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村務公開、財務公開或政務公開，它們的目的無非有兩個：一是為給群眾一個明白，還幹部一個清白。二是自覺地讓權力始終在監督、製約之中，防微杜漸，防權嬗變。
然而，有些人為什麼不願意“公開”呢？這其中，不排除有的人心中有“鬼”，要麼他還準備做一番不光彩的手腳，因而用種種借口阻撓、拖延、敷衍，甚至又出現“幹部出數字、數字出幹部”的怪事。這樣，久而久之，就必然滋生腐敗。
報載：原安徽省農科院副院長孫明在11個月報銷話費22萬元。中國第一大稅案浙江金華縣從1994年起在三年時間裏，有218家企業騙開增值稅發票，計價票63億元，給國家造成高達7.5億元的損失。正如朱鎔基總理所批示的：“這麼大的數目，為什麼早沒有發現？”
是的，這些案例都一再警示人們：不實行“公開”，會有多麼嚴重的惡果。
寫到這裏，該不該公開，為什麼公開，為誰公開該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了。
總而言之，即為公仆，就要為民負責。
（原刊《黨風與廉政》雜誌1999年9期）
端正你的形象
忽然間，街上冒出了遍地的“大蓋帽”，令人頭暈目眩。老百姓揣摸：政府一天喊著依法治國、依法治縣、依法治村，或許這日漸增多的“大蓋帽”就是一種表現形式罷。
“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百姓對此也都理解；可是，最難理解的是，那些代表一個國家、一級政府、一個部門（單位）形象的“大蓋帽”們的言行舉止，或粗魯下流，或俗不可耐，這倒反而歪曲、褻瀆了“大蓋帽”的神聖。
由此，使我想起了當兵的時候，每逢禮拜天外出，總要在營門口專門立的鏡子前認真地整理好軍容風紀，等所有細節都無損一個軍人的形象了，哨兵才容許你邁出大門。到了街上，還不時有威武的軍人糾察隊來回巡邏……應該說，正是由於部隊嚴格的要求，這才訓練出了一支在群眾中頗有聲望的“威武之師”、“文明之師”。
我們曾多次在電視的鏡頭裏看到小品演員陳佩斯扮裝的“警察”、“軍人”，無不都捧腹大笑。何也？這倒並不是說他不配，而是他的那個“行頭”有點太不端正了。
可是，生活中我們所見到的一些真正的“大蓋帽”不及陳佩斯的又有多少呢！
在飯店、酒館裏，經常有一些穿製服者敞胸露懷，歪著衣帽，吆五喝六；在一些公共場所，亦有仰仗一身“虎皮”而大施淫威，逞凶霸道、無理取鬧者；甚至在一些執行公務的隊伍中，有一些奇裝異服，上身看似“警察”，下身卻又“牛仔”，一副警不警、匪不匪的怪模樣，總而言之，烏七八糟。
憑心而論，這類形象，怎能不損害黨群幹群的關係呢！怎能不讓老百姓戳著脊梁罵娘呢！
現在，有權力上的腐敗，有金錢上的腐敗，我認為，這則是一種形象的腐敗。權力和金錢的腐敗還有它們一定恥於見人的隱藏、躲閃性，而形象上的腐敗卻是赤裸裸的、一副厚顏無恥、不以為然的麵目，讓人看了更覺得惡心，也不由得有點傷心。
所以，端正形象是每一個單位、每一個部門都應該重視、都應該警醒的。
記著古人說的一句話：“莫以惡小而為之”。
（原刊《黨風與廉政》雜誌1999年10期）
謹防“攬”出的腐敗
生活中，我們不難看到，每當一些單位、部門的領導、幹部或其他部屬出現了問題，遇到有不正之風的表現，群眾不滿呼聲強烈，上級責成查處之時，這些單位（部門）的領導、或者是領導群體，並不是針對那些存在的問題進行實事求是地查處、改進，弄清責任，正確處理，而是事無具細、統統的包攬，借組織之手欲蓋彌彰。
這種“攬”，實質上就是一種護短。其主要原因，無非表現為：
“攬”主要是為了“報恩”。由於部分人以個人私情出發，加上他沒有一個正確的人生觀，在單位裏拉幫結派，不以黨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因而遇上了和自己同一“派性”的人有問題，便置一切法紀、原則於腦後，伸出大手“捂攬”，為的是以“滴水之恩”換以“湧泉相報”。
“攬”是為了保持某種“榮譽”。有些單位（部門），為了保持“先進”的地位不動搖，亦或是為了達到某一創佳標準，故而對單位（部門）、個人出現的有礙“榮譽”順利加身的錯誤以種種借口“包攬”，唯恐那些問題一票否決自己的成績。
“攬”是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名為“攬人”，實為“護已”。從諸多案例中我們不難看到，目前在反腐敗的過程中，集體犯罪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瓜葛牽連一窩黑，在偵察的過程中一旦涉及到一個人，便牽聯到複雜的“利益共同體”，為了不致“一損俱損”，因而紛紛“阻攬”，為的是轉移視線，阻撓破案。
不論是出於一個什麼目的的“攬”，總而言之，“攬”就是為了抹煞他人（或自己）的錯誤，就是包庇醜惡、犯罪，不利於犯錯誤的人吸取教訓，痛改前非。實質上，這種“攬”本身就是一種腐敗。
古語說：“忌”過不可不必，防“過”、知“過”、治“過”必不可少。
是的，我想，在我們未有窮期的反腐敗過程中，首先要消除各種“攬”的思想和環節，腐敗分子就又少了一個溫床。
（原刊《黨風與廉政》雜誌199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