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循學理原則，講究科學學風的嚴肅的學術論文，是否可以顯現文采？對於學術論文的文采，是否應當鼓勵和提倡呢？考慮這一問題，可以關注古來成功的、有影響的政論的行文風格，以為有意義的參考。
“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
被稱為法家思想集大成者的《韓非子》一書，純粹是嚴肅的政論性質。典型的法家代表人物或世稱“刻薄”（《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法家理論具有同樣的風格，是眾所周知的。然而《韓非子》論說的新鮮和文辭的生動，卻打動了人稱“少恩而虎狼心”（《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的冷酷的君主秦王嬴政，也就是後來的秦始皇。《史記》卷六三《老子韓非列傳》寫道：“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
司馬遷筆下還可以看到另一則大體類同的記載，這就是漢武帝發現司馬相如的故事。《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說：“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秦王政言韓非，“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漢武帝言司馬相如，“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宋代學者劉昌詩《蘆浦筆記》卷七《比事》說到宋人吳曾撰《能改齋漫錄》卷一四有《記文類對》，以為經典文獻中此類內容還有許多， 於是舉出《史記》中八例：“《漫錄》取‘類對’為一門，然經傳中可類者多矣，姑以《史記》有八事相比，因記之。”所記第三組“比事”，就是“《韓非傳》：秦王見《孤憤》《五蠧》之書”和“《司馬相如傳》：上讀《子虛賦》而善之”。宋代學者孔平仲《珩璜新論》也將這兩個故事放在一起討論，就此評價秦皇漢武的政治文化資質。他寫道：“二君者，雖用人不能終，然亦可謂知文好士之主也。”言“好士”惜其“用人不能終”，言“知文”，則是中肯的評價。
“秦皇漢武”是政治成就顯著的帝王。然而有人以為文化方麵不免欠缺，因而毛澤東有“略輸文采”的批評（《沁園春·雪》）。這兩位政治強勢人物，卻分別通過讀書，被作者的語言文字魅力打動，因此發現了人才。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司馬相如賦作具有文學感染力是理所當然的。然而《韓非子》卻在冰冷的法家政論中，以其文辭的力量實現了對帝王的神奇的心理征服，其語言效能令人感慨。
《論衡·佚文》也說到這兩件文章史上的突出事例：“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孝武善《子虛》之賦，征司馬長卿。”此外，王充又講了其他的故事，比如：“孝武之時，詔百官對?，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他就論說文字的“善”和“美”，發表了這樣的意見：“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文辭的“美善”，可以表現“才”之“高”
與“智”之“深”。也就是說，“文”“章”是否“美善”，是全麵的文化資質的體現。
“博喻之富”與“奇”的追求
對於戰國時期百家政論的精彩文辭，《文心雕龍·諸子》說：“諸子者，入道見誌之書。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紛雜而莫顯。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達，則炳曜垂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在綜合評述“諸子”思想和文字的成就時，劉勰特別表揚了“韓非著博喻之富”。
漢明帝永平年間出現“神雀群集”的祥瑞，皇帝詔令官員們就此作《爵頌》呈上，“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漢明帝閱讀了這些作品，據王充記述：“夫以百官之眾，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這裏又說到“文善”。
《文心雕龍·頌讚》：“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仲武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後，或擬《清廟》，或範《》《那》，雖深淺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頌”常用以“美盛德而述形容”，“褒德顯容”，服務於政治宣傳的性質是明顯的。而班固等五人卻以“頌”的文采贏得了“金玉”的讚譽。
“文辭美惡，足以觀才”
怎樣的文章才可以稱作“美善”？“美善”的體現，是否僅僅在於文句的“炳曜”光彩和論辯的“博喻”多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