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王陽明說他所論的“致知”二字，即“致良知”，“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真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那麼，“良知”到底是什麼？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人們心目中的是非之心，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我們的心裏都知道的，都清楚。但是，鑒於種種的原因，我們會違背我們的是非之心，該做的事我們沒有做、不願做、不敢做，不該做的事情，我們卻昧著良心做了。這個時候怎麼辦？首先要有廉恥之心，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羞愧；然後要有改過之心，勇於改正。對於這個社會，對於我們的群體要有報恩之心，這才是良知。
而且，一切要落到行為上，這才是“致良知”。王陽明認為，“明德”就是“良知”，“明明德”就是“致良知”，但是佛教也是講究“致良知”的，佛教也是講究“明明德”的，那麼儒家學說和佛家學說的“明明德”在哪裏不同？關鍵在於“親民”。
自從揭示出“致良知”這個“一生之精神”後，王陽明比較少說“知行合一”了，因為“致良知”已經涵蓋了“知行合一”，使“知行合一”從根本上區別於“格物致知”。而王陽明的學說，也隻有在“致良知”提出之後，才真正形成了自己的體係，真正有了自己的“精神”。
有了這個“致良知”，不但為“知行合一”注入了靈魂，也使“親民”在王學中的地位清晰起來：“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也。”
有學生向王陽明問“政與學之要”，王陽明明確指出，“明德”即是“良知”，“明明德”即是“致良知”，“良知”與“親民”本為一體：“明德、親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用也。”
“明明德”是“立”天地萬物一體之“體”，“親民”是“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這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的“體”與“用”的關係，“體”不立，則“用”不端；“用”不行，則“體”不顯。作為“體”和“本”的“明明德”“致良知”和作為“用”和“末”的“親民”“政在親民”是一個整體，如樹幹和樹梢，並無輕重之分。“明明德”的目的是“親民”，隻有“親民”才能體現“明明德”；“致良知”的目的是“親民”，隻有“親民”才能體現出“致良知”。
所以，在王學的“三大要”中，“致良知”為體，“親民”為用，體、用本為一事。“知行合一”的“知”既是對事物的認知，更是自我的“良知”；而且，“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與“致良知”一樣，“知行合一”為的也是“親民”，否則，無論是“致良知”還是“知行合一”，皆非“真知”。
說到這裏，我想起之前說過的王陽明和薛侃之間關於“花”與“草”的討論。這個討論後麵還有一段。
當王陽明說到“花草一般”的時候，薛侃追問，如果是這樣，那和佛教有何不同？王陽明斷然說道，這就要看在特定條件下，怎麼做於國於民有利。如果於國於民有利的，那就是善，那就要維護；如果於國於民不利的，那就是惡，那就要鏟除。這就是“聖學”與“佛學”的不同。
大家都看過《少林寺》這部電影，佛教是戒殺的，那麼碰到邪惡怎麼辦？大和尚最後說不妨處置。佛教有其善惡觀，偶爾也是為善去惡的，既然如此，佛教為什麼強調你隻能做善事，不能去做除惡的事？因為如果佛教一出手除惡，那麼就和國家法律、國家政權相衝突了，到底是你來裁判還是國家來裁判？所以，中國的宗教隻允許你行善，不允許你除惡的。除惡是國家權力的責任，這是儒家學說和佛家學說不一樣的地方。
