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讀書·修身·治家——《曾國藩日記》閱讀劄記
②侍講學士的困境與出路——《惲毓鼎澄齋日記》閱讀劄記
③清末“廢科舉，興學堂”的另一類解讀——《朱峙三日記(1893—1919)》閱讀劄記
④橫看成嶺側成峰：鄉村士子心中的清末教育變革圖景——以
《退想齋日記》和《朱峙三日記》為中心的考察
⑤尋病源與讀方書——《黃炎培考察教育日記》閱讀劄記
⑥救國千萬事，造人為最要——《胡適日記全編·留學日記》閱讀劄記
⑦理念·境界·情操——《竺可楨日記(1936—1946)》閱讀劄記
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言：
晚清和民國時期是中國社會發生重大轉折的時期，亦是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轉型的重要時期。有日記存世者，大多是時代舞台上的要角，或者是現實生活中的強者，最不濟者亦需識文斷句，上過幾天學堂或私塾，能提筆記下自己的所見所想，否則，何來日記傳世?換句話說，這些人都受過不同程度的教育，無論是私塾教育還是高等教育，無論是在國內的學堂讀書，還是到國外的名校留學，因此，在日記中大多會留下自己對彼時彼地教育變革的記載，抒發他們由這種變革而引發的感慨。古人講“知人論世”,即是說明理解個人和認識時代的辯證關係。晚清民國時期在中國發生的多次教育上的重大變革，深深地牽動著每個讀書人的切身利益，對絕大多數普通讀書人而言，對待這些變革的態度歸根到底是受個人的利害得失製約的。這段曆史留給後人回味的，既有先知先覺者的呐喊和壯烈行動，也有政體、國體轉變前後當政者的種種舉措，更有千百萬讀書人的心態變化和社會風尚的轉移變遷。對於後者，一部部時人留下的各種題材的日記，給我們提供了探尋曆史細節的無數門徑。
基於日記的教育史研究，為我們更深入地走進曆史人物的時代生活提供了學術可能，也使教育史研究平添了幾分鮮活和靈動。正如論者所言，“日記除了記錄曆史人物的活動外，還常常記錄了個人生活中的一些最秘密、最深沉、最親切的感情，可以說就是自己寫給自己看的書劄。作為最純粹的私人寫作，日記反映了個人精神生活的隱秘領域，而這些恰恰是正式的官方文書中所缺乏的內容。……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日記也是思想史和心態史研究最好的第一手資料”①。日記史研究的意義和價值躍然紙上。再例如，王雷的新作《教育文物：書寫在大地上的教育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通過對中國教育領域內的孔廟舊址、書院舊址、科舉文物、高等學校舊址、革命與軍事學校舊址、教會大學舊址、教育家故居、重要教育文獻、教育書畫、教育工藝品、教育博物館等教育文物的教育史研究，為我們呈現出一幅不同於以往的教育史研究著作，讓教育文物再次鮮活地走入學者們的學術生活。諸如此類的教育史著作，從傳統的角度來看都屬於“異類”,但是它們卻體現和代表了新時期教育史研究的學術動向。
四、以新史料、新方法、新視角為代表的新教育史研究
以張斌賢發表《全麵危機中的外國教育史學科研究》(《高等師範教育研究》,2000年第4期)一文為起點，教育史工作者開始反思學科自身發展麵臨的危機意識，其中共同擔憂且議論較多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學科的發展空間和生存環境惡化的問題。從學科的發展空間來看，學術視野不夠開闊、學術思想不夠活躍、研究方法不夠多樣等問題成為製約教育史學科發展空間的根本問題。因此，從史料、方法和視角方麵尋求突破，就成為解決教育史學科麵臨的學科危機的重要途徑。作為教育史學科全國性的學術組織——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史分會在這方麵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2004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史分會第9屆學術年會暨第6屆會員代表大會在福建武夷山召開，會議主題為“我國教育史學科建設百年回顧與反思”。會議結束後，洪明、黃仁賢撰寫了會議綜述《“危機時代”的教育史學科建設》(《教育評論》,2004年第6期),指出教育史學科建設目前似乎進入了一個“全麵危機”的時代。同樣，參加本次
