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六年(1527)六月初六，兵部派出的使者帶著公文來到紹興王家。公文說，兩廣未靖，命王陽明以南京兵部尚書總製軍務，速往廣西，督同巡撫兩廣都禦史姚鏌等戡處。
廣西是苗族、瑤族、壯族等少數民族的聚居地，又是明朝政府首批推行“改土歸流”的地區。各少數民族及其首領之間，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土著居民與明朝地方政府之間，一直存在著一些理不清的關係，存在一些在當時難以解決的矛盾，所以總是難以安寧。
田州地處廣西西南(今廣西百色市田陽區)，漢代的時候屬交趾郡(治所在今越南河內市的西北)，唐朝屬邕州(治所在今廣西南寧市)。從宋代開始，設立了田州。不管是唐代的邕州還是宋、元、明的田州，均屬“羈縻州”，由當地的土司岑氏管理。這位岑氏據說是東漢開國名將岑彭的後裔，應該說也是大有來頭的家族。
從嘉靖二年(1523)開始，田州各土司相互攻伐。明朝在兩廣的地方官趁機發兵，利用土司間的矛盾，殺死田州府土知府岑猛及其長子，然後向朝廷告捷，並且要求就此廢除田州的土官，改設漢人流官。“改土歸流”是明朝永樂年間開始在少數民族地區推行的一項政策，但這一政策一直遭到當地少數民族首領的反對，加上缺乏相應的民族政策，所以總是反複出現矛盾。
嘉靖六年(1527)，岑猛餘部盧蘇、王受等人乘著官軍鬆懈，以岑猛未死相號召，並揚言在交趾借兵20萬，於是一呼百應，不但攻占了田州城，而且攻占了思恩城(今廣西武鳴)，聲勢浩大。明軍損兵折將，巡撫都禦史姚鏌一籌莫展。
這個時候，明朝的當權者們想起了平定南贛、平定寧王的王陽明。
開始，王陽明並不願意，疏中反複陳說自己重病在身，無法勝任兵甲的勞頓，請求朝廷收回成命。於是朝廷來了第二道詔令，命王陽明以原官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禦史，提督兩廣、江西、湖廣四省軍務。後來，又讓他兼任兩廣巡撫。在當時的明朝，由朝廷派出的欽差大臣，就沒有比這權力更大、地位更高的了。這也是嘉靖皇帝的統治風格，要讓你辦事，就給你一切可能給予的權力。王陽明懂得侍君的道理，事到這個份上，不能再推辭、再耽擱了。
天泉橋上“四句教”
對於老師的複出，弟子們自然是高興。但老師的兩廣之行，肯定又是曠日持久。錢德洪和王畿，是王陽明在紹興時收的弟子，雖然入門時間不長，卻已顯示出在王門的地位。但是，二人的性格、稟賦大不一樣，王畿機敏善辯，錢德洪踏實持重，因而對於師門的教訓，也就有不同的理解。這天，錢德洪和王畿都在同門張元衝的船上，討論為學的宗旨。王畿對老師的“四句教”提出疑問，認為未必是“不易法言”。
“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的所謂“四句教”是王陽明晚年的一個“頓悟”成果，我將其與“龍場悟道”“致良知”並列，為王陽明三次重要的“頓悟”中的一次。
按我的理解，這“四句教”的意思是，每個人就他的本體來說，本來是無善無惡的，隻是因為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開始有善有惡了，然後，隨著他的良知發現，他知道什麼是善的，什麼是惡的；最後要“致良知”，那就必須是為善而去惡。這“四句教”說的是一個認知過程。
這是王陽明對自己學說的一種修正，因為後來他發現，人性本來是無善無惡的，一個人生存在一個好的環境裏，善的意願就更多，生存在一個比較差的環境裏頭，惡的意願就更多。但是通過學習聖人之道，我們知道哪些事情是善，哪些事情是惡，這樣就可以通過“致”這種功夫來達到“本體”。“良知”是我們的本體，但是如果不通過“致”這種功夫，就達不到“良知”這個本體。所以說，人之初，性本無善無惡。那麼從“無善無惡”到“有善有惡”，到“知善知惡”，到“為善去惡”，恰恰是人們認識社會、認識自身的過程，也是人們從建立“良知”到“良知”被蒙蔽再到“致良知”的“知行合一”的過程。
如果我們不考慮這個過程，隻從字麵去理解這四句話，是很難的，我們把它放在人類的一般思維方式上進行解讀，“四句教”就符合我們當代所解釋的這種思維的一般規律。弗洛伊德認為人的意識，開始是無意識，接下來有前意識，然後再有潛意識，最後到有意識。王陽明的“四句教”所揭示出來的“善惡”之念、“致良知”之意，與人類思維的過程相吻合，具有一定的科學性。
我這個解讀可能和很多國學大師的解讀不一樣，很多國學大師的解讀比較玄妙，而我認為“四句教”符合人類思維的一般過程，它回歸到這個過程上，就不再是那種玄乎其玄、神乎其神的學說。任何人都是由無意識到有意識的，任何人都是由無善無惡，接著到有善有惡，然後到知善知惡，最後到為善去惡的。王陽明這個“四句教”，還有《道德經》中的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給了我很大的啟示，我也在這些啟示下寫了一篇文章，名為《學術研究的“問題意識”與“非問題意識”》。
