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新皇帝和以內閣為首的朝中當權派，就生父興獻王朱祐杬的尊號等問題，進行了三四年的反複爭論。這場被稱為“大禮議”的爭論，以爭“禮”開始，以爭“權”告終，成為明代政治史上著名的大事件。當時的官員無論是在朝還是在野，幾乎全都卷入了這場鬥爭之中。
朱厚熜做了皇帝以後，大臣們要求朱厚熜稱自己的父親為“皇叔父”，稱正德皇帝的父親即孝宗皇帝為“皇父”，朱厚熜十分不願意。有一句話叫“母子齊心，其利斷金”，嘉靖皇帝的母親蔣氏也是個角色，在皇帝登基幾個月後，她順著長江，順著運河來到通州。到通州後，她知道兒子在北京被大學士們為難，知道自己的兒子雖然做了皇帝，卻不能稱自己的丈夫為“皇父”。於是蔣氏對前來迎接的禮部官員說，你們把我們母子兩個送回去吧，這個太後我不做了，我兒子也不做皇帝了，我不能因為出了一個皇帝，而丟了一個兒子。這話和她兒子在良鄉時說的類似。諸位看看，這母子倆都非常有個性、非常有主見。當然，他們斷定，無論是太後還是大學士，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真把他們送回去。
這實際上是朝中的元老對新來的皇帝進行控製，而皇帝反抗這種控製的鬥爭。就在皇帝感到孤立無援的時候，突然冒出了一個浙江永嘉的讀書人，叫張璁。張璁25歲中了舉人，這個年紀應該還算是比較年輕的，但是，此後竟然連續7次會試，屢戰屢敗。張璁心灰意懶，打算放棄，這時卻有一位自稱懂得相術的禦史鼓勵他說，你的黴運已經結束，3年之內，必定可以中進士；再過3年，一定能“驟貴”，前程不可限量。
禦史的鼓勵，使張璁正在熄滅的鬥誌又重新煥發出來。張璁決定奮力一搏，竟然在第8次科舉也就是正德十五年(1520)二月的會試中中試。本來三月要進行殿試，由於正德皇帝當時還在南京，皇帝不到場，殿試就沒法舉行。從南京回北京的路上，正德皇帝朱厚照在淮安落水，一病不起。所以，從正德十五年拖到十六年(1521)，一直沒有對這一批準進士進行殿試。直到嘉靖皇帝即位後，才在正德十六年的五月，推遲了一年零兩個月之後，補行殿試。於是，這一榜的進士們，便不是正德皇帝朱厚照的“門生”，而是嘉靖皇帝朱厚熜的“門生”。張璁就是嘉靖皇帝第一批門生中的一個，這個時候，張璁已經四十六七歲了。
朱厚熜完全沒有想到，在自己的第一批門生中，竟然產生了一位勇士、鬥士。就在朱厚熜幾乎是孤軍作戰，為著自己父親的名分，為著自己皇帝的名分，與以楊廷和為首的大臣反複辯駁時，張璁這個比皇帝大30多歲的老門生、“觀政進士”，卻憑著自己通曉古今禮製，義無反顧地上了一道“辨禮疏”，旗幟鮮明地站在皇帝一邊，向以楊廷和為首的滿朝的大臣宣戰。這是嘉靖皇帝在“大禮議”中得到的第一個支持的聲音。
王陽明這個時候在幹什麼？
嘉靖皇帝在興王府的時候，就對王陽明佩服得不得了，當年幾乎所有的有誌青年，都是王陽明的粉絲。一個文弱書生，不是帶著正規的軍隊，而是帶著一幫烏合之眾，數十年沒平定的動蕩，被他一年搞定；寧王謀劃多年的叛亂，被他一個月搞定；而且，越是艱險之際，越是危疑之際，他越是神明自定，越是若有神助。所以嘉靖帝極其佩服他。嘉靖帝即位之後，立即下了一道旨意，讓王陽明即刻北上，麵見皇帝。
王陽明得到聖旨之後，極為興奮。但是明朝人包括中國曆代的官員，都需要假裝謙虛，當接到任命的時候，要寫一個推辭的報告，說自己能力有限，或說身體不好，難以承擔重任。但是王陽明沒有這樣寫，他沒有假裝謙虛，隻是說祖母去世，沒有來得及祭奠，父親年老多病，還沒有來得及探視，請求皇帝讓他先回一趟家鄉。當然，這個時候王陽明的家已經從餘姚搬到紹興了，所以他請求先去紹興，再去北京。
但是，王陽明還在去紹興的路上，朝廷的第二道聖旨來了，讓王陽明暫且不要赴京，就在原地待命。
