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大家呂思勉（1884—1957）在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是一位具有標誌意義的重要人物。
呂思勉著作等身。他的論著包括：兩部中國通史，即《白話本國史》（商務印書館，1923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呂著中國通史》（上冊，開明書店，1940 年；下冊，開明書店，1945 年；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四部斷代史，即《先秦史》（開明書店，194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秦漢史》（開明書店，194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兩晉南北朝史》（開明書店，194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隋唐五代史》（開明書店，1948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五部專史，即《中國國體製度小史》《中國政體製度小史》《中國宗族製度小史》《中國婚姻製度小史》《中國階級製度小史》，分別為上海中山書局，1929 年，上海龍虎書局，1936 年。後除《中國階級製度小史》以外的四種收入《中國製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年；上海三聯書店，2009 年）。此外，《理學綱要》（商務印書館，1931 年）、《宋代文學》（商務印書館，1931 年）、《先秦學術概論》（商務印書館，1933 年）、《中國民族史》（世界書局，1934 年）、《中國民族演進史》（上海亞細亞書局，1935 年）等，也可以看作專史。呂思勉就史學方法的探討，也見於專著《史通評要》（商務印書館，1934 年）、《曆史研究法》（永祥印書館，1945 年）等。
關於史學研究工具的研究，他又著有《中國文字變遷考》（商務印書館，1926 年）、《章句考》（商務印書館，1926 年）、《字例略說》（商務印書館，1927 年）等。
呂思勉史學論著的豐收，是以他超乎尋常的勤勉耕耘為條件的。
據楊寬回憶：“呂先生從二十一歲起，就決心獻身於祖國的學術事業，以閱讀《二十四史》為日課，寫作讀史劄記，這樣孜孜不倦地五十年如一日，先後把《二十四史》反複閱讀了三遍。所作讀史劄記，著重綜合研究，講究融會貫通。他之所以能夠不斷寫出有係統、有分量、有見解的曆史著作，首先得力於這種踏實而深厚的基本功。”（楊寬：《呂思勉史學論著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這樣的“基本功”，沒有多少學者能夠具備。
《秦漢史》：呂思勉代表性著作
在呂思勉諸多史學論著之中，《秦漢史》是斷代史中最值得推崇的一部。《秦漢史》也是能夠集中體現這位卓越的史學家的科學精神的著作。
對於呂思勉《秦漢史》的學術價值，楊寬在《呂思勉史學論著前言》中有一段精彩的概括，我們不妨引錄在這裏：“《秦漢史》是與《先秦史》互相銜接而又獨立成書的。由於作者對《史記》、兩《漢書》《三國誌》所下的功夫很深，對於這個時期各方麵曆史的敘述和分析，十分紮實而有條理。作者認為這段時期內，就社會組織來說，新莽和東漢之間是一個大界線，從此豪強大族勢力不斷成長，封建依附關係進一步加強，終於導致出現長期割據分裂的局麵。”楊寬還總結道：“此書把兩漢政治曆史分成十一個段落，既做了全麵的有係統的敘述，又能抓住重點作比較詳盡的闡釋。對於社會經濟部分，敘述全麵而又深入。作者根據當時社會的特點，把豪強、奴客、門生、部曲、遊俠作了重點的探討。同時又重視由於社會組織的變化而產生的社會特殊風氣，對於‘秦漢時的君臣之義’。‘士大夫風氣變遷’，都列有專節說明。對於政治製度和文化學術部分，分成許多章節做了細致的論述，其中不乏創見。作者認為神仙家求不死之方，非盡虛幻，不少部分與醫學關係密切，諸如服餌之法、導引之術、五禽之戲，都有延年益壽的功效。至於道教的起源，當與附會黃老的神仙家、巫術家有關，當時分成兩派流傳：一派與士大夫結交，如於吉之流；一派流傳民間，如張角的太平道和張修的五鬥米道，兩派宗旨不同而信奉之神沒有差別，道教正是由於這兩派的交錯發展而形成。”（呂思勉：《秦漢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5—6 頁）所謂“把兩漢政治曆史分成十一個段落”，應是指《秦漢史》全書在“總論”之後就政治史的脈絡按照年代先後分列十一章，即第二章《秦代事跡》；第三章《秦漢興亡》；第四章《漢初事跡》；第五章《漢中葉事跡》；第六章《漢末事跡》；第七章《新室始末》；第八章《後漢之興》；第九章《後漢盛世》；第十章《後漢衰亂》；第十一章《後漢亂亡》；第十二章《三國始末》。這樣看來，首先，呂著《秦漢史》其實並非如楊寬所概括，是“把兩漢政治曆史分成十一個段落”，而是“把秦漢政治曆史分成十一個段落”。其次，是將“三國始末”
