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晚上，贛州城內張燈結彩，燈火輝煌，首領們看得也很高興。然後第二天，正月初一了，大家向王陽明告辭，說該回去了，燈也看了，那裏還有成千上萬的兄弟，如果沒人管轄，怕他們鬧事。王陽明最擔心的就是有人管轄，就說明天本院將在祥符宮大設宴席，款待你們，痛痛快快喝一頓酒，初三你們就可以走了。首領們磨不開麵子，又住下來了。但是，就在第二天淩晨，數百官軍悄悄潛入祥符宮，衝進各個房間，見人就殺，90多個“山賊”首領，一個不剩。
早上議事時，王陽明吐了幾口鮮血，做了不該做的事啊。每當看到這一段記載，就覺得王陽明似乎回到了諸葛亮火燒藤甲兵的場景。《三國演義》裏說諸葛亮七擒孟獲，火燒藤甲兵。諸葛亮一邊高興，一邊流下眼淚，說他做了這麼造孽的事情，可能要減少他的壽命。也許這也一直是王陽明心頭的一個不解之結，所以，在寫給朝廷的報告中，王陽明沒有說是乘夜在祥符宮斬殺“山賊”首領，而是說公開鏟除。王陽明的學生也做了很多的解釋，但是，這是沒辦法解釋的。就算這90多個人裏頭有十惡不赦者，但也並不是個個都該這樣被殺。何況別人是來投降的，隻是想談談條件、討價還價而已。
“山中賊”與“心中賊”
正德十三年(1518)的正月，就在祥符宮殺戮流民首領以後不久，王陽明率兵抵達龍南，準備對廣東浰川“山賊”發動攻擊。也就在龍南，王陽明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兩個弟子：楊驥和薛侃。
在這封信中，王陽明再次提到兩個並列的概念，一個是“山中賊”，另一個是“心中賊”。王陽明說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信中寫道，前些日子在橫水時，曾經寄書給仕德(楊驥)，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今天他還是這樣看的：“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
由於“山中賊”“心中賊”兩個概念是王陽明同時提出來的，所以，我們在很長時間裏，都誤以為所謂的“心中賊”隻是在“山中賊”的心中。實際上，王陽明所說的“心中賊”，是在每一個人的心中，在他自己和他的弟子們的心中，在所有士大夫的心中，更在明朝的最高統治者心中。所以，破這個“心中賊”，才是最難的事情。隨著“心中賊”的提出，王陽明思想的核心“致良知”也就呼之欲出了。用什麼辦法來避免和破除人們的“心中賊”呢？那就是“致良知”。
我們今天不斷在說，王陽明的偉大之處在於沒有把戰爭作為單純的軍事行為，他在贛南所進行的是一場對社會的綜合治理。
所以，在平定江西、湖南、廣東、福建交界地區的流民起事的過程中，王陽明不斷地推出行政措施。王陽明在南贛巡撫任上平定的第一個地區，是福建的漳南。戰事結束後，他立即在那裏設置了一個平和縣。我們現在福建漳州的平和縣，就是王陽明在那個時候設置的。最早提出設置縣治的，是當地的一些秀才，王陽明看到他們報告以後，立即向朝廷打報告，提出設置縣治的重要性。
曆史上所有的民眾起事一般是兩個結局，第一個是改朝換代；第二個是被壓製下去，但是政府也必須讓步。民眾起事肯定是因為他們在生活上沒有出路了，政府將他們壓製下去以後一定要給民眾生活上的出路，如果不給出路，他們還會繼續鬧騰。
王陽明設置縣治，既便於官府的管理，也讓歸附官府的流民有安定的生活環境。王陽明“親民”的理念在這裏再一次體現出來。他上書朝廷時，反複陳述在福建漳州設置平和縣治的重要性，並且特別提出：
臣觀河頭形勢，實係兩省賊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傘、箭灌諸巢雖已破蕩，而遺孽殘黨，亦寧無有逃匿山穀者？舊因縣治不立，征剿之後，浸複歸據舊巢，亂亂相承，皆原於此。今誠於其地開設縣治，正所謂撫其背而扼其喉，盜將不解自散，行且化為善良。
王陽明認為，設縣安置，是個雙贏的辦法。鬧事的民眾有了穩定的生活，還可以向政府繳稅；民眾安定了，社會可以穩定，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官府也可以節省大量的“維穩”經費和精力。王陽明認為，如果不設縣，不過年餘，“遺孽”必將複起，過去的幾番用兵，與此有極大關係。為了化“賊盜”為善良，為了除去“山中賊”“心中賊”，設置縣治，乃不二之途，這恰恰也是當時的明朝一個通常的解決辦法。後來，王陽明在平定江西西南部之後，也在那裏設立了崇義縣；平定了浰頭之後，又在那裏設置了和平縣。
