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堂的蓋棺論定
王陽明去世的消息通過信使傳到北京，最先得知這一消息的當權者是吏部尚書桂萼。這是一位睚眥必報、爭強鬥狠的人物。無論是在台上還是台下，王陽明所表現出來的不冷不熱、不亢不卑的態度，都使桂萼感到難以容忍。王陽明雖然已經去世，桂萼仍然不依不饒，劾其“擅離職守”。嘉靖皇帝朱厚熜更認為王陽明不等批複便自行離任，是蔑視朝廷，非為臣事君之道，命群臣議罪。
人已經死了，朝廷卻是這種態度，實在是太不近人情，也太令人心寒了。接下來就要“蓋棺論定”了。由桂萼主持的“廷議”，對王陽明的一生作了如下的“蓋棺論定”：
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眾論之不予，則為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背謬彌甚。但討捕賊，擒獲叛藩，功有足錄。宜免追奪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
我們來分析一下這次的“蓋棺論定”。
“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指王陽明做事不按規矩辦，他的學說就好像一種無厘頭的學說、無根之說。古代人看重師承，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師承，老師是誰，老師的老師又是誰。比如王陽明的好朋友湛若水是有師承的，他的師門是廣東新會的陳獻章，陳獻章的師門是江西崇仁的吳與弼。但是王陽明沒有，你說他學父親，他不是父親的學生，說他學祖父，他也不是他祖父的學生，他唯一提到的是婁諒對他的影響，但王陽明並沒有拜婁諒為師。
“欲立異以為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說王陽明為了自我標榜，抨擊朱熹，批評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論，自己則標新立異。當然，“標新立異”沒什麼不好。鄭板橋教學生寫文章，寫了一副對聯，上聯是“刪繁就簡三秋樹”，下聯是“領異標新二月花”。好的文章是直奔主題的文章，開門見山的文章，就像深秋時節一陣寒風吹來，把樹上的黃葉子全部掃掉，剩下的是枝幹，但是這樣還不夠，還要領異標新，像二月的花一樣。農曆二月的時候，天剛解凍，二月花一出來，就是引領眾花。按理說，王陽明立異以為高也沒什麼不對，但是朝廷認為這是建立在對朱熹的不合理的批評上的，是為了出名。
“知眾論之不予，則為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說的是《朱子晚年定論》，這是王陽明在贛州期間收集的一個小冊子，收羅了朱熹的30多篇文章，但是，王陽明所收集的，很多是朱熹中年時期的文章，甚至有個別是朱熹早年的文章，並非“晚年”的定論。王陽明將朱熹文章中對自己論點有利的部分收集在一起。比如其中有一篇是朱熹向朋友說，我過去的言論是不太合適的，我寫書寫得太多，過於瑣細。這篇文章的收入，是為了讓別人認為朱熹晚年對自己的學術進行了檢討，王陽明才是對的。在這個集子的前麵，王陽明還寫了一篇“序”，全麵闡述自己的學術曆程。這個文集一經刊行，便引起了更大的爭議。江西有一個著名的學者叫羅欽順，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對《朱子晚年定論》進行批評，全文有幾千字。這篇文章一出來，幾乎宣判了《朱子晚年定論》的死刑。
“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王學形成氣候之後，王門從者如雲，師倡徒和。天賦好的、有個性的學生，喜歡王陽明的寬鬆和隨性，學生是張狂者，他就成全你的張狂；學生是謹慎者，他就成全你的謹慎。這種教法有點像孔子的教法，因材施教。那些沒什麼學術的但又想出人頭地的學生，則扛著老師的招牌，招搖撞騙。
在王陽明的弟子中，天賦最高而又最喜招搖的，恐怕得數王艮。王艮拜王陽明為師之後，效仿孔子周遊列國，請人打造了一輛奇形怪狀的車，車輪直徑有兩米，王艮戴著高帽子，穿著異服，坐在車上，高高在上。王艮乘著這輛車，一路招搖，來到北京。北京有個老頭，頭天夜裏夢見一條無頭黃龍，騰雲駕霧，來到崇文門。一覺醒來，他便往崇文門，想看看夢中所見是真是假，剛巧遇上王艮駕車而來。於是一傳十，十傳百，京城轟動，人們都將王艮視為怪物。一打聽，這怪物竟然是王陽明的弟子，攻擊王學的人又添油加醋，誹謗之聲甚囂塵上。北京同門力勸王艮稍事收斂。王陽明聽到消息，傳書王艮，讓他立即回紹興。
