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先秦時代星辰崇拜意識的流變，關注天文與人文神秘對應關係的政治解說，應當有助於認識上古信仰體係的世俗風貌和精神基底。天星名號與人物形象的結合，在秦漢時期已經可以看到明確的史例。分析元明清民俗文化現象中所見“救星”的泛用，也有助於理解形成近代中國“救星”讚頌的社會理念基礎。考察與此相關社會文化現象，可以發現天人關係學說的久遠影響，也有益於理解中國民間政治迷信的曆史淵源。
上古“星”崇拜與“祭星”禮俗
關注上古時代的天文意識，可以發現古人曾經將包括星象在內的天界秩序，看作充滿神秘意義的體係和製度。同時，又深信天文和人文的對應關係。對“星”的崇拜曾經顯著影響著社會理念和社會生活。
《書·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月星辰，五月曆數。”“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孔安國傳：“星，民象。故眾民惟若星。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亦民所好。”所謂“五紀：一曰歲”者，其實也是“星”。而“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體現出農耕社會“庶民”“眾民”的“風雨時節”期望。《漢書》卷二八下《地理誌下》：“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漢書》卷七四《魏相傳》：“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漢鏡銘文“風雨時節五穀熟”是常見句式。
《管子·四時》寫道，“東方曰星”，“南方曰日”，“西方曰辰”，“北方曰月”。在天象秩序中，“星”“辰”非常重要。而體現為“柔風甘雨”，使得“百姓乃壽，百蟲乃蕃”的即所謂“星德”，“其德喜嬴而發出節。”《孫臏兵法·月戰》：“孫子曰：十戰而六勝，以星也。十戰而七勝，以日者也。十戰而八勝，以月者也。”反映“星”在兵陰陽學說中占據與“日”“月”並列的地位。星象與兵戰的關係，又見於《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舉事而候星月。”《史記》卷二八《封禪書》記述秦漢神學中心雍地的祭祀之所：“雍有日、月、參、辰、南北鬥、熒惑、太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餘廟。”在秦帝國最重要的神祀中心規模為“百有餘廟”之信仰體係中，“日、月”之後，“風”“雨”之前，“星”即所謂“參、辰、南北鬥、熒惑、太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等，作為崇拜對象占據了當時的信仰世界中相當大的比例。據司馬貞《索隱》的解釋，“諸布”也與“星”崇拜有關：“案：《爾雅》：‘祭星曰布。’或‘諸布’是祭星之處。”西漢對秦的祠祀體係予以全麵繼承。《漢書》卷二五上《郊祀誌上》也有與《史記》卷二八《封禪書》同樣的說法。
漢代民間信仰史料也提供了重要的相關信息。河南南陽出土許阿瞿墓誌感歎這位五歲童子的夭亡：“年甫五歲，去離世榮。遂就長夜，不見日星。神靈獨處，下歸窈冥。”（南陽市博物館：《南陽發現東漢許阿瞿墓誌畫像石》，《文物》1974 年第8 期）“日星”以分別照耀晝夜的光明，受到特別的崇敬。
文物資料可見楚帛書中反映星歲紀年和歲星占的內容。曾侯乙墓箱蓋漆文表現的星象，有學者認為有確定的意義。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帛書有《五星占》（王樹金：《馬王堆漢墓帛書〈五星占〉研究述評》，《湖南省博物館館刊》2010 年）。所謂《天文氣象雜占》中的彗星圖，也各有對應的世間政治軍事現象。有的研究者稱之為“彗星圖占”（席澤宗：《一份關於慧星形態的珍貴資料——馬王堆漢墓帛書中的彗星圖》，《文物》1978 年第2 期；王樹金：《馬王堆漢墓帛書〈天文氣象雜占〉研究三十年》，《湖南省博物館館刊》2007 年）。漢墓出土畫像資料中多有表現天際星座的畫麵。較有代表性的，如西安交通大學西漢墓葬壁畫二十八宿星圖（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學西漢壁畫墓》，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91 年），南陽畫像石星象圖（韓玉祥主編《南陽漢代天文畫像石研究》，民族出版社，1995 年）等，均顯示了當時人對“星”的崇拜。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養生方》可見“敢告東君明星”等文字（魏啟鵬、胡翔驊：《馬王堆漢墓醫書校釋（貳）》，成都出版社，1992，第55 頁）。這裏所謂“明星”
指的是可以以其神力影響人生健康與命運前景的天星。這裏的“告”，應是指請示、祭告一類在神聖語境中的對話形式。
星象與人世“吉”“凶”
在古人的意識中，天際星象與人世“吉”“凶”有神秘的對應關係。
