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淩濛初著，陳邇冬、郭雋傑校注：《拍案驚奇》，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其中所謂“天救星”，或作“大救星”。明崇禎尚友堂刻本《拍案驚奇》作“大救星”。“大救星”語彙的出現，值得我們特別注意。
大家比較熟悉的文學作品，如《西遊記》中，也可見“救星”語彙的使用。第三十一回《豬八戒義激猴王，孫行者智降妖怪》：“師父在洞，幸虧了一個救星。原是寶象國王第三個公主，被那怪攝來者。”
第五十五回《色邪淫戲唐三藏，性正修持不壞身》：“孫大聖才按雲頭，對八戒、沙僧道：‘兄弟放心，師父有救星了。’沙僧道：‘是那裏救星？’行者道：‘才然菩薩指示，教我告請昴日星官。老孫去來。’”
營救唐三藏的“昴日星官”，當然是真正的名副其實的“救星”。
和“有救星”對應的是“沒救星”。《金瓶梅》第五十九回《西門慶露陽驚愛月，李瓶兒睹物哭官哥》寫道：官哥兒夭亡，“合家大小放聲號哭，那李瓶兒撾耳撓腮，一頭撞在地下，哭的昏過去，半日方才蘇省，摟著他大放聲哭叫道：‘我的沒救星兒，心疼殺我了！’”
“西門慶即令小廝收拾前廳西廂房幹淨，放下兩條寬凳，要把孩子連枕席被褥抬出去那裏挺放。那李瓶兒倘在孩兒身上，兩手摟抱著，那裏肯放！口口聲聲直教：‘沒救星的冤家，嬌嬌的兒，生揭了我的心肝去了！”又第六十二回《潘道士法遣黃巾士，西門慶大哭李瓶兒》：“西門慶歸到卷棚內，看著收抬燈壇，見沒救星，心中甚慟，向伯爵，不覺眼淚出。”
“救星”作為小說語言，亦為較高層次的知識人所接受。李贄評議《水滸》第三十八回《及時雨會神行太保，黑旋風鬥浪裏白條》：“李和尚曰：宋公明每至盡頭處，便有救星的，是真命強盜。”（《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明容與堂刻本）明代劇曲所見“救星”語彙，有孟稱舜《酹江集》：“今來遇著丈人，這是俺命兒裏該有救星，天幸得遇丈人，望賜一言救俺則個。”
也說“有救星”。又如：“【駐馬聽】枉煞心癡向猛虎叢中來救你無端負義，這鬼門關上訴憑誰，遇著頑禽蠢木總無知，道是屠牛伐樹都差異，這搭兒難回避，丈人嗬，俺不道救星兒恰撞你。”（明崇禎刻《古今名劇合選》本）又如張大複《快活三》卷上“【風入鬆】看如螺雲結晩山埋，見蜃樓海市堪怪，江豚吹浪如山大，簸箕兒輕舟風擺，許不盡豬羊賽，叫不應救星來。”（舊鈔本）講究“星氣”和“人事”對應關係的明人萬民英《星學大成》一書中“救星”凡30 見。可以推知民間俗語“救星”的普及，依然是有以“星學”為標榜的文化背景的。書中亦多言“有救星”“無救星”，如卷一五“留段”條：“火入留段，名為天剉天哭星。若人於身命見之，皆主好殺。其心不慈不仁。若有救星，卻主平善。若入陷無救星，皆坐遠配軍州不祥之禍斷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清代文學名著《紅樓夢》中，也可見使用“救星”俗語的例證。
第一〇二回《寧國府骨肉病災祲，大觀園符水驅妖孽》：“賈蓉沒有聽完，唬得麵上失色道：‘先生說的很是。但與那卦又不大相合，到底有妨礙麼？’毛半仙道：‘你不用慌，待我慢慢的再看。’低著頭又咕噥了一會子，便說：‘好了，有救星了！算出巳上有貴神救解，謂之‘魄化魂歸’。先憂後喜，是不妨事的。隻要小心些就是了。”又如第一一五回《惑偏私惜春矢素誌，證同類寶玉失相知》：“賈政忽然想起，頭裏寶玉的病是和尚治好的，這會子和尚來，或者有救星。”
“救星”：近代通行政治語彙
“救星”作為流行甚廣的社會語彙，曾經在20 世紀形成非常普遍的影響。“救星”頌歌曾經響徹寰宇，又確實深入人心。作為一種社會意識現象，“救星”期盼和“救星”依賴的心理背景其實是比較複雜的。
近世中國作為政治語彙的“救星”的早期使用，稱頌對象曾經是思想導師、政黨、軍隊以及所遵循的主義。在1927 年5 月5 日馬克思誕辰紀念日，西安六萬餘民眾集會紀念“五一”“五五”，馮玉祥、劉伯堅以及蘇聯顧問烏斯曼諾夫等出席。西安中山學院院長、共產黨員劉含初致辭，說到馬克思“是我們被壓迫民族的救星”（中共西安市委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西安市委員會誌（1925.10～2002.7） 》，2004 年，第31 頁）。中共崇明縣委於1927 年創辦的對外宣傳報紙，定名《救星報》，應當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救星”。這份報紙出自至2 期，停刊日期不詳（葉緒昌主編《江蘇革命史詞典》，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第838 頁）。