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對於秦漢史重大問題的宏觀研究，近年似乎有所忽視。
秦漢時期的社會結構、階級關係、土地製度、賦役政策、法律體係、政治理念以及社會危機和農民戰爭研究等，近年關注者有限。即使就此有所探討，視點往往也隻是集中在具體問題的考據學探索，宏觀考察和綜合分析的功夫並不到家。就秦漢農民戰爭研究而言，可以從社會史視角、技術史視角、宗教史視角深化對相關曆史現象的考察。回顧“農民戰爭史”研究的曆史，最值得我們記取的教訓，是應當努力洗刷意識形態的色彩，洗刷政治宣傳的色彩，堅持追尋曆史真實的學術原則。一些新的理論思考或許應當引起研究重視。比如，戰爭怎樣推促了社會生活節奏的變化，農民成為軍人，會怎樣因社會角色的變換釋放出完全不同的社會能量，都值得研究。意識史的考察也是必要的。司馬遷在《史記》卷四八《陳涉世家》中實際上已經開創了這樣的考察思路。從理論層次探索曆史上農民意識和農民觀念的政治影響，其實也是有重要意義的。
何茲全曾經告誡我們，社會史研究並不僅僅是社會生活史研究，更不僅僅是社會物質生活史研究。社會史研究首先應當關注的是社會重大問題，比如社會構成、社會階級關係、社會形態等。就許多學者比較集中的學術視點來看，這方麵的工作現在還是比較薄弱的。
李學勤指出：“睡虎地竹簡秦律的發現和研究，展示了相當典型的奴隸製關係的景象”，“必須重新描繪晚周到秦社會階級結構的圖景”。他說：“有的著作認為秦的社會製度比六國先進，筆者不能同意這一看法，從秦人相當普遍地保留野蠻的奴隸製關係來看，事實毋寧說是相反。”（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0—291 頁）作為上古史微觀和中觀研究方麵成就卓越的學者，他在以科學考據方法取得實證史學諸多成功的同時，亦重視“階級結構”“社會製度”問題，值得我們學習。隻是在這一方麵有實力的中青年學者未能及時跟進。
李學勤曾經分析先秦至秦漢的社會變革。他說：“東周到秦代是一個偉大的變革時期”，“我們要深刻地了解這個大時代，必須用變革的觀點去觀察其間的曆史脈絡”。“把考古學和曆史學的成果結合起來”，可以這樣認識“當時的急劇變革”：一，在考古學上，由青銅時代向鐵器時代的過渡；二，在經濟史上，井田製的崩潰和奴隸製關係的衰落；三，在政治史上，從以宗法為基礎的分封製到中央集權的專製主義國家；四，在文化藝術史上，百家爭鳴的繁榮和結束（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第285 頁）。這樣的總結也許還可以充實或者更新，但是秦漢史研究必須進行宏觀研究基點上的理論思考，我們已經看到了有示範意義的提示。
呂思勉《秦漢史》第一章《總論》開頭就寫道：“自來治史學者，莫不以周、秦之間為史事之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若就社會組織言，實當以新、漢之間為一大界。”又說：“以社會組織論，實當以新、漢之間為大界也。”（呂思勉：《秦漢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2 頁）這其實是十分重要的發現。兩漢之際發生的曆史變化，除社會結構外，政治形式和文化風格也都十分明顯。不過，對於這一曆史“大界”的說明，呂思勉《秦漢史》並沒有揭示得十分透徹。就此課題進行接續性的工作，顯然是必要的。可惜至今尚少有學者就此進行認真的探討。這樣的考察自然也需要站在科學理論基礎上的探索和說明。
有關秦漢史在整個中國曆史和世界曆史中的地位的理論思考秦漢時期是中國曆史的重要階段。而秦漢時的中國在世界曆史中有著重要的地位。李學勤在《東周與秦代文明》中還指出，秦的統一，“是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轉折點”，繼此之後，漢代創造了輝煌的文明，其影響，“範圍絕不限於亞洲東部，我們隻有從世界史的高度才能估價它的意義和價值”（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第294 頁）。
中國曆史為什麼在這時走到了這一步？這一曆史變化對於世界文化進程形成了怎樣的影響？這些問題的解答，都需要深刻的理論思考。秦漢時期的政治形式，如皇帝製度，官僚製度，郡縣製度，察舉製度，賦役製度，戶籍製度……都對後來的中國和世界產生了影響。就此進行理論分析，也是有意義的工作。
這樣的工作，也許需要經曆過比較充備的世界史學術訓練的秦漢史研究者的精心努力，或許也應當鼓勵秦漢史研究者和世界古代史研究者的學術合作。
以上討論，隻是提出了幾點粗淺的認識。其實，上述各方麵，筆者都是非常遲鈍的後進者。這裏僅僅提出問題，隻是希望和朋友們，特別是中青年朋友們交換意見，期望能夠有一個共同進步的新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