先秦秦漢社會通行的用以趨吉避凶的選擇用書《日書》中，可以看到根據星相判斷行為宜忌的內容。例如隨州孔家坡8 號墓出土《日書》中的《星》篇，在二十八星宿每宿名下各有警示文字，提醒使用者選擇時日必須注意。例如：“東辟（壁），不可行，百事凶。司不（府）。以生子，不完。不可為它事。（六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編著《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34 頁）在古人的意識中，有的星象出現預示“疾疫”，有的星象出現預示“饑饉”，有的星象出現，會預示戰爭或者政治變亂。如《史記》卷二七《天官書》：“（土星、水星、金星）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又《漢書》卷二六《天文誌》：“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三星若合，是謂驚位，是謂絕行，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中的《星》篇，也是告知人們如何以星象判斷未來吉凶的。極端的情況下將致“百事凶”，相反則有“百事吉”的預示（王子今：《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159—161 頁）。“玄戈”是星名。睡虎地秦簡《日書》有《玄戈》篇，其中寫道，在有的情況下將“大凶”，有的情況下“少吉”，有的情況下則“大吉”（王子今：《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證》，第134—135 頁）。導致最後一種情形即“大吉”
而出現的天文現象，其積極的社會作用值得特別注意。對於《史記》卷二七《天官書》所謂“黃圜和”，張守節《正義》解釋道：“太白星圓，天下和平。”對於“畢星”，又說：“星明大，天下安，遠夷入貢。”又如《漢書》卷二六《天文誌》寫道：“填星所居，國吉。”說的都是全社會普遍期望的吉祥星象。新疆民豐尼雅遺址出土織錦文字“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絲路之魂：天府之國與絲綢之路》編輯委員會編著《絲路之魂：天府之國與絲綢之路》，商務印書館、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106 頁），更是知名度非常高的體現相關理念的文物發現。
《史記》卷二五《律書》介紹了當時人知識體係中二十八宿“營室”的作用：“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就個人境遇而言，在難產往往導致母子死亡的醫療條件相對惡劣的上古時代，營室這時對於產婦及其家庭的意義，可以說有救死的作用。
擬人星：人際稱謂與星辰名號
星辰崇拜，體現古人的信仰理念中的天文觀。而天文與人文的對應，透露出有關天人關係的思想。《史記》卷二七《天官書》寫道：“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司馬遷在致任少卿的信中自敘撰寫《史記》的心誌，有“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話。班固把這段文字記錄在《漢書》卷六二《司馬遷傳》中。在《太史公自序》中介紹“八書”的撰述主題，也說“天人之際，承敝通變”。有人評價《史記》，以為正是因為追求這一境界，於是成就輝煌，“七十列傳，各發一義，皆有明於天人古今之數”。而《貨殖列傳》“亦天人古今之大會也”（〔清〕惲敬《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二《讀貨殖列傳》，四部叢刊景清同治本）。理解“究天人之際”的文意，當然不能脫離當時的文化背景，關注人們對於“天”具有濃重神秘色彩的深心崇敬。曾經就《公羊春秋》的研讀對司馬遷有所指導的董仲舒曾經應漢武帝的詢問對“天人之應”多所討論（《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漢書》卷三六《劉歆傳》說：“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史記》卷一《五帝本紀》說堯“敬順昊天”。張守節《正義》解釋為“敬天”。後世注家對《史記》文字的解說，也可見“敬天常”（《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司馬貞《索隱》引《呂氏春秋》）、“嚴敬天威”
（《史記》卷四《周本紀》裴駰《集解》引孔安國曰）等說法。如果認識到秦漢社會的“敬天”理念包含對自然的尊重，對生態的愛護，應當珍視其中值得繼承的文化因素。《韓詩外傳》卷七寫道：“善為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又說：“修往古者，所以知今也。”“《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當時，“天人”和“古今”的關係，似乎是許多人共同關心的文化命題。漢武帝說：“善言天者必有征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董仲舒說：“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公孫弘也曾經言及“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史記》卷一二一《儒林列傳》）。《淮南子·泰族》寫道：“天之與人有與相通也。”“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淮南子·要略》總結全書，也強調“尊天”“仰天”“取象於天”，“上因天時”，“合諸人則”，“通古今之論”，“經古今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變”，“擘畫人事之終”。看來，相信“天人”之間存在神秘關係是貫通“古今”的規律，代表了一種具有顯著時代特征的曆史文化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