會議的論文第一次以著作的形式公開出版——《百年跨越——教育史學科的中國曆程》(楊孔熾，2005年),田正平在“序言”中認為“教育史研究也同樣存在著諸如學術視野不夠開闊、研究方法不夠多樣化等眾多問題。這些問題得不到克服和糾正，學科的發展就會受到影響。所以，我們一方麵要振奮精神，掃除無所作為的觀點。另一方麵要努力克服自身存在的一些問題，加強基本功訓練，充實和完善知識結構，培養良好的學風；開闊視野、不斷開辟新的研究領域；在重視文獻考證等基本的史學研究方法的同時，努力吸收和借鑒國內外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文化學、人類學、宗教學、心理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方法和視角，以自己的辛勤勞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豐富與影響現實的教育活動，同時也為學科的生存和發展開拓空間、改善環境”①。正是在“危機意識”下，教育史學科開始了新史料、新方法、新視角的開拓學科研究空間的學術努力。在此基礎下，2007年11月4日至5日，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史分會學術討論會在安徽師範大學召開，與會代表圍繞“探索外國教育史研究的新領域與新方法”的主題展開了學術討論，並出版了論文集《探索外國教育史研究的新領域與新方法》(張斌賢、孫益，2009年)。為了進一步了解教育史工作者關於外國教育史研究的新領域與新方法的研究成果，我們將正式出版部分的論文集的論文題目信息列舉出來，見表5.2。我們通過對參會專家學者論文的簡要梳理，不難發現，新史料、新方法和新視角成為外國教育史學科解決學科危機的重要學術手段。
同樣，中國教育史學科也以新史料、新方法、新視角為中心，展開了拓展學科發展空間的學術探索。
①丁鋼主編的“中國教育敘事研究叢書”(2008年),分為《聲音與經驗：教育敘事探究》(丁鋼)、《思想肖像：中國知名教育家的故事》(許美德)、《文化、性別與教育：1900—1930年代的中國女大學生》(張素玲)、《學生生活圖景：世俗內外的教育衝突》(孫崇文)、《教師印跡：課堂生活的敘事研究》(王樹等)五部著作。其中①:
丁鋼所著的《聲音與經驗：教育敘事探究》力圖為教育敘事研究建立理論和方法的基本框架。迄今為止，有關教育敘事研究的論述很多，但是係統闡述教育敘事研究的專著缺場，使得許多問題顯得模糊不清。在此書中，通過對西方敘事理論和方法的梳理反思，尤其是對教育敘事理論資源的辯證分析，提出把教育敘事的理論建立在教育敘事與日常教育實踐關係的基礎上，進一步了廓清其方法論及其意義。並指出了作為理論探究的教育敘事研究的五個方麵的理論範疇，從而為教育敘事探究奠定了理論與方法論的基礎。
而另外四本著作，則從不同的視角對中國教育進行了教育敘事的研究。
許美德所著的《思想肖像：中國知名教育家的故事》,作者是一位長期研究中國教育的國際知名專家，她的這項研究曆經數年之功，訪談了當代中國知名教育家如劉佛年、李秉德、朱九思、王承緒、潘懋元、汪永銓、顧明遠、謝希德、魯潔、葉瀾等，從敘事研究的角度對他們從童年至一生的教育、生活、學術和領導的經曆作出了深入的研究。結合他們個人的發展中國大學及其教育發展的曆程，以個體和群體相結合的經曆勾畫出近百年來中國教育複雜多變和豐富多彩的發展圖景，精彩詮釋了在中國社會文化及其教育發展中，通過這些知名教育家所呈現的中國教育發展取向和獨特命運，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獨特而富有魅力的研究視角和領域。
張素玲所著的《文化、性別與教育：1900—1930年代的中國女大學生》,揭示了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當時的知識分子和國家對現代性的追求抑或說對現代中國的想象和設計所伴隨的對新女性的塑造和倡導，使女子教育被納入了民族國家建設的主流話語中並開始迅速發展起來。此書指出女性並不隻是被定義和想象的性別群體，在對女大學生家庭、個人經曆、教育背景的研究中顯示，女性並沒有完全服膺精英知識分子關於理想中的女性形象的倡導。女子教育目標、知識分子熱切的對於女性的期望，與女大學生自己對於獨立生活和職業的追求之間始終存在一定的距離。來自不同環境中的女大學生有著不同的思考和行為方式，她們的故事也顯示了，教育對於她們內在的精神品質的影響使她們有著同樣的對獨立、平等的追求和堅持，盡管在現實生活中，她們也同樣麵臨著來自社會的壓力。
孫崇文所著的《學生生活圖景：世俗內外的教育衝突》,認為作為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伴生物，大學生包括基督教大學的學生的生活史研究無疑也是一把幫助我們解讀中國近代曆史發展的鑰匙。作者結合學生不同的求學經曆及其個人成長作具體的考察，關注學生個體的早年經曆及其入學的目的，尤其關注不同個體在家世、地域、性別和年代等方麵所存在著的顯著差異，並力圖盡可能全麵地反映學生們在基督教大學求學期間的生活場景，如基督教大學學生們的宗教生活、學習生活、政治生活，以及日常生活等。指出基督教大學在華發展的數十年間，學生們是如何處於這種極端對立與衝突的矛盾漩渦的中心，他們的內心深處所承受著這些極端對立與衝突的評價標準的拷問，“我是誰?”“我究竟應該成為誰?”以及在宗教信仰和民族認同之間，用他們自己的言行所做出的抉擇。
