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戴震的語言哲學思考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語言哲學綱領與方法，開始了利用文字、詞彙、語言的新工具從事哲學思考的語言學轉向，那麼，其後學如段玉裁、高郵王氏父子、阮元等人則進一步對通道之“字”的新工具進行鍛造，在更加精細的經典訓詁層麵追尋經典的原義，從而實現對經典原義的還原。如何徹底地實現對古代經典意義的還原呢？那就必須找到經典的關鍵詞的“本義”，這樣才能真正地獲得經典的原初意義。所以，阮元說：“古聖人造一字必有一字之本義，本義最精確無弊。”[221]
他在辨別“佞”與“仁”二字的意思時說：“是故解文字者，當以虞夏商周初、周末分別觀之。”[222]阮元注意到文字意義的曆史演變過程，在文字、語言與經典意義的解釋與研究過程中，體現了曆史主義的思想，這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戴震過於重視語言的共時性特征，相對忽視語言的曆時性特征的偏頗。簡括地講，阮元追求本義的曆史還原主義思想是通過“因音求義”和崇尚漢人古訓的方法來實現的。
（一）“古字義隨音生”
但若“財成”一詞如王引之所言，即“成”字，則阮元此考據又成了新問題。
在《釋門》篇，阮元說道：
上述新思想的出現，全是依托音訓方法。由此可見，乾嘉時期哲學的語言學轉向，的確給該時代的哲學思考提供了新的活力。
（二）崇尚“漢人之詁”的複古主義方法
對於文字訓詁標準的選擇問題，阮元的思想中有崇尚古人的複古主義方法與“實事求是”超越時空的本質主義學術理想的矛盾。他一方麵說：“餘以為儒者之於經，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從注可，違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賈義疏之例也。歙程易田孝廉，近之善說經者也，其說《考工》戈、戟、鍾、磬等篇，率皆與鄭注相違，而證之於古器之僅存者，無有不合，通儒碩學鹹以為不刊之論，未聞以違注見譏。蓋株守傳注，曲為附會，其弊與不從傳注憑臆空談者等。夫不從傳注憑臆空談之弊病，近人類能言之，而株守傳注曲為附會之弊，非心知其意者未必能言之也。”[228]另一方麵他又說：“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為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尚未起也。……吾固曰，兩漢之學純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229]
他甚至簡單地從曆史時間的角度出發，論證漢人的訓詁具有可靠性。他說：“漢人之詁，去聖賢為尤近，譬之越人之語言，吳人能辨之，楚人則否，高、曾之容體，祖、父及見之，雲、仍則否，蓋遠者見聞終不若近者之實也。……謂有誌於聖賢之經，惟漢人之詁多得其實者，去古近也。”[230]
這一崇尚漢人訓詁的思想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實事求是”哲學主張的積極意義。並使他的哲學方法論與其哲學目標之間存在巨大的張力。而阮元思想中存在的這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以惠棟為代表的“吳學”與以戴震為代表的“皖學”兩者之間的學術目標不同所導致的。“吳派”唯漢是崇，而“皖派”重視求真求是。阮元想調和兩派的思想，因而在自己的思想體係中出現了顧此失彼的現象。
以戴震、段玉裁、焦循、阮元等為代表的18世紀中國哲學，通過語言分析，以及典章製度的研究，以“人文實證主義”的方法重新闡釋原始儒家的思想，從而達到對官方提倡的程朱理學的批判。其理論貢獻主要有兩點。第一，將中國傳統哲學以求善為目標的思維方式，轉向了以“求真”為目標的思維方式。“實事求是”成為那個時代的主要精神努力的方向。“求真”精神為日後中國知識階層接受現代西方自然科學知識提供了思想的溫床。盡管這種精神努力方向與同時期西方社會興起的以自然科學為主體的“求真”思潮相比，並沒有帶來更加巨大的社會變化。第二，在這一精神努力方向的指引下，傳統的語言學（廣義的，包括語文學）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特別是文字學、音韻學、版本學、校勘學的發展，使得這一時期的文獻整理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而且，乾嘉末期的金石學的興起與發展，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甲骨文、金文學的研究奠定了學術與思想的基礎。很多傳統經典經過這一時期學者的整理、校對，由以往的不可卒讀變成了文從字順的善本圖書，為19、20世紀學者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可供資借的文本。
當然，18世紀中國哲學的實證化傾向，其自身也有弊病，特別是乾嘉學術的後期，很多學者陷入了細枝末節的考證之中，思想光芒逐漸減弱。像阮元、段玉裁、高郵王氏父子，其哲學思想遠遜於戴震，基本上沒有多少突破，有些地方還有很大的倒退。不過曆史的發展總會有自己的內在邏輯。正當乾嘉考據學走向衰落的初期，清代的“公羊學”卻在悄然興起。作為清代由古文經學向今文經學轉化的關鍵人物龔自珍，其語言哲學及其思想的轉化，恰好預示著乾嘉考據學的自我轉化。這是曆史的偶然呢，還是透過這一偶然的曆史人物顯示了某種曆史的必然呢？
