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叢書所收入的五種中國教育史著作，可以看成是世紀之交中國的中國教育史研究中“新社會史”取向的嚐試，它們所關注和研究的是曆史上的教育究竟是“怎麼發生”的。這五種著作，分別研究了中國傳統童謠、中國傳統遊戲、中國傳統尊師風俗、中國大學教授和中國學校校訓。童謠、遊戲、風俗、教授、校訓，這些問題在以往的教育史研究中涉及不多，甚至有些還是研究空白。選擇這些研究主題並不是出於獵奇之心，也不是好走旁門左道，而是表達了我們對教育曆史的理解。
除以叢書形式出版的著作外，教育史工作者還以專著的形式出版了眾多體現新思路、新方法、新視角的著作，為拓展教育史學科的研究空間貢獻了集體智慧和學術力量。
五、以教育史博士為主體的教育問題研究
黃書光在《張瑞璠先生與教育史學科建設》一文中就曾指出：“張先生認為，教育史研究要注意理論創新，不能盲目套用外國教育成法，要善於挖掘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本土教育哲學。他主張通過‘古今彙合’,係統開展中國教育哲學史研究。其實，張先生的‘兩高峰’說絕非一般的泛泛而談，而是以深厚的學理研究為基礎的。他指導的8位博士生絕大多數都定位在此‘兩高峰’中選擇論文題目——《先秦儒道教育思想比較研究》(丁鋼)、《先秦法家教育思想研究》(姚能海)、《儒墨的義利觀與教育哲學思想》(陳超群)、《先秦兩漢人性論與教育思想研究》(廖其發)、《程朱學派教育思想研究》(黃書光)、《二程的義利觀與教育哲學思想》(黃明喜)、《樂教源流新探》(金忠明)、《傳統教育哲學的初步轉換：明末清前期的啟蒙教育哲學》(施扣柱),這些論文題目固然有博士生自己的學術興奮點，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張先生特定時期所關注的研究領域及其學術重心。”①正如田正平、潘文鴦所言，“學位論文往往承載著申請者本人和指導老師甚至包括學位申請單位的學術聲譽，蘊含著師生兩代人的辛勤勞動，從一定意義上講，它的形成本身就意味著一種學術貢獻和創新”②。可見，從教育史專業開始招收碩士和博士研究生以來，以他們為代表的群體對教育史學科建設及教育史研究作出了很大貢獻，特別是21世紀以來，隨著教育史專業學位點的增加和研究生招生人數的增加③,教育史博士(包括教育史碩士)成為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力量，尤其是他們所做的學位論文可以說幾乎都是教育史領域特定專題研究的學術代表之作。
無論是中國教育史專業還是外國教育史專業，教育史博士在獲得博士學位後，都會自主或由導師或相關學術單位組織來出版發行自己的博士學位論文，這成為體現和反映教育史學科前沿學術動態的重要成果信息。我們試以外國教育史專業以叢書形式體現的美國教育史研究方麵的學術成果為代表——“美國教育變革研究叢書”和“美國教育史研究論叢”,從局部來呈現教育史博士作出的學術貢獻。“美國教育變革研究叢書”(張斌賢)共包括：《美國博雅學院的現代轉型》(劉春華)、《美國城市學校製度的建構》(李朝陽)、《美國教育學科構建的開端》(陳瑤)、《美國教育學界精英群體的興起》(康紹芳)、《杜威教育思想的形成》(塗詩萬)、《美國州立大學董事會權力的變遷》(崔高鵬)、《美國公共學校種族隔離的終結》(祝賀)、《美國聯邦政府幹預高等教育機製的確立》(郝豔萍)、《美國學校公民教育的轉向》(馬文琴)、《美國州高等教育財政政策的變革》(劉冬青)十部著作。“美國教育變革研究叢書”的“總序”①中寫道：
從2001年起，北京師範大學外國教育史教學科研團隊一直把美國教育史作為主要的研究領域之一。十餘年來，我們陸續承擔和完成了二十多項全國教育科學規劃課題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先後培養了數十名博士和碩士研究生，累計出版了數十種著作和譯著,發表了數以百計的論文。迄今為止，美國教育史研究已成為北京師範大學外國教育史學科建設的基本特色，在國內教育學界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
為集中呈現團隊的研究成果，2008年以來，我們先後在河北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美國研究型大學探索譯叢”(6種),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京師高等教育發展論叢”(8種),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美國教育經典譯叢”(10種),並組織編寫了“美國著名大學校長評傳”(10種，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若要深入認識和理解美國教育的曆史，則應當轉換視角，從對宏觀的曆史過程的把握轉向對微觀的曆史事件的認識，更多地關注那些在美國教育曆史發展過程中具有重大意義的、具體的和微觀的曆史事件與曆史現象，更多地關注那些在美國曆史轉變時期所發生的重大教育變革。……