這和金庸小說中的理念有些類似，做事要節製，未必一定要做到徹底。《倚天屠龍記》說張無忌學《九陽真經》，修煉“乾坤大挪移”，到了第6句的時候發現有幾句念不通，到第7句還有一些念不通，一共有19句念不通，張無忌就本著能學就學，不能學就算了的想法，跳過那19句。恰恰這19句是留下《九陽真經》的高人自己也沒有體悟到的，是他寫錯了的地方，張無忌如果一心一意要去得到100分，他就會走火入魔。這就教導我們不要鑽牛角尖，做事，且留下三分餘地。
這是個很好的理念，包括對我們的對手，未必就一定要趕盡殺絕，達到一個雙贏的局麵，不是也很好嗎？得饒人處且饒人。星雲大師有兩句話，對我影響很大。第一句，與人方便，自己方便。這帶有功利性，我們給別人方便，別人也給我們方便。第二句，被人利用，也是一種機緣。這就是境界了。我們經常會說某人專門利用人，我們找他的時候永遠找不到，我們要他幹事更不成，但是他要找我們的時候，一找一個準。我們很多人說這種人過河拆橋，沒必要去幫。但是，星雲大師的邏輯是，我們能夠被他利用，第一是我們有被利用的價值；第二是那是一份緣分所在，這一點更重要。我們幫他把緣分續上，沒關係的。所以，王陽明說，偶爾沒有去惡，也不要耿耿於懷，這樣就不會累心。若多著了一分意思，即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那就沒必要了。
薛侃說，那根據先生這種說法，善惡全不在物？王陽明又返回來說，隻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有個朋友曾說，有幾種忙你不要去幫，第一種就是要動氣的忙。我們做事，要按照正常的心態去做，所以除惡不要動氣，為善也不要動氣，絕對不要抱著“氣死你”的心態，帶著鬥氣的心態去做事，如果這樣，就容易亂方寸，事情做不好。
王陽明是在教導我們，做任何事情都應該以平和心、平常心來對待，用佛教的話來說就是以佛心做事。
薛侃說，畢竟物無善惡。王陽明說，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唯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隻做得個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也就是說眾人沒有聖人之心，那麼他就老是在心中有一個芥蒂，哪件事情沒做，總想把它做掉，哪些事情沒有做完整，總想把它做完整。實際上世界上沒有那麼十全十美的事情，沒必要這樣。
很多學者都在講王陽明，他們所依據的大都是自己的學術背景和生活閱曆。所以，對王陽明及其思想的闡釋就不一樣。
我主張，對王陽明的解說應該讓別人能夠聽得懂；對王陽明學說的體悟，要用王陽明的方式來體悟。比如和大眾交流王陽明的時候，完全沒有必要把王陽明和西方同時期的一些哲學家掛上鉤，本來大家對這個理念已經搞不懂，又拎出另外一個理念，這是專家做的事情，是學者之間去討論的問題，我認為和大眾無關。
王陽明的學說在明治維新之前，對日本產生了一些影響，人們主要學他兩個方麵：第一，學他修心，要把心靜下來做事情；第二，學習他踐行，要努力去工作，不把其他東西摻雜在裏頭。王陽明的學說是行動的學說。孔子說仁是“仁者愛人”；孟子說性是“人性本善”；程朱說理是“去人欲，存天理”。從程頤到朱熹，從陸九淵到王陽明，歸根到底他們都是在尋找他們那個時代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
我們現在討論王陽明的學說，討論朱熹的學說，不能因為我們今天肯定王陽明，就斥責朱熹，朱熹的學說滿足了他那個時代的需求，時代不一樣，學者所提出的學說也不一樣，他們之間沒有好壞之分，隻有時代不同而已。
明朝從成化(1465—1487)以來，社會經濟格局和人們的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們逐名於朝，逐利於市，社會道德墮落，社會風氣頹廢，人人都在咒罵社會，指責他人；人人都在毀壞道德，損人利己。實際上當時的有識之士都在尋找社會改良的道路。王陽明是在地方，楊廷和是在朝廷，他們都在尋找解決的辦法。
陽明“三不朽”
