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王守仁傳》對王陽明有一句評價：“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智慮無遺。”說王陽明這個人，越是危難之際，越是迷茫的時候，越是氣定神閑，越是心有定見；越是別人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他越是能夠找到問題的症結並做出應對。經過王陽明翻來覆去的琢磨，或許也經過和幕僚們的商議，要害找到了，王陽明本人的安危，就是國家的安危；而王陽明本人的安然，又係於兩人，一個是寧王朱宸濠，就在自己的手中；還有一個，是自己沒見過，也幾乎見不到的正德皇帝朱厚照。
怎麼辦？王陽明決定賭一把，賭一個人。賭誰？賭領兵到杭州的提督軍務太監張永。
張永是北直隸保定府新城縣(今高碑店市)人，因家中貧窮，小的時候父母托人將其送入宮中，做了小宦官。張永從小喜歡舞槍弄棒、摔跤角力，成了朱厚照做太子期間的親信宦官，等到朱厚照做了皇帝，張永成了被文官們抨擊的“八虎”之一。雖然這樣，但張永為人卻比較正直，看不慣劉瑾的作威作福，於是和劉瑾有了矛盾。劉瑾見張永不聽自己的使喚，就在朱厚照麵前說他的壞話，要將張永貶黜到南京去做“淨軍”。張永聽到消息，立即麵見朱厚照，說劉瑾誣陷自己。
朱厚照也好玩，命人將劉瑾找來，讓二人當麵對質。一見劉瑾，張永怒從中起，掄拳便打。張永是禦馬監的宦官，劉瑾是鍾鼓司的宦官，論打架，出身鍾鼓司的劉瑾，絕不是出身於禦馬監張永的對手，被張永追得團團轉。朱厚照看得有趣，連呼帶叫，最後誰也不追究，讓二人喝酒，以消除他們之間的矛盾，但二人的矛盾卻更加深了。此後，張永提督過京軍的神機營，又多次督軍宣府、大同、延綏，抵禦蒙古，在“八虎”之中，以知曉兵事著稱。
正德五年(1510)，在甘肅的安化王朱寘叛亂，張永和都察院右都禦史楊一清統領京軍前去平叛。雖然大軍剛到寧夏，叛亂就已經平定，但張永對招撫餘黨卻是有功的。回師北京後，張永就按照楊一清在途中製訂的計劃，說服正德皇帝誅殺了劉瑾，獲得外廷文官一片喝彩聲。
正是基於對張永的這些了解，王陽明賭張永會幫助自己。於是，王陽明押送著寧王朱宸濠，直趨杭州。結果，王陽明真賭贏了。張永也敬重王陽明，特別佩服他一年平亂、一月平叛，所以，他不但收下了寧王朱宸濠，還去了揚州，當麵向皇帝陳述王陽明的功業，澄清別人對王陽明的誣陷。王陽明做事從來都求萬全，雖然張永讓他在杭州等自己的消息，王陽明卻跑到揚州對麵的鎮江，拜訪退休的楊一清，請教老謀深算的楊一清，自己該怎麼辦。這次人又找對了，楊一清告訴王陽明，張永已經和他說了王陽明的事情，要相信張永在皇帝麵前的力量，並且讓王陽明立即返回南昌，一刻不要停留，回去應對張忠、許泰，否則，如果他們在南昌鬧出事來，他怎麼辦？楊一清的一番話提醒了王陽明，王陽明立即從鎮江返回南昌。人還在路上，朝廷的任命就下來了，以王陽明為江西巡撫。正如楊一清所說，張永的力量是強大的。
諸位說，這也很輕鬆啊，不就是賭了個張永，請張永幫忙嗎？不就是找了楊一清，向楊一清請教嗎？但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極難。換其他任何一個人，都會在南昌等待張忠、許泰的到來，因為皇帝的詔令是讓王陽明在南昌等候，並且將寧王交給張忠。在這種情況下，誰敢把寧王轉移走？隻有王陽明。如果要轉移寧王，轉移到哪裏？換其他任何一個人，敢把身家性命押在張永身上嗎？即使想到張永，敢賭張永，張永會見你嗎？幾乎百分之百見不到。但為何張永既見了王陽明，又幫助王陽明？因為他是王陽明，而不是其他人。其他人能在一年之內平亂、在一月之內平叛嗎？
其實，王陽明即使轉化了危機，但應對張忠、許泰及幾千禁軍，也絕非易事，其中有無數的手段。
一年之後，先在揚州，又到南京的皇帝終於回北京了，張忠、許泰也終於率軍離開南昌了。但是，皇帝離開南京之前，張永讓人帶來口信，王陽明得做一件事情—重上告捷文書。在告捷文書中，王陽明要務必順著皇帝的性子，稱其為“威武大將軍”，要將平定朱宸濠歸功於皇帝的“妙算”，否則，皇帝沒麵子，以什麼理由回北京？
王陽明感激張永的關照，但要重上這樣一道告捷疏，卻覺得有些為難。平定“宸濠之亂”已經一年了，此時再上告捷疏，豈不荒唐？而且，皇帝自己封自己為“威武大將軍”，任命自己為“鎮國公總兵官”，已在朝野上下引起軒然大波。如果自己順著皇帝的性子，稱他為“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兵官”，將如何麵對輿論？但是，為了給行事荒唐卻又極愛麵子的皇帝一個麵子，讓他早日離開南京，回到北京，以免節外生枝，王陽明決定，不計較輿論可能對自己的指責，重上告捷疏。仍然是那句老話，成大事者，不拘小節，不恤人言。
