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9王學“三大要”
黃綰繼續曆數王陽明的學術“三大要”和“廷議”的定論針鋒相對。這“三大要”是“致良知”“親民”“知行合一”。
黃綰所說的王明陽學術“三大要”和人們通常所說的有些不同，沒有人們所熟知的“心即理”，卻有被人忽略的“親民”。黃綰這樣的概括，是有充分理由的，更值得對王陽明、對王陽明心學感興趣並決心踐行“知行合一”的朋友高度關注。黃綰是這樣解釋王學“三大要”的：
其學之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實本先民之言，蓋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於孟軻性善之論。二曰“親民”，亦本先民之言，蓋《大學》舊本所謂親民者，即百姓不親之親，凡親賢樂利，與民同其好惡，而為絜矩之道者是已。此所據以從舊本之意，非創為之說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蓋知至至之，知終終之，隻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言以為學也。是守仁之學，弗詭於聖，弗畔於道，乃孔門之正傳也，可以終廢其學乎？
雖然說，無論是“知行合一”，還是“致良知”“親民”，都是王陽明對“先民”學說的繼承，但都是在“成說”的基礎上進行了整合和推進，並重新予以界定。
比如“致良知”，是將孔子的“致知”、孟子的“良知”進行整合，王陽明特別提出：“良知”人皆有之，但不能“致”耳，故有“致良知”之說，並視之為自己“一生之精神”。
比如“知行合一”，是由《易經》的“知至至之，至終終之”演繹而來，雖然黃綰的解釋是“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言以為學”，但王陽明一麵強調“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一麵將“知”定義為“良知”，從而對《易經》本義做出了重大修正。
再比如“親民”，雖然出自《大學》“舊本”，卻是王陽明對程朱“新民”說的修正，更是挑戰了程朱學說的基礎，並且給予了全新的闡釋。
相對而言，陸九淵的“心即理”，盡人皆知。王陽明的“龍場悟道”，實際上就是“心即理”的翻版。所以，在王陽明自己的著述中，一般隻用簡潔明了的“心即理”，而不用龍場所悟的“聖人之道，吾性自足”。王陽明對“心即理”的最大貢獻，是提出“此心在物則為理”，不但將“心即理”改造為“修己”與“實用”並重，而且通過自己的實踐，將心學詮釋為“實用之學”。但是，由於“心即理”深入人心，王陽明並無新的命題將其取代，所以後人將心學稱為“陸王心學”，黃綰也不將“心即理”歸之於王學之要。
從學術層次來說，王學“三大要”，即“致良知”“親民”“知行合一”，皆由“心即理”而出，但與“心即理”並不在一個層麵。“三大要”既以“心即理”為基礎，又相互關聯，相互補充，形成王學整體。
雖然王陽明稱“致良知”是其“一生之精神”，後人則多將“知行合一”視為其思想的核心，但在王陽明自己看來，無論是“知行合一”還是“致良知”，都是為著“親民”，所以他特別提出“政在親民”。“親民”“政在親民”，為王陽明政治思想的核心命題，既是王陽明對心學的重要貢獻，也是王陽明心學區別於程朱理學的重要特征。
這些年來，我接觸了比較多的王陽明學說愛好者，發現了一個現象。領導幹部說王陽明，主要是說他的“知行合一”，因為主流媒體一直在倡導；企業家說王陽明，多在說“致良知”，因為企業家最要講良知，北京還有一個由企業家和學者共同創建的“致良知四合院”。說到這裏，我突然想起，對於領導幹部而言，“致良知”不是更重要嗎？
但是，對於王陽明政治思想的核心思想、對於“三大要”中的“親民”，恰恰被當代人忽略了。
王學既產生於對陸學的繼承，更產生於對朱學的質疑。在這個問題上，我和一位好友有不謀而合的認識，他把這個認識寫進了他的書，我也把這個認識寫進了我的書。
程頤、朱熹將《大學》視為為學的“初階”，是一切學術的基礎；而王陽明對朱學的質疑，正是從朱熹所注《大學》開始的。
徐愛等弟子整理的王門“論語”—《傳習錄》，首列王陽明的“親民”之說。《大學》的開篇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頤、朱熹都說此處的“親民”，當為“新民”。《大學》後文，有“作新民”之文，此為所據。
王陽明則認為程朱說“親民”應為“新民”，實屬望文生義。《大學》後文的所謂“作新民”和開篇所說的“在親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而且，《大學》後麵明確地說，“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等，都是“親”的意思，與“新”何幹？程頤將《大學》的“親民”改為“新民”，朱熹不僅沿用其誤，而且任意分割原文，雜以己意，這就將人引入了歧途。
徐愛告訴人們，自己猛然聽到老師的這番言論，頓時暈了頭。後來經過反複切磋、反複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
王陽明通過徐愛及《傳習錄》，將自己的思想傳遞出去：
第一，所謂“親民”，就是孟子的“親親仁民”之意，“親之”即“仁之”，“親民”也就是“仁者愛人”。所謂“親民”，就是孔子所說的“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大學》中的“明明德”，“安百姓”就是《大學》中的“親民”。
第二，所謂“親民”，就是“愛民”，就是安百姓，就是關心百姓的生計。王陽明特別告誡徐愛：“隻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如果隻是“明明德”，那就停留在“老佛”的層麵；既有“明明德”，又“親民”，這才是孔子的主張。