[1] 《經韻樓集》卷四，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434冊，626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下所引皆以《續修四庫全書》版本為底本。《經韻樓集》共十二卷，卷一至卷四收錄在《續修四庫全書》第1434冊中；卷五至卷十二收錄在《續修四庫全書》第1435冊中，下不再注出。
[2] 《娛親雅言序》，見《經韻樓集》卷八，75頁。
[3] 《娛親雅言序》，見《經韻樓集》卷八，75頁。
[4] 《娛親雅言序》，見《經韻樓集》卷八，75頁。
[5] 《左傳刊杜序》，見《經韻樓集》卷四，626頁。
[6] 《周禮漢讀考序》，見《經韻樓集》卷二，589頁。
[7] 《江氏音學序》，見《經韻樓集》卷六，27頁。
[8] 《經韻樓集》卷六，71頁。
[9] 《六書說》，見《說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下，833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0] 《古異部假借轉注說》，見《說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下，832頁。
[11] 《古音義說》，見《說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下，816頁。
[12] 《經義雜記序》，見《經韻樓集》卷六，72頁。
[13] 《經義雜記序》，見《經韻樓集》卷六，72頁。
[14] 《經韻樓集》卷四，625頁。
[15] 《“在明明德，在親民”說》，見《經韻樓集》卷二，616頁。
[16] 《〈大學〉“此之謂自謙鄭注”釋》，見《經韻樓集》卷三，617～618頁。
[17] 《經韻樓集》卷四，634頁。
[18] 《經韻樓集》卷四，634～635頁。
[19] 《聘禮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見《經韻樓集》卷二，593頁。
[20] 《“在明明德，在親民”說》，見《經韻樓集》卷二，616頁。
[21] 《“在明明德，在親民”說》，見《經韻樓集》卷二，616頁。
[22] 《“在明明德，在親民”說》，見《經韻樓集》卷二，616～617頁。
[23] 《周禮漢讀考序》，見《經韻樓集》卷二，589頁。
[24] 《孟子“聖之於天道也”說》，見《經韻樓集》卷四，634～635頁。
[25] 《春秋經“殺”“弑”二字辨別考》，見《經韻樓集》卷四，620～621頁。
[26] 《晉裏克弑其君之子奚齊》，見《經韻樓集》卷四，623頁。
[27] 《君母弑君當書弑論》，見《經韻樓集》卷四，624頁。
[28] 《君母弑君當書弑論》，見《經韻樓集》卷四，624頁。
[29] 《經韻樓集》卷四，627頁。
[30] 《說文解字注》一篇上，15～16頁。
[31] 比較代表性的專門研究成果有：陳居淵的《焦循阮元評傳》，賴貴三的《台海兩岸焦循文獻考察與學術研究》，劉建臻的《焦循著述新證》等。其他的思想通史，明清思想史、哲學史和學術史等均有專門章節涉及焦循的思想與學術成就。
[32] 最近，日本學者山口久和在其所著的《章學誠的知識論——以考證學批判為中心》（王標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一書中，對章學誠思想中重視研究者主體性的思想有比較充分的闡發，值得重視。
[33] 參見吳根友：《言、心、道——戴震語言哲學的形上學追求及其理論的開放性》，載《哲學研究》，2004（11）；《乾嘉時代的“道論”思想及其哲學的形上學追求》，《儒教文化研究》第九輯，首爾，韓國成均館大學，2008；《試論阮元哲學思考的語言學路徑及其得失》，載《哲學研究》，2008（9）；《試論戴震的語言哲學思想》，載《中國哲學史》，2009（1）；《段玉裁的“求是”精神與其語言哲學思想》，載《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2）。
[34] 章學誠：《與周永清論文》，見《文史通義新編新注》，726頁。有關此一問題的論述，可以參見[日]山口久和：《章學誠的知識論——以考證學批判為中心》，王標譯，169～268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5] 《隨園詩話》卷五，見《袁枚全集》第三冊，141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36] 龔自珍的典型論述有：“眾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變造羽毛肖翹，我理造文字語言，我氣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別造倫紀。”（《壬癸之際胎觀第一》，見《龔自珍全集》，12～13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