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出遊回來，王陽明就問他，你出遊，看到了什麼，聽到了什麼？王艮說，這趟出去，好像有和過去不一樣的感覺，覺得滿街都是聖人。王陽明笑了，說，好啊，你看滿街都是聖人，滿街人應該也認為你是聖人。
王艮是什麼人？是天賦極高、眼界極高的人，平日也以聖人自居。王艮能夠感覺滿街都是聖人，說明他放下了自己的身份，擺正了自己的心態。所以王陽明表揚他，說他如果能夠這樣地看滿街之人，那麼滿街之人就會把他也看成聖人。
又有一天，一個叫作董蘿石的，也出遊回來。董蘿石名叫董沄，蘿石是他的號。董沄比王陽明大10多歲，60多歲的時候，拜50歲的王陽明為師。王陽明開始不同意，說您是前輩，我不敢當。董沄堅持，結果成了王門年紀最大的學生。董沄也是出遊而歸，見到王陽明很興奮，說“今日見一異事”。王陽明問：“何異？”董沄說：“見滿街都是聖人。”王陽明說：“此亦常事耳，何足為異？”
同是“滿街是聖人”，王陽明對王艮和對董沄，卻是兩種說法。陽明弟子錢德洪對此做了一個解釋，說“汝止圭角未融”。什麼叫作“圭角未融”？就是這個人還是自視甚高，所以王陽明要告誡他，平等待人，你怎麼對待別人，別人也怎麼對待你。而蘿石開始“有所醒悟”。什麼叫有所醒悟？那就是剛剛領悟師門要旨，這個時候就要鼓勵他。所以，雖然是同樣的一句話，王陽明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教誨。
錢德洪的說法是有道理的，但我認為，王陽明還在傳遞一種思想，那就是每個人隻要心中有良知，並且依照良知辦事，不需要有多大的成就，你也是聖人。因為要有成就，要建功立業，一要靠本事，二要靠機遇。普通的民眾隻要把自己的“心中賊”除去，把“良知”發掘出來，按良知去做事，同樣也是聖人。這是王陽明把“聖人”的概念由雲端收回到地麵，這就有點像佛教說的人人皆可成“佛”，王陽明這裏說的是人人可以成“聖”。
還有一件好玩的事。
嘉靖五年(1526)會試，錢德洪和王畿，雖然雙雙中試，成了準進士，但是，由於不滿主考官通過科舉出題攻擊王學，二人商議，放棄了殿試，與會試下第的黃弘綱、張元衝等人一起，回到紹興。大家說，放棄殿試，那就是放棄了機會啊。但明朝不是這樣，你放棄了這一次的殿試，仍然保留著下一次殿試的資格。
幾人回到紹興，見了老師，說起一路上與人講學，有願意聽的人，也有不願意聽的人。
王陽明問道：你們是否知道為何有人不願聽？
錢德洪等人認為，這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問題，不願意聽的當然是一些腦子不開竅的人。但王陽明不是這樣看，他認為，是錢德洪等人還沒有放下架子：“你們擺著一副聖人的架勢去與人講學，人家見到聖人來了，都害怕，於是都走了。你們應該將自己看作愚夫愚婦，才可以去與人講學。”
當然，這個理念王陽明隻有到後期才有，他前期是張口閉口“學為聖賢”，絕不會說“愚夫愚婦”。
晚年的時候，王陽明教導他的學生，說我們的學說就是愚夫愚婦的學說，我們必須用別人喜聞樂見的方式，用愚夫愚婦所能夠接受的方式來和別人交流，你不能再是“道貌岸然”，總覺得自己如何了不起，那樣別人是不會聽你的，他會覺得你是聖人，我惹不起我躲得起。隻有用凡夫俗子、用愚夫愚婦的方式來進行交流，別人才能夠接受。這也說明王陽明越來越重視把自己的“致良知”推向大眾。
說到這裏，我們這些所謂的學者似乎也該有所反思了。好像王陽明也是在說我們，因為我在前麵也和大家說過判斷學者與網紅的區別。是不是我們在堅持說真的、對的話的同時，得學學網紅的語言特點和傳播方式，使自己的學說傳播得更為便捷，人們更能夠接受？這個問題的答案我還沒有想好。
國家的治理，社會的安定，不僅僅是士大夫的事，更是每一個民眾的事情。如果所有的民眾都不把自己的良知發掘出來，都像紅眼狼一樣見到利益就撲過去，這個社會怎麼能夠安定？“致良知”同時是全民的事情，就像王陽明說的“心中賊”，不僅“山中賊”有“心中賊”，全民都有“心中賊”，尤其是士大夫和皇帝的“心中賊”導致了社會諸多問題。但是同樣，要破除這個“心中賊”，不僅僅是要在士大夫心中破除，普通民眾心中也得破除。王陽明自己同樣也有“心中賊”。
當然，學生也拍他的馬屁，怎麼拍馬屁？有點肉麻。