各位注意，王陽明在這裏把是否“親民”，視為“聖人之道”和“佛老之教”的根本區別。所以，隻說“致良知”的企業家、隻說“知行合一”的領導幹部，按王陽明的說法，還隻是停留在“佛老之教”的層麵，而沒有進入到“聖人之道”的境界。
黃綰對“親民”的解釋，則有三層意思：
第一，“百姓不親之親”。《禮記》中講，親其子，要親人之子，孝其父，要孝人之父。把別人的兒子當作自己的兒子一樣，把別人的父親當作自己的父親一樣，這就叫百姓不親之親。百姓不是自己的親人，但是自己要把他們當親人一樣看待，自己就會真正為他們服務。
第二，“凡親賢樂利，與民同其好惡”。要和民眾有一樣的好惡，有一些事從長遠來看是有好處的，但是民眾短期內接受不了，得慢慢地說服，慢慢地做工作，先解決他們眼前的問題，但是在解決他們的利益的同時，自己也應該享受利益，這就叫與民同其好惡。不能說我為你們服務，幫你們解決住房問題，幫你們提高收入，然後我什麼都不要。不要就不對。古人提拔官員是很有講究的，就看這個人行事是不是符合常情常理，如果這個人所做的事不符合常情常理，就有問題，不是矯情，就是另有更大的打算，這種人是不能用的。這個道理在“管仲論相”裏就曾經談到過，管仲拿不定主意到底誰來繼承自己的位置，齊桓公說，開方可以，他原來是衛國公子，本來可以繼承他父親的基業做衛國國君的，但是他放棄衛國到齊國來，他真是愛我。管仲說棄小必須是求大，他放棄那個小的衛國，來到齊國，一定是有所求。求什麼？求齊國這個大國。人沒有不愛自己父親的，他把他父親拋棄掉，把基業拋掉，投向別人，一定有他的考慮，所以對這樣的人要提高警惕。
第三，“而為絜矩之道者是已”。為官者為民謀福祉，為民謀福利，但是不能違反法律，不能違反政策。不能說為官者為人民謀利益，而給國家執行法律造成困難，這時處置為官者還是不處置？所以官員既要自身廉潔，同時又要恪守法律，不能違法。
這就是“親民”。我想如果我們所有的有一定地位的人能夠好好地體悟“親民”這兩個字，把民眾的疾苦視為自己的疾苦，把為民眾排除苦難，視為排除自己的苦難，那麼這個事情就好辦了。
“親民”還是“新民”，既是王學和朱學的學術分歧，也是執政理念的分歧。應該說，無論是朱熹還是王陽明，都是既主張關心民眾的物質生活，即“養民”，也關心民眾的思想教化，即“教民”。但是，哪個是第一位，哪個是第二位，卻關係到執政理念。這也是先秦儒家和法家以及此後儒家學說中不同流派的重大分歧，從某種意義來說，類似於我們現在所說的物質與精神、存在與意識的問題。王陽明及王學首先關心的是“物質”，是“養民”，故有“親民”之說；程朱及朱學首先關心的是“精神”，是“教民”，故有“新民”之說。但是，我這裏絲毫沒有揚王抑朱的意思，無論是王陽明還是朱熹，他們都是根據自己的感受，根據所在時代的需要，提出他們的主張，提出他們的治世之方的。
“親民”二字一經提出，既是王陽明學術的重要命題，被黃綰列入王學“三大要”之一，更成為王陽明政治思想的核心內容，成為他一生的執政理念，並且在此基礎上提出“政在親民”，持續向入仕的弟子們灌輸這些理念。在王陽明看來，如果天下的“親民官”、大明朝的所有官員，特別是大明朝的皇帝，都以誠心待民，都以“政在親民”為宗旨，天下有不治的道理嗎？
晚年賦閑紹興時，王陽明根據弟子們的提問，係統講述自己對《大學》的認識，並且經過弟子錢德洪的記錄和整理，成了《大學問》即《大學或問》一篇，被王門弟子稱為“師門之教典”。在《大學問》中，王陽明全麵梳理了自己的學術思想，也厘清了“致良知”“親民”“知行合一”這“三大要”之間的內在關係。可以說，此篇是王陽明對自己一生學術的總結。
在王學“三大要”中，最早提出的是“知行合一”。王陽明自稱：“吾居龍場時，夷人言語不通，所可與言者，中土亡命之流。與論‘知行’之說，更無扞格。久之，並夷人亦欣欣相向。及出與士夫言，反多紛紛同異，扞格不入。”為何中原的士大夫難以接受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既因為他們已經接受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說，更因為王陽明自己在揭示出“致良知”之前，並沒有明確“知行合一”和“格物致知”之間的區別，也沒有揭示出“知行合一”的靈魂或真諦。
那麼，“知行合一”的靈魂或真諦是什麼呢？關鍵在於對“知”的理解。王陽明在《大學問》中指出：“《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雲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在給學生陸澄的信中，王陽明對此做了更為明確的闡釋：“《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說，隻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著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知行合一”的“知”，指的是“良知”，是“此心之本體”，這才是其核心或靈魂；“知行合一”的“行”，是“致”，是達到“良知”的功夫。
“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王陽明提出“致良知”，“自聖人以至於愚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良知”這兩個字就是天下之大本，就是人心之本體，但是這個本體，這個大本被人的私欲遮蔽，所以要“致良知”。
王陽明認為，“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所入而弗自得也矣”。隻要以“良知”這兩個字作為衡量我們行為的標準，我們就可以達到一種自然的默契，天下就可以太平，世界就可以大同。所以他對“良知”兩個字特別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