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官方的褒貶從來就隻能左右一時的輿論，不能代表永久的人心。王陽明在世的時候就不在意飛短流長，死後更不會去計較官家的褒貶譽毀。王陽明留給當世的，是他的文章和功業，這是需要官方欽定的；而留給後世的，則是他那雄爽橫放、不鑿不蹈的獨特個性，是他那卓然獨立、自尊無畏的凜然氣節和批判精神。這是不管官方願不願認可，都能與世俱存的。
清朝人修《明史》，對王陽明做出了如下評價：
王守仁始以直節著。比任疆事，提弱卒，從諸書生掃積年逋寇，平定孽藩。終明之世，文臣用兵製勝，未有如守仁者也。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智慮無遺，雖由天資高，其亦有得於中者歟。矜其創獲，標異儒先，卒為學者譏。守仁嚐謂胡世寧少講學，世寧曰：“某恨公多講學耳。”桂萼之議，雖出於媢忌之私，抑流弊實然，固不能以功多為諱矣。
王陽明不與邪惡勢力同伍，他講究正道，不惜下詔獄，不惜赴龍場。而且誰也沒有想到，當他做封疆大吏，帶著一幫烏合之眾時，還能平定叛亂。明朝文官打仗沒有比王陽明更厲害的。“其亦有得於中者歟。”諸位注意，這句話很重要，什麼叫作“有得於中”？這就是他的“立德”，就是為國家、為社會、為民眾效力的這麼一種精神在支撐著他。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圍著這個轉，所以他能夠算無遺策。但是清朝的儒者也批評他，他說自己的“知行合一”和朱熹的“格物致知”是不一樣的，說自己的“致良知”和人性天理是不一樣的。但在清朝的儒者看來，兩者是相通的。但如果王陽明不矯枉過正，他就沒辦法去矯枉，矯枉是一定要過正的。桂萼之議就是朝廷對王陽明的定論，《明史》的作者認為說得有道理，我也認為說得有道理，我對王陽明並不是全盤肯定的，王陽明有他的問題，王學也有一定問題。
王學後來為什麼變成了空疏之學呢？雖然有王陽明的學生的原因，但是從王陽明那個時候起就已經有了這個趨勢。王陽明被認為是明朝氣節、事功、學術第一人，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但是我們在過去對王學的研究中，往往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王陽明的事功、氣節對王陽明學術的作用，在重視王陽明立言的過程中，忽略了他的立功和立德。我認為這是當時和當代王陽明研究裏頭的最大誤區。什麼原因呢？因為研究王陽明的人都是文人，文人就好這一口。立言，因為他沒辦法立功，有些人認為，立功那是放在那裏的，你不說也跑不掉，但是王陽明的立言恰恰是在立功的過程中不斷體悟得來的。
比如說“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如果王陽明沒有前麵的那一段經曆，會有這樣的立言嗎？再比如說“致良知”，如果沒有王陽明在江西的那些作為、那些事功，他提得出這樣的言論嗎？提不出來的。
在對王陽明的研究中，大家主要關注的是學術，是立言，看重的是他從祀孔廟，以為這才是進入“聖域”，因此對王陽明的定位也僅僅隻有思想家。但是王陽明首先是社會活動家，然後才是思想家。那些研究所導致的結果，就是使人們更多地關注王陽明的“心”，而忽略王陽明所關注的“物”，關注王陽明的“知”，而忽略王陽明的“行”，最終將知行都丟掉，進而視其為唯心，而且是主觀唯心，這是對王陽明學說的一種誤解。
王陽明的學術從來都是和他的事功相互激發的，他做學術和事功的終極動力是他的氣節，是他對國家、對社會的擔當，三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在王陽明的身上，他的學術也就是他的心學，這是“立言”。王陽明的事功即實踐，是為“立功”。而王陽明的氣節也就是王陽明的擔當，這才是“立德”。這三者才構成了王陽明的“真三不朽”。
有人以為王陽明的“立德”是“致良知”，是“知行合一”。大錯特錯，這兩者是立言。王陽明的“立德”是他的這種精神。當王陽明懵懵懂懂地向往“學為聖賢”的時候，根本不知“聖賢”為何物。但他在少年時埋下的種子、萌發的誌向，就是一種為國家、為社會效力的擔當精神，被當時的人們稱為“氣節”。