王艮回來了，王陽明心中又是生氣，又是好笑。這個弟子悟性極高，又極有個性，但意氣太盛，做事太離奇，必須殺殺他的性子，於是不理他。王艮天天跪在老師的家門口請罪，王陽明進進出出，視而不見。到第三天，王陽明出門送客，見王艮跪在門旁，仍然不予理睬。王艮高聲嚷道：弟子知錯了!王陽明見了他那副模樣，覺得好笑，但仍不理。
和客人道別之後，王陽明徑自向書房走去，沒想到王艮跟在後麵，當庭跪倒，大聲叫道：孔子不做過分的事情!王陽明聞言，猛然一驚，自己對這位已經闖出了極大名頭的弟子確實有些過於苛責了，急忙返身，將王艮扶起。
我們接著來看“廷議”。“廷議”的“蓋棺論定”有所保留地肯定了王陽明的事功，但全麵而徹底地否定了王陽明的學說，稱之為“邪說”，要“禁邪說以正人心”。根據“廷議”的結論，再加上自己的認識，嘉靖皇帝保留了王陽明生前新建伯的爵號，但子孫後代不得世襲，至於功臣死後朝廷應該給予的優恤等等，也一概免去。這是王陽明死後朝廷對他的“蓋棺論定”。但是，中國曆代的“蓋棺論定”未必真能定論，翻盤的事情常常發生。
不但是王陽明，就是王陽明抨擊的朱熹，死後南宋政府也將其學說定為“偽學”。一直到朱熹死後40年，才得到平反。無獨有偶，王陽明也是在死後40年平反。有時我想，這是否也是所謂的“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回過頭來說，桂萼主持的“廷議”，朝廷對王陽明學說的批評，從字麵上看，全部符合事實。但是，“廷議”的“蓋棺論定”對於王陽明學說的精華，對於王陽明倡導的親民、致良知、知行合一，一概避而不提，這就不是公正的、完整的評價了，這種評價肯定是要被翻盤的。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我的一篇文章《蓋棺未必論定：王陽明評價中的輿論和廟堂》。
朝廷的“蓋棺論定”一出來，朝野上下一片嘩然，什麼原因？王陽明的影響力太大了，怎麼能夠這樣對待一個有這麼大功勞的人呢？怎麼能夠這樣對待一個有這麼大學術影響力的人呢？
首先站出來為王陽明辯護的是黃綰。當年王陽明和湛若水在大興隆寺講學，上下張羅的就是黃綰，那個時候他們是朋友，後來黃綰幹脆拜王陽明為師，王陽明對他可以說是亦師亦友。從此以後，黃綰可以說是王門“護法”，隻要有人批評王陽明，黃綰必然挺身而出，捍衛師門。王陽明死後，主持後事的也是黃綰和薛侃。在我印象中，黃綰好像還讓女兒和王陽明的兒子訂婚，以此來維護王陽明幼子的權益。
這個時候黃綰挺身而出，既是因為他是王門“護法”，也因為黃綰是“大禮議”的功臣，說錯了皇帝也不會拿他怎麼樣。因為嘉靖皇帝就是這麼一種人，有恩報恩，有怨報怨。可能也是和性格有關，同是陽明弟子，方獻夫也是議禮功臣，而且地位比黃綰高，但沒有像黃綰這樣高調，這樣旗幟鮮明。
陽明“四大功”
黃綰頌揚王陽明“四大功”：
第一功，擒獲寧王朱宸濠。“宸濠不軌，謀非一日”，宦官像禦馬監太監魏彬等，嬖幸如武官錢寧、江彬等，文臣如兵部尚書陸完等，全是朱宸濠的內應；鎮守中官如畢真、劉朗等，則為其外應。所以，當時的中外諸臣，多懷觀望。如果不是王陽明“忠義自許，身任討賊之事，不顧赤族之禍，倡義以勤王，運籌以伐謀，則天下安危未可知”。這也是人們的共識，否則黃綰不敢這樣說。黃綰繼續打抱不平，說如今把平定朱宸濠的功勞全給了伍文定，這“是輕發縱而重走狗，豈有兵無勝算，而濠可徒搏而擒者乎”？
第二功，平定南贛的動蕩。“大帽、茶寮、浰頭、桶岡諸賊寨勢連四省，兵連累歲。若非蚤平，南方自此多事。守仁臨鎮，次第底定。”一年多全部掃平，而且沒有發生後患。這也是公認的事實，包括“廷議”也說王陽明“討捕賊，擒獲叛藩，功有足錄”。
第三、第四功都是發生在廣西的，一是平田州、思恩：“田州、思恩，構釁有年，事不得息，民不得已，故起守仁以往，定以兵機，感以誠信，乃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感泣受杖，遂平一方之難。”二是平八寨：“自來八寨為兩廣腹心之疾，其間守戍官軍，與賊為黨，莫可奈何。守仁假永順狼兵，盧、王降卒，並而襲之，遂去兩廣無窮之巨害，實得兵法便宜之算。”我不知道黃綰在這裏為何漏了大藤峽，或許是因為行文過速。
可以說，這“四大功”都是別人搞不定的事情，王陽明在彈指之間就搞定了。特別是最後二功，又使北京的當權者非常惱火。思恩、田州，是讓王陽明用兵去剿滅，結果王陽明采取了招撫的方式；八寨、大藤峽，朝廷沒有讓王陽明管，他竟然乘著解散軍隊的機會，一舉蕩平。這也太不聽使喚了。但是，王陽明是林則徐所說的那種人，“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隻要事情於民於國有利，他都幹。所以，王陽明和朝廷的決策者之間，關係總有一些若即若離，他並非以君主之是非為是非，而是以心中“良知”之是非為是非。但在嘉靖皇帝看來，在朝中的當權派看來，王陽明就是太自以為是、太過自作主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