由此我也得出一個結論，無論是王陽明還是陸九淵、朱熹、孟子、孔子乃至佛祖釋迦牟尼、禪宗六祖慧能，他們的學說思想，都有一個動態的逐漸完善的發展過程。所謂的“聖人之道”，瞬間的頓悟隻是表象，長期的體悟才是事實。王陽明也是這樣，王陽明所謂的“龍場悟道”，隻是找到了一個門道，後來還要不斷地體悟。
一切的“頓悟”都是“漸悟”的階段性成果，隻要思維還在，行為還在，“漸悟”的過程就不會終止。正如王陽明對“四句教”的闡述，如果上天給予王陽明更多的壽命，他對“四句教”還將會有更多的解讀，可能還有新的“頓悟”。
思想家的每一個成果都是一個階段性的總結，任何偉大的思想家，哪怕他活到300歲，他最後對自己的理論做一個總結，也不能說這一個理論就是完善的，它還需要不斷地發展。什麼原因呢？第一個是他的思維繼續存在；第二個是別人順著他的道路還在繼續推進。特別重要的是，世界在發展，社會在前進，從來沒有過可以管1萬年，可以管1000年，哪怕是管100年的學說。我們不能否定從古到今，古今中外人類的共同價值，孔子所說的仁者愛人，這是共同的一個理念，但如何達到，不一樣的時代有不同的認識和說法。
錢德洪是師門學說的堅定恪守者，一聽王畿對師學提出疑問，立即感到有些緊張，連忙問道：“此話怎講？”
王畿解釋說，如果心是無善無惡的心，那麼，意也應該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也是無善無惡的知，物也是無善無惡的物。如果意有善惡，那麼心也應該有善惡。
錢德洪不同意王畿的解釋，他認為，心體是與生俱來的，原本無善無惡，但人生下來之後，就會染上各種習性，於是就有了善惡之念頭。為善去惡，正是恢複原來的本體。
二人各執己見，誰也無法說服對方，於是一起來見老師。
這天是嘉靖六年(1527)九月初七，王陽明已定在次日啟程前往兩廣，所以來訪的客人特別多。直到夜深，客人才陸續散去。王陽明正想就寢，聽說錢德洪和王畿在門外等候，有些詫異，出來詢問。一聽說他們在爭論“四句教”，王陽明不禁一喜：“我正希望二位有此一問。”
王陽明與二人一起來到住宅旁邊的天泉橋上。諸位注意，這個天泉橋並不是什麼壯觀的大橋，隻是紹興城內諸多小河上的一座小橋，長度充其量也就七八米。王陽明讓二人將各自的想法再說一遍。
聽完之後，王陽明笑了，朋友中還無人對這“四句教”提出看法。這二人的見解，正好相輔相成。所以不能因各持己見而相病，汝中(王畿)應用德洪的功夫，德洪應悟汝中的本體。王陽明為何這樣說？大概是說王畿思考得太多，要學學錢德洪的用功；錢德洪書讀得多，要學學王畿的感悟。
錢德洪本以為自己是在捍衛師說，沒想到老師各打五十大板。他對此表示難以理解。
王陽明解釋說，入我王門的有兩種人，一是利根之人，二是中根之人。人心的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是個“未發之中”。利根之人可以直接從本源上領悟到心的本體。中根之人本體受了習性的蒙蔽，所以先應為善去惡，等功夫熟透之後，才可明盡本體。
王陽明見二人若有所思，繼續說道：“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引利根之人的法門；德洪之見，卻是我這裏接引中根之人的法門。二者不偏不廢、相取為用，這樣，中根上下的人都可在我王門得道。世上利根之人極其難得，連顏子、明道都不敢承當，如果隻依汝中之見，豈不將他二人也拒之門外？人生在世，少有不染習性的，如果不教他們在良知上做為善去惡的功夫，一切都不著實處，隻去懸空想個‘本體’，豈不養成了一個‘虛寂’？”
聽了老師這番話，錢德洪覺得自己的感悟有了依托，王畿則不禁有些自得。王陽明再次叮囑說，這四句話是一個整體，不可分割：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這不是小事，所以不能不對二人說破，切不可失了宗旨。
但是，叮嚀歸叮嚀，二人卻各有自己的認識。特別是王陽明這一去竟成永訣，沒有機會再行切磋，二人便根據各自的才性和理解，對師門的學說進行解釋，從而導致了日後浙江王門的分化。
廣西之行
嘉靖六年(1527)九月初八，王陽明告別了妻子張氏和不到1歲的兒子，告別了家鄉紹興，踏上了他曾經多次走過的由浙江通向江西的道路。他將沿著富春江、衢江，經富陽、桐廬、衢州到常山，經草坪驛到江西玉山、上饒，然後再在上饒登船，由信江經鉛山、弋陽、貴溪、餘幹直趨南昌。在南昌，王陽明受到前所未有的禮遇，人們聚集在街頭，就為了一瞻王陽明的風采，王陽明的轎子是從人群的頭上傳遞的。到了吉安，陽明弟子和地方父老在北郊的螺絲山聚會，等候王陽明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