正德十五年(1520)七月十七，也就是在平定“宸濠之亂”整整一年後寫的《重上江西捷音疏》中，王陽明將原先謊稱的“奉旨起兵”，統統說是實有其事；同時，將實際上已是馬後炮的皇帝旨意，說成是在朱宸濠起事之前就已經下達的命令。所以，這次平定“宸濠之亂”，完全是按照皇帝的旨意行事的，應該歸功於皇帝。但是，王陽明在疏中還不能稱皇帝為皇帝，而要按皇帝的意思寫成“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光是穩住皇帝還不夠，還有皇帝身邊的一幫親信，一個也不能遺漏。
皇帝看了這個《重上江西捷音疏》，非常高興，他不但師出有名，而且運籌帷幄，決勝千裏：在朱宸濠反狀不明時，已經安排了一個王守仁在江西；在朱宸濠叛亂之後，又在不動聲色之間，讓王守仁將朱宸濠收拾掉。當年太祖皇帝收拾陳友諒，尚要親冒矢石；宣宗皇帝平定漢王朱高煦，也要親臨樂安州。今日，正德皇帝平定叛藩朱宸濠，隻需發布幾條敕令，安排個把官員，事情就辦好了。至於“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親領大軍南下，那更是神來之筆，自古以來，有哪個皇帝想得出來？
正德皇帝結束了為時一年零一個月的南巡，在龍江碼頭乘船離開了南京，返回北京。皇帝是風光了，不管是真是假，他算是實現了自己擒獲朱宸濠的願望。王陽明卻因為上了那道違心卻又顧全大局的奏疏，特別是在奏疏中順著皇帝的性子，稱其為“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在身前及死後，都受到許多恪守“祖宗法度”的正統派官員的譴責。
但是，王陽明辦事就是上手段、不按常規出牌的，為了社會安定、國家安定，為了使民眾遠離戰爭的荼毒，他可以做一些違心的事情。這也是很多士大夫為自己辦不成事尋找的理由：自己不是辦不成事，而是不屑像王陽明那麼辦事。但實際上，你試試看，你是辦不成的。所以，人與人之間的差距非常大。我們雖然說“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但是我們另外還有一句話，叫“三軍易得，一將難求”。我們又有一句話，“一人興邦，一人喪邦”。一個人的作用，可能使一個國家強大起來；一個人的作用，也可能使國家衰亡。
嘉靖時期(1522—1566)的刑部尚書鄭曉，曾回顧此事。寧王叛亂時，他正在杭州參加科考，當時江西及鄰近各處都有告急文書發到杭州，但這些文書或說江西省城有變，或說江西省城十分危急，或說江西巡撫被害，或說江西忽然聚集兵馬船隻，但都不敢明說寧王謀反。隻有王陽明的傳報，明言江西寧王謀反叛亂，欽奉密旨，會兵征討。
各路羽書不敢明言寧王謀反，一是情況不明，未敢貿然斷言，徒取奇禍；二是當時朝綱紊亂，寧王謀事已非一日，同黨甚多，萬一成為燕王第二，豈不斷了退路？王陽明敢於明言寧王謀反，已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何況宣稱“欽奉密旨，會兵征討”，完全不給自己留回旋餘地。所以鄭曉認為，此舉實是“不顧九族禍”，比起那些命下色變的將領，其氣勢與義無反顧，自不可同日而語。
一生精神皆在“致良知”
在應對完皇帝及其佞幸之後，王陽明開始在南昌、廬山、吉安、贛州等地巡視，在南昌的巡撫衙門，在廬山的白鹿洞書院，在吉安的青原山，在贛州的濂溪書院及通天岩講學，與官員、弟子、普通民眾進行交流，一個呼之欲出的理念迸發出來。王陽明用兩個字進行表述，叫“良知”。
對於這兩個字的揭示，王陽明極其振奮：
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後，便已不出此意，隻是點此二字不出。於學者言，費卻多少辭說。今幸見出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真是痛快，不覺手舞足蹈。學者聞之，亦省卻多少尋討功夫。
如果說“龍場悟道”是王陽明悟出了通向聖人之道的道路，應該如何去走、如何去尋找，那麼“良知”二字，就是王陽明已經尋找到了聖人之道。原來聖人之道皆在於此，所以他在龍場以後就離不開這兩個字，天天在說，但是就沒有點出這兩個字，跟別人談的時候空費很多口舌，說來說去還是要轉到這兩個字上來。這兩個字一點出，他便覺得極其振奮。
有學者指出，王陽明在南京寫給學生的信裏，已經說到“良知”，所以得出結論，說王陽明對“良知”的揭示，應該是在南京。但我得和諸位交流，如此看“良知”便是錯。
為什麼這樣說呢？當我們說到一個概念，或者一個發現或發明時，要看它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要看發明者對這個概念、對這個發現，是否給予了重視，是否以此為契機，揭示出更有意義的概念，推進更重要的發現。
