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封致王正朔的書信，有學者以為可以看作他有關“南陽漢畫像石，乃至整個漢畫像石刻藝術”的“遺囑”（王建中：《漢代畫像石通論》，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31頁）。“以‘極望’得一全份畫像石開始，以‘切望’水消之後拓出橋基畫像石告終，表現了魯迅先生對瀕臨毀滅的曆史文化遺產的無限關懷。”（王建中：《魯迅與南陽漢畫像石藝術》，《中原文物》1981 年特刊）這樣的分析，是得體的。
漢畫與“中國精神”
漢畫蘊含的精彩的文化品質，漢畫透露的漢代社會的時代精神，為魯迅所發現。他多次強調，其中有值得繼承的積極的內容。魯迅書信中在與對話人討論“中國精神”時發表這樣的認識（1935 年2 月4日致李樺信），無疑值得我們重視。
魯迅說：“惟漢代石刻，氣魄深沈雄大，唐人線畫，流動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1935 年9 月9 日致李樺信）對於以漢畫為典型代表的漢代藝術，他還讚賞道：“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漢唐雖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絕不介懷。”（《墳·看鏡有感》）我們注意到漢代民族精神表現出當時人所謂“騁馳”（《淮南子·修務》）、“奔揚”（《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馳騖”（東方朔《七諫》）、“奮迅”
（《後漢書》卷八《靈帝紀》李賢注引《東觀記》）的積極進取的英雄主義風格。魯迅又特別強調“漢代石刻”之“氣魄深沈雄大”，以及通過其他藝術形式透露的“魄力究竟雄大”。而基於“自信”的“閎放”，也是魯迅深心欣賞的。
讀漢畫，理解漢代社會的“氣魄”，通過“裝飾的花紋”的觀察，透視當時“人民”的“自信心”。以這樣的眼光看文物，顯現出魯迅作為一位文化偉人非同尋常的洞察力。他認為通過漢畫可以體會秦漢社會風貌，如“看漢代石刻中之《武梁祠畫像》”，有助於認識“秦代的典章文物”“生活狀況”，理解“漢時習俗”。不僅如此，他還建議版畫家李樺參考學習漢畫風格，以推進藝術的進步：“倘參酌漢代的石刻畫像，明清的書籍插畫，並且留心民間所玩賞的所謂‘年畫’，和歐洲的新法融合起來，許能夠創出一種更好的版畫。”（1935 年2 月4 日致李樺信）我們今天體味這樣的話，也可以獲得啟示。現今的文化創造，“倘參酌漢代的石刻畫像”，認真繼承其中的精華，同時“留心”其他文化形式，包括“民間所玩賞”的作品，再“融合”現代“新法”，“許能夠創出一種更好的”文化極品。對於曆史學學術的發展，這樣的建議其實也可以參考。
魯迅藏漢畫的文物品質
此前我曾經得到兩冊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魯迅藏漢畫象》。然而其中存在訛誤，而且未能收錄魯迅為每幅畫像所寫的文字說明。此次《魯迅藏拓本全集：漢畫像卷》補足了這一缺憾。據《魯迅藏拓本全集：漢畫像卷》“出版說明”介紹，“魯迅搜藏的拓本，其中有些原物已不存在；有些原物因歲月的磨礪，漫漶嚴重，字跡、圖像模糊不清，因此更顯珍貴。”也就是說，這些拓本本身已經成為“珍貴”的文物。此次出版，承著名漢畫研究專家、山東石刻藝術博物館楊愛國審讀第一卷，南陽漢畫館石紅豔審讀第二卷，提出了一些修改和補充意見，使得全書的學術質量又有提升。許多幅拓片以“編者注”的方式核證並補充了許多重要信息，如“立石時間”“出土時間”“出土地點”“原石現存地點”等，均明朗標示。對於若幹“魯迅藏兩幅”“魯迅藏三幅”的情形，也在注文中有所說明。
書後附《魯迅金石雜抄》（漢畫像部分） 以及《魯迅漢畫像年表》，也為相關資料的研究和理解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這當然都是《魯迅藏漢畫象》的研究者和一般讀者都應當對編者和出版者表示誠摯的謝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