這套“美國教育變革研究”叢書所收錄的著作，正是我們團隊近年來轉換美國教育史研究視角所做嚐試的初步成果。
“美國教育史研究論叢”(朱文富、何振海)共包括：《哈佛大學發展史研究》(郭健)、《美國州級公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構建與變遷》(何振海)、《美國黑人教育發展研究》(屈書傑)、《美國康奈爾計劃發展研究》(朱鵬舉)、《自我指導與教師幫助——諾爾斯成人教育思想研究》(田山俊)、《蒙台梭利學前教育思想及其對當代歐美教育的影響》(張蒞穎)、《美國學人留德浪潮及其對美國高等教育的影響(1815—1917)》(梁麗)七部著作。“美國教育史研究論叢”的“序言”①中寫道：
河北大學教育史博士點自創立至今，已走過整整30年的曆程。1986年，經國務院學位辦審批，我國著名教育史學家滕大春教授(1909—2002)在河北大學組建起新中國首個外國教育史博士點。1988年開始招收首屆博士生，並於1991年培養出新中國第一位外國教育史專業博士。……自博士點設立以來，美國教育史始終是我們曆屆博士生論文選題的重點領域。這首先與其獨特的學術價值有關。美國教育曆來是教育史界重點關注的研究對象。……此外，河北大學教育史博士點創始人滕大春教授及其後的學科帶頭人賀國慶教授在美國教育史領域的研究旨趣，也是我們長期致力於美國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動因。滕大春教授的《今日美國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和《美國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賀國慶教授的《近代歐洲對美國教育的影響》(河北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和《德國和美國大學發達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不僅是國內學界公認的該領域最具代表性的重要成果，同時作為河北大學教育史博士點的基礎教材和必讀書目，也深刻影響了我們曆屆博士生的選題方向。在已通過答辯的94篇博士學位論文中，以美國教育史為研究對象或主要研究對象的論文共有46篇，內容涉及基礎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等各個層次，涵蓋教育思想與理論、教育政策與管理、學校教育製度等各個領域，形成了較為完備的成果體係。
為了更好地展示博士點的人才培養成就和學術研究成果，我們從已有的46篇博士學位論文中遴選出7部作品結集出版，並誠摯希望得到學界同人的批評指正，為河北大學教育史博士點的健康發展繼續提供支持。
由此可見，無論是“美國教育變革研究叢書”還是“美國教育史研究論叢”,它們都是外國教育史學科對美國教育史研究持續關注的學術成果，代表了以教育史博士為主體的研究群體對教育史學術傳統的延續和傳承。同樣，正是這種對學術傳統的延續和傳承推進了教育史學科整體向前發展。教育史博士既是攻讀學位、專研學問的學生，更是未來學術傳承的主力軍。正是一代代從學生到教師之間角色的轉換，推動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史學持續不斷地向前發展。
六、以新中國教育親曆者為個案的教育口述史研究
王炳照在《王炳照口述史》“前言”①中指出：“對於口述史這個形式，我一直是很有興趣，也是我比較關注的。中國教育史學科的研究方式、範式相對簡單、薄弱。近些年來，我希望能借鑒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比如人類學的、曆史學的、社會學的，引入中國教育史的相關研究中。我總覺得，口述史不應僅僅是個體的自傳人生，更應該是在大的曆史背景下，體現的是個人生命所承載的時代要求和學術追求。對於‘話語分析’和‘敘事’兩種傾向的著文方式，我更傾向於明了易懂、饒有趣味的‘敘事’,於是‘講故事’成為本書風格；在學生整理口述史的過程中，我要求一定要結合檔案資料相互印證，這也算是對口述史這種記錄曆史方式的一種探索吧。”周洪宇同樣認為：“敘事與口述研究具有其他表達所缺乏的優越性：一是敘事與口述史料的‘在場性’‘生活性’‘精神性’特征，可以更好地發揮‘存史’與‘釋史’功能；二是敘事與口述方法貼近生活，具有可讀性，可以與官方史料形成互補，為教育政策的製定提供民間的聲音，更好地服務於現實；三是敘事與口述史學可以將教育史學工作者從書齋中解放出來，更好地參與、服務並享受生活；四是敘事與口述作品以