毫無疑問，王陽明在南京給學生寫信時提及“良知”時，完全屬於一種“無意識”，如同說“良心”一樣。但此時在江西說到“良知”，王陽明卻如此激動，這就不僅僅是有意識，而是長期實踐、長期思考後的“頓悟”。猶如“龍場悟道”，同樣是長期思考的“頓悟”，都是王陽明長期思考、長期實踐，特別是不斷遭受磨難之後的階段性成果。
王陽明在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到江西，平定四省邊境的流民，在當地推行《南贛鄉約》，到平定寧王朱宸濠的叛亂，應對從北京來的皇帝，以及隨行而來的宦官和邊軍、京軍將領。在這些磨難之中，王陽明越來越體悟到人心深處的這種“心中賊”，認為這一切都是由“心中賊”造成的。如何破除這個“心中賊”？王陽明認為必須用“良知”二字。正是因為有如此的體悟，王陽明才對學生說：“某於‘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
王陽明的學說是讀書讀來的，更是從磨難中實踐而來的。如果沒有這些磨難，得不出這個結論。正如王陽明的前輩學者，也是和王陽明一同被送入孔廟的胡居仁所說：“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行事過程中得到的理念，才是最踏實的、最靠得住的，最有自己的感受。
諸位請注意，“良知”二字，並非王陽明的首創，而是出自《孟子·盡心上》。孟子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在這裏提出了兩個並列的概念：良能和良知。“良能”是人與生俱來的能力，“良知”則是人與生俱來的感知。
孟子認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這些本來就不需要學，不需要想，但是在物欲橫流的社會中，人們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用王陽明的話說，常常被“心中賊”泯滅，被我們各種各樣的私欲泯滅。
所以王陽明說，他的貢獻不僅僅是揭示了“良知”二字，更主要的是在“良知”前麵加了一個“致”字。錢德洪等弟子編《陽明先生年譜》時，不是說王陽明始揭“良知”，而是說始揭“致良知”。隻有“良知”不夠，“良知”是與生俱來的，必須“致良知”，把你的良知發掘出來，才能按良知來辦事，才能按你的道德底線來辦事，這才是王陽明一生的精神。
王陽明揭示出來的是“致良知”，比“良知”隻多了一個字，但這個字恰恰是王陽明一生所倡導的。王陽明的學說是一種實踐的學說，王陽明所重視的是實踐，所有的真理，所有的表態，所有的願望，都看你是不是落在行為上，都看你是怎麼做的。
說到這裏，我想起《追虎擒龍》中有一句畫外音很有意思，大意是：不是希望帶來堅持，而是堅持帶來希望。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行動，希望隻是空想，隻有付諸行動並堅持下去，才能看到希望。
人性本善，所以人知本良，隻是由於人們生活在混混沌沌的世界上，本來的善性和良知都被掩蓋了、泯滅了。聖人之學，就是要幫助人們恢複被掩蓋、被泯滅的善性和良知。
自從將“致良知”三個字揭示出來以後，王陽明便將其視為自己一生學術的結晶。晚年在前往廣西的路上，王陽明在給自己的養子王正憲的信上就明確指出：“吾平生講學，隻是‘致良知’三字。”
王陽明曾經和弟子們說，他在龍場的時候就提出過“知行合一”這4個字，並且和從中原地區逃到貴州去的亡命之徒、當地少數民族首領及民眾交流，得到了他們的認同。但是，當他回到中原，比如在廬陵知縣的任上，在北京、南京的任上，和士大夫進行交流的時候，在貴陽和到那裏的士大夫交流的時候，卻得不到認同。這是什麼原因？原因在於前者沒有受到汙染而後者已經被汙染。他們被什麼汙染，中了什麼毒？王陽明認為，中原的士大夫們受到朱熹“格物致知”的汙染，中毒太深，所以排斥“知行合一”。
但是我在這裏和大家說一個認識，不能怪別人不認同王陽明的觀點，隻能怪王陽明自己沒有闡述清楚。在龍場的時候，王陽明自己就對“知行合一”認識不清，闡釋不明。朱熹的“格物致知”已經深入人心，你來一個“知行合一”，怎麼個知行合一？他自己也沒說清楚。隻有在解釋了“致良知”以後，他自己才把“知行合一”說清楚，原來“知行合一”的“知”，既是“認知”，更是“良知”，和朱熹的“格物致知”不是一個概念，是兩個層麵的東西。王陽明的學說，他的各種各樣的思想，就是這樣不斷地相互補充，最後才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思想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