所以，他15歲就出居庸關考察敵情，向皇帝上書陳述自己對於邊關防務的意見；在刑部主事的任上，敢於革除監獄積弊，敢於處死背景深厚的罪犯；在刑部主事的任上，敢於直斥時弊。雖然他因此得罪權貴，受廷杖，下詔獄，被貶謫龍場，但初心不改。雖然此時王陽明尚未提出“知行合一”，但是實際上他已經在用自己的行為昭示“知行合一”了。
王陽明在“百死千難”中悟出內心深藏的“良知”，是一生學術的結晶，是在和事功的相互激發中揭示的。其終極動力，來自“氣節”，來自對國家、對社會的擔當。這種擔當關係個人安危、家族存亡。當寧王在南昌起兵時，官員觀望，情報含糊，唯獨王陽明宣稱“寧王謀反”，並在尚未得到朝廷批準的情況下“擅自”起兵平叛，這是“不顧九族之禍”。如果他沒有氣節、沒有擔當，怎麼可能每每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怎麼可能百折不撓地追求學術和事功？人們又怎麼可能崇拜一個空談“良知”卻明哲保身的教授？人們崇拜的是他那種精神，他那種時時可以拍案而起、處處不計身家性命的精神。
古人的“三不朽”，首列“立德”，其次是“立功”和“立言”。
什麼叫作“立德”？“立德”就是孟子所說的“舍身而取義”，“立德”就是文天祥所說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5次起兵抗元，明知要失敗，卻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沒有援軍，沒有後勤保障，沒有朝廷支持，就憑他的個人的意誌和留下的一股正氣，每次都有幾千人上萬人明知會死，還是跟隨他，而且有人冒充他，替他去死。元軍抓到了文天祥，歡天喜地，結果發現對麵的元軍也抓到了一個文天祥，同樣也歡天喜地的。真假文天祥碰到一起，假文天祥說真文天祥是假的，自己才是真的。文天祥說對方是假的，自己才是真的。當然元兵一看就知道誰真誰假，兩個人放在一起，文天祥的這種氣質、格局就不是假文天祥可以比得了的。最後假文天祥被處死，真文天祥被送到大都。北京的漢族官員、契丹籍官員為文天祥造勢。怎麼造勢？
忽必烈問南宋的人物誰最了得，所有的人都說文天祥最了得。忽必烈問他了得到什麼程度，於是大家推舉了一個忽必烈能感同身受的最偉大的人物—耶律楚材，說文天祥就是耶律楚材那樣的人。忽必烈肅然起敬。文天祥到了大都，忽必烈讓他投降，他不投降；讓他做中書令，他說自己已經是南宋的宰相；忽必烈說你們的皇帝都沒了，他說現在效忠的不是皇帝，孔子曰仁，孟子取義，自己遵循的是這種教導。
忽必烈和文天祥，是英雄惜英雄，所以成全文天祥讓他死去，沒有強迫他投降。
還有林則徐所說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隻要是為國家的利益，不管是福是禍，不管是生是死，他們都不會去避禍而趨生。王陽明用自己的行為給世人做出了垂範，心中有良知，行為有擔當，這才是王陽明對知行合一的最好的詮釋。
最後，我再給大家講一個王陽明和學生的故事。
王陽明在紹興期間，有一次在船上講學，和他的學生討論什麼是聖人之道。其中有個學生叫張元衝，問王陽明說：“二氏與聖人之學所差毫厘，謂其皆有得於性命也。但二氏於性命中著些私利，便謬千裏矣。今觀二氏作用，亦有功於吾身者，不知亦須兼取否？”意思是，聖人之學和佛學、道家學說，相差實際上不大的，所差就在毫厘之間，但是二氏之學帶著一些“私利”。什麼叫作“私利”？佛教出世，道家明哲保身，這就是“著些私利”。但是，看到二氏的作用，也可以修煉我的身心，不知道在學聖人之學的時候，可不可以兼取二氏？