第二道旨意顯然不是皇帝真實的意思，而是大學士們的意思。當時在內閣做大學士的，是楊廷和、蔣冕、毛紀，3人都恪守朱學，與王陽明有學術上的分歧。而且在他們的印象中，王陽明是王瓊的人。先任兵部尚書，後為吏部尚書的王瓊，已經在與內閣的鬥爭中失敗，被坐以“交結近侍律”論死罪，因為功勞大，屬“八議”之條，所以免去死罪，發配戍邊。如果逼走一個王瓊，又召來一個王陽明，豈不是自己和自己過不去？
而且，王陽明的事功、學問，舉朝上下無人比得上，如果他來北京，該將他放在什麼位置呢？更何況，當時的北京正在醞釀著一場重大的鬥爭。大學士們和新皇帝之間就皇帝生父的稱號問題，正在進行反反複複的論戰。如果來了一個王陽明，豈不是壯大了皇帝的力量？
明太祖廢除宰相之後，從永樂開始有了內閣。但在內閣擔任大學士的，除了楊一清等極少數是憑著有解決實際問題的才能和功績入閣的，其他幾乎全是能寫漂亮文章、能說傳統道德的翰林院秀才。越是功勞大，越是能幹實事的，越是難進內閣。
王陽明這時所受到的待遇也是這樣。盡管皇帝想見王陽明，並且下了敕書，但大學士們卻有對付皇帝的經驗和理由。他們讓科道官出麵向皇帝打報告，說是眼下正值武宗死後的“國喪”期間，朝廷革故鼎新，一切都還沒有理出頭緒，特別是舊君去世，新君即位，已經花去了很多經費，如果這時將王陽明召到北京，必然要對他以及跟隨他平定“宸濠之亂”的官員和士兵進行犒賞，戶部一時間哪裏拿得出那麼多的銀子？不如先讓他暫留南昌，等到朝廷理出一點頭緒之後，再召他進京，論功封賞。
盡管這樣，王陽明平定朱宸濠的事情，朝廷總得有個交代，潑在王陽明身上的那些汙水，總該進行洗刷。況且，王陽明的一個弟子冀元亨因被許泰、張忠等人構陷，一直被囚禁在北京錦衣衛大牢之中，雖然經過王陽明多次移文都察院和各部，以及言官們的極力辯冤，朱厚璁即位後，下令放其出獄，他卻終因病重死於獄中，朝廷至今沒有下令給予撫恤。
所有這些事情，都壓在王陽明的心中。但是他要等待，等待當權者們的下一個動作。
正德十六年(1521)十一月初九，朝廷終於對平定“宸濠之亂”的有功人員做了一次封賞。受到封賞的，有原南京兵部尚書喬宇、南京守備太監黃偉等。吉安知府伍文定，在此之前已升任江西按察使，這次再升都察院左副都禦史，去北京赴任。王陽明則因首功，被封為新建伯。
封賞的詔書到紹興時，王陽明的父親王華已在彌留之際，但神誌卻顯得特別清醒，他催王陽明兄弟出門迎接使者，聽清了晉封三代的“旨意”，才瞑目而逝。父親去世，兒子得在家中“守製”3年，每年以9個月計，共27個月。這是漢唐以來形成的製度，也是明朝的規矩。朝中的當權者們，應該感到鬆了一口氣，至少在這27個月中，他們不必為安置王陽明的事情而費心。
閑居紹興，新的體悟
“大禮議”之爭仍在繼續，王陽明的幾個弟子，包括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也是支持嘉靖皇帝的。但這個時候，嘉靖皇帝最需要的是有名望的、眾望所歸的大臣，旗幟鮮明地支持自己。從這一點來說，方獻夫的分量不夠，張璁的分量不夠，王陽明的其他弟子，分量更不夠。
這個時候的王陽明，封了新建伯，也有一個職務，南京兵部尚書。雖說他正在守製，但君辱臣死，君父在危難之際，嘉靖皇帝希望他在這個時候挺身而出。但是，王陽明一直沒有就“大禮議”的事情發表過意見。他越沉默，嘉靖皇帝越著急，並因著急而產生不滿。平日你那麼喜歡說，到處講學，此時怎麼一聲不吭？說是為了避嫌疑，但你什麼時候避過嫌疑？你不是以一人之力，與天下相抗，硬是要將朱熹和陸九淵的舊賬翻過來嗎？難道這就不怕嫌疑了？張璁隻是觀政進士，桂萼也不過是南京刑部主事，尚且敢於與楊廷和對抗，相比之下，王陽明的不表態，太讓皇帝失望了。
嘉靖皇帝朱厚熜，是一位恩怨分明、特別會記仇的君主。