第一人稱的方式講述故事，融教育於生活中，極富現實性和鮮活性，通俗易懂，具有大眾教育的功能。”①可見，教育敘事與口述研究極具教育價值。試想，如果讓新中國教育史學70年發展曆程的親曆者來講述自己與新中國教育史學之間的故事，那麼其中的鮮活與生動會最讓人難以忘記。正如於述勝在《中國教育口述史》(第一輯)“前言”中所言：“幾年前，我到國家教育行政學院開會，俞教授(俞家慶)語重心長地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經快60年了。這段教育史的重要經驗、教訓需要認真記錄和總結。研究這段曆史，不能隻倚重官方文獻，更要關注各種教育人物的親身經曆。建國之初參加教育工作的人，現在也都在80歲上下了，用口述史來搶救教育史料迫在眉睫。北京師大是中國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基地，對此責無旁貸’。受此激勵，2009年，我申得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製度變遷與知識生產——以北京為中心的新中國教育學口述史’,並主持北京師大‘985工程’三期課題‘新中國大學教育口述史’。”②在於述勝主編的《中國教育口述史》(第一輯)中，記錄和整理了郭齊家口述的《知識與信仰之間——郭齊家教授口述史》、田正平口述的《我的大學，我的同學》、易琴撰寫的《華東師範大學首屆教育史研究班探索》、陸有銓口述的《傅統先教授的學術人生》、於述勝和王俊明整理的《真直實幹的教育學家——陳信泰教授訪問記》、張良才撰寫的《陶愚川先生的教育史研究之路》、陳信泰口述的《憶陶愚川先生》等，為我們呈現了鮮活的關於新中國教育學的鮮活記憶。此外，於述勝團隊在2010年期間先後整理的口述資料有：《曲阜師範大學陳信泰教授口述資料》(2010年3月)、《北京師範大學郭齊家教授口述資料》(2010年4月)、《浙江大學田正平教授口述資料》(2010年6月)、《北京師範大學何曉夏教授口述資料》(2010年6月)、《北京師範大學高奇教授口述資料》(2010年6月)、《北京師範大學蔡春先生口述資料》(2010年6月)、《北京師範大學劉德華教授口述資料》(2010年7月)等。與此同時，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先後出版了啟功(2004年)、顧明遠(2007年)、潘懋元(2007年)、王炳照(2010年)、林崇德(2010年)、黃濟(2010年)、盧樂山(2012年)、吳式穎(2015年)、樸永馨(2017年)等新中國教育親曆者的口述史著作。
我們試選取王炳照和吳式穎的口述史目錄，來品味先生們曾經經曆的新中國教育史學的曆史過往。《王炳照口述史》(王炳照口述，周慧梅整理，2010年)共七個部分的主要內容：①“我的出身”;②“我的少年時代”;③“俄語學院求學”;④“在北師大的八年時光”;⑤“混亂歲月”;⑥“學報編輯十七年”;⑦“重回教育係”。在這七個部分的內容中，王炳照不僅向我們講述了自己的出身經曆和少年時代的生活和學習曆程，還向我們講述了自己的大學學習以及後來的教學科研方麵的人生曆程：教育史研究班、璀璨的名師隊伍、文科教材編寫、研究班畢業、我與北師大文科學報、客串教育史教學、
奉師命研究書院、第一屆中教史博士、我與《中國教育通史》、挖掘《呂氏春秋》教育思想、我與國務院學科評議組、《中國教育思想通史》啟動、我與《教育史研究》、我與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史分會、我與《教師教育研究》、《中國教育製度通史》啟動、我與《中國教育大百科全書》、我和地方史誌辦公室、我與《教育學報》、主編師大百年校史等。我們既感受到了王炳照對中國教育史學科建設的貢獻，又深切體會到了先生個人在教育史學研究方麵付出的努力和心血——《中國教育通史《中國教育思想通史《中國教育製度通史》,以及後來還在編撰中的《中國社會教育通史》(先生生前申請主持)共同構築了中國教育史學科的理論大廈，成為中國教育史學科發展的標誌性成果，為中國教育史學科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吳式穎口述史》(吳式穎口述，孫益、李曙光整理，2015年)共七章，其中第一章為“童年、少年和青年早期”;第二章為“八年大學”;第三章為“在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的前九年”;第四章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第五章至第七章主要記述吳式穎的主要教學和科研工作。
我們從目錄中能深切感悟到吳式穎對外國教育史學科建設的學術貢獻，同樣，閱讀先生的口述史讓我們感受到了一種教育史學習的親切感和親近感。正如吳式穎在《吳式穎口述史》“前言”中所言：“我雖然是一個平凡的中國知識分子，但這份口述史所講述的也是一個人一生的生活過程和精神世界，其中在某種程度上亦折射著中國人民艱苦奮鬥和奮勇前進的曆史。”①中國教育史學乃至中國教育學科正是因為有了像吳式穎這樣的“平凡人”的默默奉獻，才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學包括教育史學的向前發展。先生們是新中國教育史學的親曆者，更是新中國教育史學的締造者。以教育史專家為主體的教育口述史研究，向我們打開了一扇更加全麵、深入地了解新中國教育史學生動發展曆程的大門。以先生們為主體的教育口述史研究，讓我們更加感受到了教育史學研究的鮮活和生動，以及充滿生命感的教育曆史過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