“成縣”，也體現相關理念的普及。這是包含漢代交通史、行政史以及政治觀念史信息的極可寶貴的漢畫資料。
這樣的文物珍存，在《魯迅藏拓本全集：漢畫像卷》中並不是孤例。
“倘能遇到，萬不可錯過也”
魯迅收集漢畫的努力，表現出對於這種古代文化遺產的傾心熱愛。他除了向友人指出這些文物“頗可供參考”（1934 年2 月20 日致姚克信）外，又曾表示，其中“極難得”者，“倘能遇到，萬不可錯過也。”對於“我有一點而不全”，魯迅心存遺憾（1934 年3 月6 日致姚克信）。他在致友人的書信中表示：“倘能得一全份，極望。”（1935年8 月11 日致台靜農信）誠心懇求朋友“代我補收”（1934 年6 月9 日致台靜農信）。魯迅1936 年10 月19 日去世。而他在8 月18 日致朋友的書信中，依然表達了對新發現漢畫資料的真誠渴望：“橋基石刻，亦切望於水消之後拓出，遲固無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