放置在“秦漢史”的框架之中。前者可以說是楊寬的小小疏誤，後者，則是值得上古史研究者注意的史學架構設計。
在東漢末年的社會大動亂中，曹操集團、劉備集團和孫權集團逐步擴張自己的實力，各自翦滅異己，逐步在局部地域實現了相對的安定，形成了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麵。三國時期，是中國曆史上一個重要的時期。一般所說的三國時期，自公元220 年曹丕黃初元年起，到西晉滅吳，即吳末帝孫晧天紀四年（280），前後計60 年。三國時期的曆史雖然相對比較短暫，可是對於後來政治軍事史的影響卻十分深遠。三國時期，文化節奏比較急迅，民族精神中的英雄主義得到空前的高揚，東漢以來比較低沉的曆史基調迅速轉而高亢。同時，各種政治主張和政治智謀也在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得以實踐。三國史還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三國曆史人物和三國曆史事件在後世幾乎為社會各色人物所熟知。曆史知識在民間的普及達到這種程度，是十分罕見的現象。將三國史置於秦漢史之中進行敘述和總結，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呂思勉的這種處理方式，可能和他在《秦漢史》中提出的如下認識有關。他說：“以民族關係論，兩漢、魏、晉之間，亦當畫為一大界。自漢以前，為我族征服異族之世，自晉以後，則轉為異族所征服矣。蓋文明之範圍，恒漸擴而大，而社會之病狀，亦漸漬而深。”
（呂思勉：《秦漢史》，第4 頁）於是秦漢史的曆史敘述，至於《三國始末》之《孫吳之亡》（呂思勉：《秦漢史》，第400—466 頁），隨後一節，即《三國時四裔情形》（呂思勉：《秦漢史》，第467—476 頁）以與“轉為異族所征服”的曆史相銜接。近年史學論著中采取將秦漢與三國並為一個曆史階段，在魏晉之間“畫為一大界”這種處置方式的，有張豈之總主編《中國曆史》中的第二卷《秦漢魏晉南北朝》。
《中國曆史》第二卷《秦漢魏晉南北朝》（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又題《秦漢魏晉南北朝史》，在台灣出版（王子今、方光華：《秦漢魏晉南北朝史》，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青年毛澤東在《〈倫理學原理〉批注》中這樣談到人們的曆史感覺：“吾人攬〈覽〉史時，恒讚歎戰國之時，劉、項相爭之時，漢武與匈奴競爭之時，三國競爭之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
至若承平之代，則殊厭棄之。”（《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 年，第166 頁）讀“戰國之時”的曆史，自然會關注秦的統一戰爭這條主線。而“三國競爭之時”本來即起始於漢末，如果並入漢史一同敘述，則許多人共同熟悉並深心“讚歎”的“事態百變，人才輩出”的上述四個曆史階段，都歸入秦漢史的範疇了。按照呂思勉《秦漢史》的說法，即：“戰國之世，我與騎寇爭，尚不甚烈，秦以後則不然矣。秦、漢之世，蓋我恃役物之力之優，以戰勝異族，自晉以後，則因社會之病狀日深，而轉為異族所征服者也。”（呂思勉：《秦漢史》，第4 頁）這是從民族史和戰爭史的角度，指出了秦漢曆史的時代特征，“社會”問題亦已涉及，而戰國時期和三國時期均被概括到了這一曆史階段之內。
“以新、漢之間為大界”
呂思勉《秦漢史》第一章《總論》開頭就寫道：“自來治史學者，莫不以周、秦之間為史事之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若就社會組織言，實當以新、漢之間為大界。”又說：“以社會組織論，實當以新、漢之間為大界也。”（呂思勉：《秦漢史》，第1—2 頁）這其實是十分重要的發現。兩漢之際發生的曆史變化，除社會結構外，政治形式和文化風格也都十分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