隆慶元年(1567)五月，皇恩終於撒向了王陽明的靈魂。這時，王門的早期弟子中的方獻夫、黃綰、黃宗明、薛侃、鄒守益、歐陽德等已先後去世，但耿定向、王好問、辛自修等王學的擁護者卻在科道任職。他們聯名上疏，為王陽明頌功。根據吏部和禮部會議的結果，內閣首輔徐階代表皇帝起草了一篇文告，對王陽明的學問、事功乃至性格都進行了全麵褒揚：
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禦史王守仁，維嶽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為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奮乾坤正論。身瀕危而誌愈壯，道處困而造彌深。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周程之道術，來學攸宗。蘊蓄既宏，猷為丕著；遺艱投大，隨試皆宜；戡亂解紛，無施弗效。閩粵之箐巢盡掃，而擒縱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仗鉞淵謀。旋凱奏功，速於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霄。是嘉社稷之偉勳，申盟帶礪之異數。既複撫夷兩廣，旋至格苗七旬。謗起功高，賞移罰重。爰遵遺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時而旌伐；追曲江之歿恤，庶以酬勞。茲贈為新建侯，諡文成，錫之誥命……永為一代之宗臣，實耀千年之史冊。
明朝文臣以軍功封伯爵的，隻有王驥、王越和王陽明3人，王驥為靖遠伯，王越為威寧伯，王陽明為新建伯，但死後追贈為侯的隻有王陽明一人。諡號為“文成”的，在王陽明之前隻有劉基一人。
當時有人請以王陽明與薛瑄、陳獻章同從祀孔廟，但最終隻允許薛瑄從祀，王陽明從祀孔廟的事情被擱置了下來。接下來是徐階退休，高拱和張居正先後擔任首輔。
張居正為首輔的時候，王陽明是絕對翻不了身的。因為張居正治國理念是六個字：“尊主權，一號令。”而王陽明學說提倡“人欲即天理”，這在張居正看來是絕對不可以接受的。張居正執政時期，在全國摧毀了很多書院，打擊了一大批自由講學者。比如泰州學派的再傳弟子何心隱，另外還有一個更有名的是李贄。黃宗羲說這些人可以“赤手搏龍蛇”，意思是他們能夠操控輿論。但張居正是不允許輿論胡說八道的，所以，直到張居正死了以後，萬曆十二年(1584)，才有人重新提出要讓王陽明從祀孔廟。在萬曆皇帝的親自過問下，以及大學士申時行等人的堅持下，王陽明的牌位終於被搬進了孔廟，從祀孔廟，稱“先儒王子”，成為明代欽定的四位大儒之一(另外3位從祀孔廟的是薛瑄、胡居仁和陳獻章)。
申時行等人在奏疏中對當時的一些輿論進行了慷慨激昂的抨擊。
有人說王學是偽學，申時行認為這是不懂王學所致，不屑與辯。有人說王陽明自立門戶，申時行認為王陽明說“致知”出於《大學》、“良知”出於《孟子》，是光大聖學，而非自立門戶。如果說光大聖學是自立門戶，則宋儒張載、周敦頤、程顥、程頤及朱熹等人也是自立門戶。有人說王學是禪學，申時行認為，禪學的宗旨是外倫理、遺世務，而王陽明的氣節、文章、功業，近世名臣不能望其項背，世上哪有如此禪學？有人說崇王學必然廢朱學，申時行引用神宗皇帝的話進行反駁：“王守仁學術，原與宋儒朱熹互相發明，何嚐因此廢彼？”
申時行特別讚賞王陽明的學問和事功並重：
大抵近世儒臣，褒衣博帶以為容，而究其日用，往往病於拘曲而無所建樹；博覽洽聞以為學，而究其實得，往往狃於見聞而無所體驗。習俗之沉錮久矣。今誠祀(王)守仁、(陳)獻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而不安於拘曲；一以明實學之自得，而不專於見聞。斯於聖化，豈不大有裨乎!
國家需要的是像王陽明這樣腳踏實地，有真才實學，有抱負，有作為，能夠安民立政的“真儒”；而不是隻知坐談立論炫耀見識，隻知寬衣博帶搬弄學問，隻知上古三代而遠離現實的腐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