王樹等著的《教師印跡：課堂生活的敘事研究》,這是該書作者們對中小學教師課堂教學生活進行長期現場觀察和進行田野工作的研究成果。此書運用敘事研究的方法，從課堂觀察入手，對教師這一特殊群體的教學進行研究，通過故事描述教師所從事的課堂教學活動，使人們熟悉又陌生的課堂生活得以展現，從而揭示了那些看似平常，甚至教師本人習焉不察的行為背後隱含的教育內涵，在課堂實踐中尋找教師確認的意義鏈接，並解釋教師所從事的課堂教學活動的意義。
這是我國第一套以教育敘事研究中國教育與社會曆史實踐的圖文並茂的著作係列。此係列書稿選題獨特新穎、研究方法和理論前沿，有很強的可讀性和對教育研究的導向性。
②周洪宇主編的“教育史學研究新視野叢書”(2008年),分為《反思與探索——教育史學元研究》(郭婭)、《話語與權力——中國近現代教育宗旨的話語分析》(但昭彬)、《重振與衰變——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研究》(廣少奎)、《雅禮與中國——雅禮會在華教育事業研究(1906—1951)》(趙厚勰)、《合作與共進——基督教高等教育合作組織對華活動研究(1922—1951)》(肖會平)、《守本與開新——閻錫山與山西教育》(申國昌)、《開拓與創建——陶行知與中國現代文化》(周洪宇)、《融通與創新——陶行知與牧口常三郎教育思想比較研究》(蔡幸福)、《革故與鼎新——科學主義視野下的中國近現代語文教育改革研究》(耿紅衛)、《啟新與拓域——中國新教育運動研究(1912—1930)》(汪楚雄)十部著作。周洪宇在“總序”①中指出：
我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就開始對中國教育史學進行學科反思，先後就教育史學研究的指導思想、教育史學的理論與方法、教育史學的改革創新等問題撰寫並發表了數篇文章，在多次全國教育史學年會上呼籲加強學科反思，注重理論建構，轉換研究範式，促進學科發展，並在華中師範大學教育學院為研究生開設“教育史學概論”課程，探討教育史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問題。進入新世紀後，我承擔了教育部全國教育科學規劃“十五”重點課題“教育史學理論與方法研究”,比較係統地探討教育史學學科的一些基本問題，主持編寫了《教育史學通論》,初步形成了自己對教育史學科的若幹主要觀點，如教育史學的“學科性質史學論、研究對象三分論、研究中心下移論、理論方法現代論、表達形式本土論、曆史分期三段論、學者素養要素論、未來發展多元論”等思想，以及以問題意識為導向、本土原創為特色、範式轉換為宗旨、學術增長為目標的學術理念和追求。這套“教育史學研究新視野叢書”就是以這些認識、理念和追求為指導編寫的一套新的教育史學研究叢書。
這套叢書力求開拓教育史學研究的新視野，體現教育史學研究的“三個轉向”,以新的思路和觀點，運用新的理論和方法，拓展新的研究領域，力圖實現教育史學研究從上層向下層轉移、從中心向邊緣擴展、從中央向地方延伸、從主流向非主流開拓、從本土向域外眺望、從整體向個案深入，以及從具體微觀向宏觀理論建構等研究目的，全麵反映和體現以問題意識為導向、以本土原創為特色、以範式轉換為宗旨、以學術增長為目標的學術理念和追求。
③杜成憲的“中國教育文化研究叢書”(2012年),分為《中國傳統童謠研究——在教育世界的邊緣》(張夢倩)、《中國傳統遊戲研究——遊戲與教育關係的曆史解讀》(李屏)、《中國傳統尊師風俗研究》(李世宏)、《中國大學教授研究——近代教授、大學與社會的互動史(1895—1949)》(陳媛)、《中國學校校訓研究——20世紀中國校訓曆史演進的教育考察》(王彩霞)五部著作。杜成憲在“總序”①中指出：
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反思熱”,20世紀90年代“現代化探索熱”,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教育史學科。前者，啟發人們拓寬學術研究視野，去發現和開拓教育製度史和教育思想史之外的更廣闊的研究領域；後者，引導人們去關注、學習乃至借鑒、運用當代西方的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理論、方法及其最新成果。於是，在世紀之交，作為對以宏觀研究為特征、以製度化教育為對象的研究取向的不滿，中國教育史研究中再次出現視角下移的新趨勢……表現出與歐美國家產生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新社會史”潮流頗為相似的學術特點，即：從曆史認識論方麵看，表現出對“總體的、社會的曆史”的關注，同時也十分重視對曆史進行文化和心態的考察；從方法論方麵看，表現出“自下向上看的曆史”的價值取向，改變了曆史研究的視角，普通人和底層群體、日常生活和具體過程等格外地受到關注；從方法與技術方麵看，表現出對諸多其他學科研究方法的借鑒，尤其是社會學、人類學方法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