錢德洪拍老師的馬屁，說：“今日要見人品高下最容易的。”王陽明覺得奇怪，如何才能分辨一個人的人品高、一個人的人品下？
錢德洪說，先生就像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視者，須是無目之人。
有一句話，說是“高山仰止”，泰山在前麵，我們要想看到泰山，就要仰起頭來，錢德洪等人的意思是，先生您就是泰山在前。如果有人看到您不知道尊重，不知道抬頭，不知道高山仰止，此人就是人品低下，此人就是“無目者”也。
王陽明這個時候說了一句非常偉大的話：“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任何一個偉大的人物，當你覺得自己是個偉人的時候，實際上你還不是真正偉大。當你覺得自己和平常人一樣的時候，你才真正偉大，這就叫“泰山不如平地大”。偉大的人物隻有當他有大地一樣的胸懷，而不隻是泰山一樣的胸懷時，才能夠包容萬物。
《道德經》有一段話，我印象特別深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有位好朋友和我說，這實際上就是“人法自然”，我當時大讚，太對了，歸根到底就是“人法自然”。但是回過頭來一想，以《道德經》作者那樣的智慧，他為什麼說這麼多廢話，為何繞這麼多彎彎？
大家讀西方學者的哲學著作的時候，也許會有同樣的感覺，一句話，作者可以顛三倒四、不厭其煩地從各個角度說。後來發現，別人是從各個角度，把問題闡釋得天衣無縫，就像我們寫論文，一個專門的問題，為何博士論文要到10多萬字乃至幾十萬字？我發表的關於明代社會多元化的多篇論文，都是4萬到5萬字，當然，發表的時候做了一些刪節。有一篇甚至寫到八九萬字的時候，發現方向錯了，核心問題還沒有涉及，於是推倒重來。大家說，為何要寫這麼多字？因為不寫到這個程度，就形成不了“證據鏈”。
那麼，《道德經》為什麼不直接說“人法自然”，而要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呢？這也是“證據鏈”，在強調事物的過程。要想人法自然，你先要向地學習，先法地。人有很多欲望，先要向地學習，放下這些欲望，像地一樣奉獻而不是索取；然後再法天，向天學習，天的精神、天的品質是光明，是包容萬物，學會了天的光明和包容，才可以包容萬物，才接近於道，才可以效法自然。所以，這個過程是很重要的。我們往往把過程省略掉。王陽明開始教弟子的時候，也是把過程省略掉，說自己白費了許多口舌，直接就教人“致良知”了。王陽明的弟子裏頭，有一批人就形成了一種“空疏”之學，誇誇其談，說大話，包括王銀的兒子，還有王銀兒子的弟子，在他們那裏，他們的先生王銀就是最偉大的，孔子算什麼？他們的老師超越了孔子。孔子並非不可以超越，否則人類怎麼進步？但你的那些名堂都是從孔子那裏衍生出來的，這就狂妄自大了。
所以，後來王學的末流，越來越被人們指責，就是因為他們口裏說的是王陽明的“為聖人之心”，卻沒有學到王陽明修煉內心，並且付諸行動的精髓。
王陽明時時強調事功就是學術，這一條我覺得對我們當下也是極其重要的。有一個流傳很廣的故事，說有一個屬官久聽王陽明講學，然後對王陽明說，先生之學真是太好了，但是我由於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為學。意思是，我的工作太忙，我沒時間去學。王陽明說了下麵一段話，我們共同欣賞：
我何嚐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為學，才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個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個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隻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卻是著空。