毛澤東1937 年11 月分析當時形勢時指出：“共產黨和八路軍的政治影響極大地極快地擴大，‘民族救星’的聲浪在全國傳布著。”（《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毛澤東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389 頁）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也曾經寫道：“現在的世界，依靠共產主義做救星；現在的中國，也正是這樣。”（《毛澤東選集》第2 卷，第686 頁） 何其芳《全中國的人民都反對進攻邊區》一文有“他們知道誰是中華民族的真正的救星”的說法（《解放日報》1943 年7 月19 日），即指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為“中華民族的真正的救星”。
“救星”成為特定稱謂，專門用以指代政治家個人，是稍後的事情。
1940 年，陳嘉庚率“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在延安訪問考察八天。回到新加坡後，他召集第二屆南僑大會，明確地發表了自己對民族前景的判斷：“中國的希望在延安。”在新加坡一次萬人大會上的講話中，他說：“我未去延安時，對中國前途甚為悲觀，以為中國的救星還未出世，或還在學校讀書。其實此人已經四十五歲了，而且已做了許多大事了。此人現在延安，他就是毛澤東。”（胡錦昌、葉健君、黃啟昌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年度焦點（1940~1942）血肉長城》，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32 頁）1945 年，毛澤東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重慶紗廠女工致毛澤東的信中，稱他為“親愛的毛澤東——我們人民的領袖”。在表達對毛澤東的熱愛時，也使用了“救星”“大救星”稱謂。信中寫道：“我們老是想，我們不能這樣永遠過下去，我們會遇到救星的。從報紙上，從許多好朋友的口中，我們曉得中國人有了一個大救星，這個救星就是您。”（《一群女工致毛澤東同誌的信》，《新華日報》1949 年9 月1 日）1946 年農曆正月十五，延安川口區六鄉的秧歌隊來到王家坪中共中央軍委駐地，向毛澤東祝賀春節快樂，並且獻上了“人民救星”金字匾（白崇貴等：《人民救星》，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 年，第87 頁）。重慶的女工和延安的農民所使用的“救星”稱謂，體現出社會下層民眾的語言習慣。而陳嘉庚言“中國的希望”，“中國的救星”，應當是借用民間語言發表自己的政治意見。
其實，站在毛澤東敵對階級立場的另一位政治活動家蔣介石，可能更早也曾被稱為“救星”。《蔣介石日記》關於西安事變的部分，說到在臨潼被張學良東北軍孫銘九部捕捉時，“叛兵”也曾當麵稱蔣“你為中國救星”：“在餘洞穴之上聞一叛兵曰‘這裏有一個是著便衣的’。又一叛兵曰‘此必委員長’。前一叛兵曰‘先擊他一槍再說’，另一叛兵曰‘不要胡來’。餘聞此言，乃知叛兵中有能明大義者。少頃，叛兵即問曰‘你是誰’？餘曰‘餘即蔣委員長／今既為你等所執／應即可將餘槍斃／但餘尚為你的上官／除槍斃餘以外／你不得對餘有所侮辱’。叛兵曰‘你為我們中國救星／又為我國領袖／我們無敢加以侮辱／隻求你帶我們抗日而已’。此時叛兵向天空連放三槍，聲言委員長在此地。”（《蔣中正西安事變日記·1936 年12 月12 日》，胡佛學院抄寫本）“救星”在相當寬廣的社會層麵的普遍使用，作為民俗語言現象，其實也反映了人民麵對災厄病痛時的強烈的求助願望。在社會動蕩年代，這種表現成為十分醒目的文化景觀。20 世紀前葉的世情，國家民族麵對嚴重危機，救亡成為時代主題。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民間“救星”情結的顯揚是很好理解的。似乎“救星”一語的使用，起先並沒有特別的黨派與政治立場指向。我們看到，國共兩黨都曾經分別利用了民間“救星”期待，並施以有利於建構政治權威方向的引導。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社會“救星”向往的政治化與權力利用趨向。
“救星”原生名義逐漸為政治符號品質所翳蔽。“救星”原本經常被泛用或說濫用的情形有所改變，成為政治崇拜享有者的專用性代號。考察可能被看作“個人崇拜”“政治迷信”的相關現象的曆史文化源流，不宜忽略上古意識的早期傳統，也不宜忽略民間社會的底層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