在所有的“大禮議”新貴中，張璁是第一個公開支持皇帝、與楊廷和對抗的。嘉靖皇帝一見張璁的奏疏，感激得聲音都顫抖：“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在以後的將近20年裏，盡管張璁多次得罪皇帝，但皇帝每次都出奇地大度。有位名叫何良俊的學者，寫了一篇《四友齋叢說》，記載了張璁等人的待遇：張璁做大學士時，進宮辦事，太監們見了都拱手致意；後來夏言做大學士，進宮時和太監相互拱手；到了嚴嵩做大學士時，則向太監們拱手了。奴才都是看主人的臉色行事的，太監對張璁客氣，是因為皇帝對他不一般。
對於自己本來寄予厚望、關鍵時刻卻一言不發的王陽明，皇帝也是牢記在心的。嘉靖三年(1524)四月，王陽明27個月的守製期滿，按慣例應恢複原來的職務或安排新的職務，但一年過去了，朝中卻一無動靜。方獻夫、黃綰等人是議禮的新貴，多次上疏，要求朝廷起用王陽明。席書當時是禮部尚書，更是極力推薦王陽明入閣：“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又說：“定亂濟時，非守仁不可。”但是，後來楊一清是入閣了，王陽明卻仍不見起用。雖然各種資料都說是首輔費宏從中阻撓，但起決定作用的，應該是皇帝自己。嘉靖皇帝可以將楊廷和等人一個一個罷官，可以將張璁、桂萼、席書、方獻夫、黃綰等人統召到北京，如果他要用王陽明，不要說一個費宏，就是100個，也阻止不了。
既然朝廷不用，王陽明幹脆安心在紹興講學。其實，這3年來，王陽明就從來沒有停止過講學。這期間，可以說是王陽明“悟道”的第三部曲、第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上饒婁諒處得到“聖人必可學而至”“學者需親細務”的教誨到“龍場悟道”，悟出通向聖人之道的道路或者途徑。所謂“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此為泛濫於辭章，出入於“佛老”，遍讀考亭之書，並於廷杖之下、處偏遠之地得出的感悟，這得出了一條道路。這個階段，大概經過了20年的上下求索。
第二個階段，從“龍場悟道”到在江西揭“致良知”，此為王陽明一生學術與事功相互激發，在“百死千難”中悟出的“聖人之道”的“道”，也是王陽明心學的核心和真諦。如果沒有“致良知”三個字，王學就是不一樣的王學。“致良知”這三個字是內外兼修：第一，要從內心把良知發掘出來，要正心誠意；第二，要在行為上體現你的良知，是行為之學，是行動之學，是實踐之學。所以說，“致良知”屬於內外兼修。
第三個階段，從在江西揭示“致良知”到在紹興賦閑講學，強調“凡夫俗子”的學說，教化大眾，心中有良知，滿街皆聖人。此為王陽明尋求“聖人之道”的初心，也是中國曆代“聖賢”的宗旨。一切學術、一切事功都是為了濟世安民，都必須走向民間，深入底層，否則你的學術隻是學者的“把玩”，而不是影響社會的力量。所以，我給商務印書館寫的一部書稿，名字就叫《王陽明：心學的力量》。
中國曆代的學術思想，一般都具有“經世致用”的特點，它屬於應用性的學科，很少有純理論的學科。再和大家交流一個觀點，我認為是個事實，那就是中國曆史上的所有思想家，幾乎都是社會活動家，沒有一個是心甘情願窩在山溝裏頭讀書的，都是要學成帝王術、文武術，要出來做事的，都是入世的學說。當然，這也是一柄雙刃劍，因為一入世，學術可能就會逐漸缺乏獨立性，就會隨著國家機器的需要而運轉。而王陽明的學說，恰恰因為他是在體製外傳播，所以他能保持相對的獨立性。但是不管是體製內的學說，還是體製外的學說，在中國古代的聖賢和有責任感的讀書人看來，學術必須做到四個字—濟世安民。對民眾不好的學說不傳播，讓社會不安定的學說不能傳播。一切都是為了社會的安定，將民眾的生計作為思想的出發點。
這裏，我們交流一段《傳習錄》的記載。
《傳習錄》記載，有一天，王汝止出遊歸。王汝止就是王陽明在南昌收的弟子王銀，王銀拜王陽明為師以後，王陽明給他改名為王艮，同時給他取了一個字，叫“汝止”。這個字取得很有意思，意思是別太張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