你既有職務，有工作，你就應該從職務、從工作的事上為學，那才是真正格物。事功和學術，並無二致。不落在實處的學問，並非真學問。審一個案子，“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個怒心”，有些犯罪嫌疑人對你態度輕蔑，而且不配合你的工作，你這個時候不能發怒，你不能說你這小子態度不好，我就加重懲治；“不可以因他言語圓轉，生個喜心”，也不能因為有的人會拍馬屁，認錯態度很好就想減輕他的罪過；“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能在判案的時候，因為厭惡他的委托而加意治之。如此等等，皆是錯。
這一段我特別和做律師的朋友交流過，他們是否也犯過，而且還在繼續犯王陽明指出的那樣的錯誤？
王陽明500年前就已經教導了我們，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能因為他上有老母下有小孩，於是就“屈意從之”，這也不可以。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更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些因素隻有自己知道，所以必須精細省察克治，唯恐此心有一毫偏倚，必須杜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
王陽明又和學生說到“上智與下愚”。《論語》裏有一句話，叫“上智與下愚不移”。我開始讀到這句話的時候，覺得“上智”就是智商很高的人，“下愚”就是智商低的人，這是改不了的。後來讀王陽明的書，王陽明說了一句話：“不是不可移，隻是不肯移。”“上智者”見事準，辦事有效率，而且喜歡學習，願意改正自己的錯，他們不改變自己的這種習慣，這是有主見；“下愚者”見事遲，辦事缺乏效率，但又不願向別人學習，也不願改變自己，這就是固執。所以孔子說“上智與下愚不移”。關於這句話，程頤的學生也問過程頤。王陽明的回答和程頤一樣，不是不能移，而是願不願意移。
徐愛是王陽明的首徒，王陽明在赴龍場之前，包括徐愛在內的三個青年堅持要拜王陽明為師，成為王陽明的第一批弟子。徐愛在《傳習錄》引言裏說王學的特征：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為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縱，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嚐泛濫於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為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
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麵，或猶未聞其謦欬，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裏者。
徐愛可說是其師的知音。他以自己的親身感受，解釋了世人對王學不理解的原因。
人們往往隻見到王陽明的為人隨和、不修邊幅，以及他曾經熱衷於舞文弄墨，熱衷於佛道方術，而沒有看到他曾經刻苦鑽研過程朱學說，更沒有體會到他在龍場“悟道”時期的曆盡艱辛。所以，一見到他批評程朱學說的議論，便認為是危言聳聽、嘩眾取寵。朱子之學早已深入人心，人人以為是天下的至理，人人都將其作為學問的根底。王陽明批評朱子的學說，等於從根本上批評天下讀書人的學問。所以，王陽明被人反對、遭人批評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有人隻聽過王陽明的片言隻語，有人隻是憑著道聽途說的傳聞，還有人一開始就以朱學的捍衛者自居，誰批程朱學說他就批誰，這些人又怎能理解王陽明學說的真諦？
徐愛也以自己的親身感受，批評了一些同門師兄弟，僅僅學得一點皮毛，便喜歡誇誇其談，其實並未真正理解師門的精髓。
王陽明後來忙於軍政事務，確實需要徐愛這樣的弟子來對自己的思想進行闡釋，但徐愛卻在31歲時英年早逝。難怪王陽明在得到徐愛去世的消息時倍加傷感，有孔子失顏回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