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鐵基曾經論說“漢代對先秦典籍的全麵改造”，指出“今之所謂‘傳世文獻’，主要是在漢代定型的，特別是‘群經’和幾個大學派的‘諸子’”（熊鐵基：《漢代對先秦典籍的全麵改造》，《光明日報》2005 年7 月19 日；《再談漢人改造先秦典籍——方法論問題》，《光明日報》2009 年8 月4 日）。李振宏提出“先秦學術體係的漢代生成說”。他提示我們，應當看到“漢代對先秦諸子真實麵貌的扭曲”，另一方麵，也應當理解“漢代奠定了闡釋先秦學術的思想方向”。“漢代是中國學術史上先秦諸子學體係的定型時期，後世人們對先秦諸子的認識，基本上是被框架在漢人的思想藩籬之內。”（李振宏：《論“先秦學術體係”的漢代生成》，《河南大學學報》2008 年第2 期）李振宏認為：“漢代人對先秦諸子學的解釋和改造，已經先在地給予我們一個理解先秦諸子的思想文化平台，使我們隻能在他們給定的思想框架之內來理解諸子思想。可以說，我們現在對先秦諸子的諸多看法，實際上是漢人所設定的。”論者指出：“我們所能見到的先秦諸子，大都是由漢人整理或由他們重新寫定而流傳下來的。在先秦戰亂及秦火之後，漢代大規模地搜求、整理文化典籍，是值得稱道的文化盛事，但其中也隱含著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這個重新整理與寫定先秦典籍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按照漢代觀念重新改造先秦學術思想的過程。而後人，則把漢人改造過的先秦諸子當成了先秦諸子本身，忽略了它們被改造的事實。所以，在今天提出重新認識先秦諸子學，通過剔除漢人在先秦諸子學說上附加的思想文化要素，也是漢代文化研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大課題。”我們以為也許更應當強調的，是發現和總結漢代學者“在先秦諸子學說上附加的思想文化要素”的理論價值。李振宏還指出：“隨著越來越多的戰國簡牘材料的發現，這種恢複先秦諸子真實麵目的理想追求，也將逐步成為現實。”（李振宏：《漢代文化研究需要引起新的重視》，《光明日報》2007 年12 月7 日）實際上也提醒了我們，發掘和理解漢代學者“改造”先秦諸子的工作中的理論創造，因出土文獻資料的麵世具備了新的條件。
秦漢社會思想意識的理論說明
就比較著名的秦漢時期的有理論價值的論著（如《呂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鹽鐵論》《論衡》《潛夫論》等），一些有影響的提出過新的思想理論的人物（如張良、賈誼、劉徹、司馬遷、桑弘羊、劉秀、曹操、諸葛亮等），研究論著的數量已經相當多。但是在進行新的思考時，除了若幹重複性的論說應當剔除之外，簡單化、公式化的以貼上“唯物主義”“唯心主義”或者其他什麼主義等標簽的方式有必要擯棄。我們還看到，以上論著以及這些重要的思想者所提出的理論，盡管以往研究者的工作似乎已經有相當規模，然而仍然有不少問題需要探究，有不少疑點需要澄清。例如對漢代“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這一形成重大曆史影響的文化政策，期求就此進行理論說明的學者至今仍有激烈的爭論。
秦漢時期因特殊的曆史條件生成、發展並形成重要曆史文化影響的社會意識，如“大一統”政治背景下的國家意識、多民族交融過程中的民族意識、麵對大規模戰爭的和平意識、人口迅速增殖條件下生命意識，以及多種文化因素融彙後更為豐富的數術思想，在漢文化擴張的形勢下形成的新的天下觀、四海觀，隨著經濟進步民間形成的新的富貴觀、奢儉觀等，都有必要進行理論分析和理論說明。而從理論角度關注以“忠”與“義”為主題的社會意識在當時的影響，也是有意義的研究課題。
秦漢史微觀和中觀考察的理論指導曆史研究的宏觀、中觀、微觀說，其實不能做出明確的區分。用這種說法分析不同的研究視野和研究方法也許並不準確。這裏隻是借用通常的理解，試圖討論秦漢史研究中的一些問題。
這裏所說的微觀和中觀考察，是指較具體的實證研究。包括生產工具和生活器物層麵，生活方式和社會習俗層麵，社會問題和行政操作層麵，以及地理條件和生態背景等方麵的研究。這樣的考察，不管研究者自己是否承認，也必然有一定的理論作為認識基點，以一定的理論指示考察路徑。
秦漢史領域的所謂微觀和中觀研究，近年成果非常突出。社會風習、地理條件、行政製度等方麵的工作，都有顯著的收獲。現在應當強調的，是以科學的理論為指導的重要性。
對影響中國史學數十年的理論指導，尚有扭轉簡單化、公式化的偏向的任務。對新近傳入的西方史學理論或其他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理論，其實也有避免簡單化、公式化的偏向的問題。反對“食西不化”，力戒“生吞活剝”，也許是我們應當注意的。
秦漢史宏觀研究的理論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