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良是韓王的申徒，對部隊有絕對的指揮權，他的戰場處女秀，戰績如何呢?
《史記》是這樣說的:“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複取之，往來為遊兵潁川。”很明顯，司馬遷寫得很含蓄，說白了就是，張良和韓王帶領自己的部隊，有時候能攻下幾個城，可是秦兵總是很快就又奪去了。既然總是被秦兵給奪去，那就注定張良他們永遠沒有固定的根據地，沒有根據地，隻好打遊擊，所以“往來遊兵潁川”。說打遊擊戰，顯然是司馬遷給張良留足了麵子，其實這句話的潛台詞就是，張良根本沒能占領任何一座城池，沒能開辟出來一塊像樣的根據地，所以隻好四處打遊擊。
這就是張良作為獨立軍事指揮官的全部業績，這就是自稱圯上老人在傳弟子，自稱擁有傳奇兵法的神人張良的全部業績。這份業績隻能用三個詞來形容:慘淡經營、不堪回首、不值一提。
現在問題就出來了，作為政治家，張良也沒有多少獨立思考;作為軍事家，張良沒有拿得出手的戰績，劉邦為什麼要把張良認定為漢初三傑的第一名呢?劉邦是心肌缺血還是大腦進水?
顯然都不是，劉邦大事小事都聰明，在他的人生經曆中，幾乎沒有一時糊塗的記錄。
那麼，對於劉邦來說，張良的存在到底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張良的功勳到底又在哪裏呢?
張良的存在對於劉邦有什麼特殊意義呢?這要從張良的身份說起。
張良的身份可以用兩個詞來概括:顯赫貴族+“職業革命家”。
張良是韓國顯赫的貴族，他們家曾連坐韓國五代相位，因此，張良不是“官二代”，而是“官六代”。這一身份，秦末義軍將領中無人可以比肩。
隻是張良時運不濟，尚未來得及做官，韓國就被秦國給滅了。國沒有了，張良就沒有了家，這大概就是我們常說的“國破家亡”吧。因此，張良心裏充滿了國仇家恨，張良的敵人就是秦王嬴政!張良發誓要把仇恨化為行動。
張良說到做到。他的弟弟死了，他不按規定的禮節、規定的標準厚葬，而是將弟弟草草掩埋，省下錢來暗中反抗暴秦。國家已亡，張良知道用常規的手段已經很難再和秦國對抗，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派遣荊軻刺殺秦王嬴政未果，張良深受啟發。通過努力，他找到了一個大力士，他和大力士埋伏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陽)，向巡遊天下的秦始皇發起了致命一擊。遺憾的是，張良他們擲過去的一百二十斤大鐵錘僅僅砸中了秦始皇的副車。僥幸死裏逃生的秦始皇在全國開始了大規模搜捕，張良從此就成為了傳說。張良和大力士在博浪沙斷然出手和項羽、劉邦相比，也許更能看出張良的獨特之處:項羽見到秦始皇，說:“彼可取而代也!”劉邦見秦始皇，說:“大丈夫當如此!”張良見秦始皇，則什麼也不說，直接把重達一百二十斤的大鐵錘擲了過去。在張良飛翔的大鐵錘麵前，項羽和劉邦難道不應該慚愧一下嗎?
“博浪沙刺秦王”發生在公元前218年，此時距離陳勝、吳廣的“大澤鄉起義”還有九年。九年的跨度足以說明張良激進的精神和熱情。因此，張良是一個走在了時代前列的“職業革命家”，是被朝廷記錄在案並且唯一健在的“職業革命家”。張良的身份直接和兩個字相連:“貴”和“紅”。而這兩個字，又必然使張良成為秦末一道獨特風景線。在當時的曆史場景中，張良無疑就是秦末的良心，是秦末大起義的元老級人物，更是秦末大起義的標誌性人物，而對於這樣的“職業革命家”，秦末起義陣營中的所有人等都注定了必須保持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