這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從陸九淵開始，人們就將心學視為禪學。王陽明在重刻《象山文集》的序文中，還專門對此做出了自己的解釋。雖然在事實上，從唐代以來，儒、佛、道三家便開始有了合流之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式不同，內容相通。而所謂的“禪宗”，本就是佛教的中國化產物，汲取了大量的儒家元素、道家思想。但正統的儒學家，如韓愈、朱熹等，或者對佛學一直采取批評態度，或者小心謹慎地劃清與禪學的界限。明代成化、弘治年間(1465—1505)有位著名的學者陸容，在他的《菽園雜記》中記載了一個儒者與僧人的對話。僧人吹噓道：“儒教雖正，不如佛學之博。如僧人多能讀儒書，儒人不能通釋典是也。”儒者反擊：“譬如飲食，人可食者，狗亦能食之；狗可食者，人決不食之矣。”從這個記述中，也可以看出正統士大夫對“佛老”的態度，也表現出了一種小家子氣，甚至不惜人身攻擊。
在反對王學的人中，也有不少人是因為將王學視為禪學而反對它的。有不少年輕人向王陽明問學，還要先打聽，王學是否真的有別於禪學？直到王陽明平定“宸濠之亂”後，江西巡按禦史唐龍仍當麵對王學質疑。王陽明回故鄉餘姚祭祖，錢德洪想入王門，當地也有人以學王陽明說與朱子不合，以及王陽明過去曾經出入於“佛老”而行阻止。錢德洪暗中觀察了一段時間，才下決心拜王陽明為師。
張元衝向王陽明請教，措辭是十分謹慎的。他一方麵繼承師說，認為由於佛道在關於“性”與“命”的解釋上和儒學所差隻在毫厘之間，隻是因為過於強調出世，與儒學強調的入世恰恰相反，才最終相差千裏；另一方麵，卻試圖否認這個“千裏”，提出“佛老”有助於“聖學”，有益於“吾身”，不應予以排斥，而應該兼容並蓄。
王陽明的回答，石破天驚。怎麼說？“說兼取，便不是。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即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佛。”道家我們可以學它來修養我們的身心，佛家我們也可以學它來擺脫我們的種種私心雜念，“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耳”。人為地把儒、佛、道分開，就是不知道“聖學”之全。“聖學”是包容萬物的，萬物皆為我用，才是“聖學”的氣度。
王陽明舉例說明：比如有一個房子，一共有三間，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見佛氏來了，把左邊一間割給別人；見老氏來了，把右邊一間割給別人，自己隻留下中間一間。為何如此？怕別人的思想影響自己，影響自己的弟子。這就不僅僅是小氣了，而是完全沒有自信，說明你知道自己不如別人。王陽明說，這樣做，是“皆舉一而廢百也”。為什麼？“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
但是，陽明弟子整理的《傳習錄》後麵一句記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這就是邏輯性錯誤了。按照上麵的意思，應該是“儒者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而不是“二氏”。
我們今天學習王陽明和他的思想，是要學他這種大氣，學習他的這種儒、佛、老、莊，天地萬物皆為我用的氣度。王陽明及其學說，是明代社會多元化的產物，所以，王陽明學說的最大特點是它的包容性。他是以方寸之心，體天下之萬物，無所不包。他的學說裏有過去儒家的學說，有佛家的學說，有道家的學說，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才是大道。我想，如果這個時候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德意誌傳教士湯若望來了，王陽明會和他們成為好朋友，將他們帶來的“西學”以為我用，這才是王陽明心學的包容和氣度。
不得不說，王陽明的學說，並沒有完全解決好明代自身的問題。如果我們今天認為王學可以解決我們當代的問題，那也是不現實的。時代的發展需要新的學說理論，我們今天身處多元化的社會，那麼人類智慧皆為我用，是為之大道。王陽明的學說對我們的啟示就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