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又寫道：“《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通過“文辭”的“美”和“惡”，也就是“金玉”“瓦石”之別，可以看出“才”的高下，這是很明白的事情。而《易·係辭下》所謂“聖人之情見乎辭”，也許更值得我們注意。此說或許可以有多種理解。而高水準的“辭”應當有“情”作為成功表達的基本條件，這樣的解說或許也是可以成立的。作者的真切情感寄托其中，才可能使得文字具有感染力。如果作者對所論內容並沒有真誠的“情”，甚至並不堅信自己所論說觀點的合理性，要感動和征服讀者自然是不可能的。
文章應當追求“美”，而“美”其實是附於“情”的。《文心雕龍·情采》說：“老子疾偽，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雲，‘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雲，‘豔采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味李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思想的宣傳“非棄美”，或說“藻飾”“豔說”自有意義。但是論說重在“文質”，而“文質附乎性情”。這一意見，也可能接近《論衡·對作》中提倡的“旨直”和“情實”。
劉勰理解和讚同“老子疾美”，以及所謂“美言不信”。也就是說，對“美”的片麵追求使人擔心會損害其真實品質。前引文字隨後的一句話，即“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即強調了“文善”
的另一基本條件，就是“華實”。“華實”，可以理解為“華”和“實”
的兼美，而基點立足於“實”，也就是《論衡》所謂“美善不空”的“不空”。
“聖人不空作，皆有依據”
“不空”的含義，一則如許慎《說文解字敘》中所說“聖人不空作，皆有依據”。《論衡·死偽》的“實有不空”，應當也是大致同樣的意思。又《論衡》所謂“不空言”（《說日》），“語不空生”（《祭意》）等，也宣傳了同樣的理念。論辯一定要有“依據”，當然是說理有力的基本條件。
“不空”，其實還有另外的更深層次的含義。《論衡·對作》又說了這樣一番話，也許可以看作關於這一含義的說明。王充寫道：“或問曰：賢聖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黨，下至荀、孟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對曰：聖人作經，賢者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聖賢著文，自有宣傳其理論主張，“匡濟薄俗”，引導世心歸於“實誠”的主題。如果沒有這種正當的意義，則論說難免失之於“空”，流為俗等，距離“美善”境界遠而又遠。“故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
行文論事，自有意義，絕對“不空為”，“不妄作”。王充又說：“賢人之在世也，進則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說，以覺失俗。俗也不知還，則立道輕為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亂不覺悟。”他表白自己的著作就是堅持這樣的原則的，“是故《論衡》之造也，起眾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非茍調文飾辭為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盡思極心以譏世俗。”《論衡》的撰寫，誌在“實事”之“用”，絕不是輕浮地炫耀文采，“茍調文飾辭為奇偉之觀”。
不過，王充以為應當“黜”“息”的所謂“虛妄之言”“虛妄之語”即“華文”的泛濫，正迎合著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這是為什麼呢？原因在於在通常的情況下，“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正因為如此，“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為美盛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為虛妄之傳”。於是，文化的危害形成了，“聽者以為真然，說而不舍；覽者以為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這種傾向的社會影響相當深重，“至或南麵稱師，賦奸偽之說；典城佩紫，讀虛妄之書”，“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王充對此痛心疾首。他著書立說，推出《論衡》的目的之一，就是扭轉文風：“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實虛之分定，而華偽之文滅；華偽之文滅，則純誠之化日以孳矣。”
學術論著的根本原則和終極追求是推崇“純誠之化”的。人們在努力完善學術論著的文采的同時，也應當記得王充的警告，抵製“虛妄”，力戒“華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