在王陽明的“親民”理念中，養育是第一位的，教化是第二位的。鬧事民眾安定下來了，有了生存的空間，解決了養育的問題，接下來才是教化問題。
王陽明在這裏，撰寫了他一生之中地方治理裏頭的第一部重要的文獻，叫作《南贛鄉約》，是製定並執行包括鄉約、家規、族規之類的文獻，是中國地方社會自治的非常重要的環節。廈門大學傅衣淩教授提出，中國曆代的權力結構有兩個係統，一個係統是政府的係統，從上而下；另一個係統是鄉村自治、地方自治的係統，從下而上。如果隻靠第一個係統，社會是無法得到保障的，它無法穩定，必須要有第二個係統，比如說宗族的力量，比如說鄰裏之間互相監督、互相製約的這種力量。
那麼，《南贛鄉約》有什麼內容呢？
第一，建立“鄉約”。每月推舉出三位年高有道德、為眾人所敬服的人，一人為“約長”，另外兩人為“約副”，再推舉公直果斷的四人為“約正”，通達明察的四人為“約史”，精健廉幹的四人為“約知”，熟悉禮儀的兩人為“約讚”。這就是組織結構了。
第二，設立“文簿”。文簿有三冊，一冊書寫“同約”，也就是一個家族或者一個村的居民姓名，及其每天的起居作息情況，這些都要登記。另外兩冊，分別記錄鄉民的善行和劣跡，也就是說，一冊記好人好事，一冊記壞人壞事。
第三，批評與表揚。每個月的農曆十五，各約進行一次活動，將當地較為寬大的寺觀作為“約所”，本約百姓在這裏聚集。聚集之日，由約長帶著百姓讀鄉約，要求百姓孝敬父母、尊重兄長，教訓子弟、和睦鄉裏，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誡，講究信譽、遵守法紀。然後由約史公布本月裏麵，有哪些人做了不應該做的事，這就是批評壞人壞事；有哪些人做了好事，這就是表揚好人好事。為惡者，要告誡他，不要再幹了；為善者，要表揚他，希望做得更好。
大家聽著，會覺得很煩瑣。王陽明恰恰不怕煩瑣，他認為這是認真。十家牌法煩瑣吧？真煩瑣，但認真執行，卻有效果。
鄉約的功能是教化，但也有實際行動。本約如果有人陷於危難，約長當會同本約之人幫助排危解難；如果有人逃避徭役或逃避賦稅，約長也應該勸其如期服役，如期納稅。
明朝時期經濟文化最發達之地是蘇鬆江浙。但是，越是這些地方越容易出現有田不交稅，有人不服役，專門偷稅漏稅的問題；相對來說，貧困地區反而不容易出現這些問題。
所以明太祖曾經命戶部發布榜文，號召蘇鬆江浙人民向河南人民學習，學習他們有田就交稅，有丁就服役，不要讓政府打擊你。王陽明的鄉約是，如果有人逃役逃稅，約長應該勸他如期服役，如期納稅；鄉鄰之間發生爭執，不得鬥毆，應讓約長秉公處置。但是，如果有人勾結“山賊”，約長應對本約之人進行勸告，使其改惡為善；如果不聽勸告，即行執送到官，由官府進行處理。
鄉約中專門列有“禁約”，明確指出哪些事情是鄉民絕對不能做的。比如外地流民落戶於本約的，以及被政府打擊了以後，向政府投降的就地落戶的那些民眾，叫“新民”，原來的民眾叫“土著”。“土著”和“新民”之間，不得再因過去的恩怨而相互尋仇。約長有責任防患於未然。再比如本地大戶及過境商人，不得用高利貸來坑害鄉民。如果有貧苦不能償債者，約長應該勸放債者放寬時日，不得過於逼迫，致使貧民為盜。經常有人由於躲避借債而淪落為山賊，所以王陽明把這一點列入禁約。
鄉約倡導辦理父母的喪葬，應量力而行，不得鋪張，如有不聽勸告而揮霍浪費者，在本約糾過簿內記以“不孝”。在婚姻嫁娶方麵，約長也要時時查視，不得因彩禮和嫁妝不足而延期。除了這些舉措之外，還倡導興辦社學，推行教化。
鄉約給了民眾什麼權利？凡有府州縣吏員，也就是辦事的衙役，以及義民、總甲、裏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如果下鄉騷擾百姓，索求財務，約長可率本約之民將其解送官府進行追究。當年明太祖也是這樣規定的。明太祖朱元璋有三個“大誥”，其中多有這種案例，有一個案例很有意思：
某縣的一個衙役，跑到鄉村去，過年過節時對百姓敲詐勒索，被當地父老當場扭住，然後把他綁起來直接送南京，叫“解送進京”。明太祖知道後極其高興，對這些民眾進行表彰，稱讚他們是“義民”，同時告誡官府，沒有朝廷的差遣，不得隨意下鄉，下鄉就是擾民，就是敲詐勒索。他允許當地的父老將這些人解送到南京去，對這些人進行處理。王陽明也采取了類似的措施。我有時候想，如果真能夠這樣，地方治安不好都不行；但也有些擔心，會不會弄得不可收拾？
這個時候王陽明的很多弟子來到了贛州，都成為社學、書院的老師。僅《陽明先生年譜》列出的有姓名的王門弟子，就有薛侃、歐陽德、梁焯和黃弘綱等26人，沒有列姓名的還有劉陽、陳九川等。此外，還有外地到贛州來的一些學者，其中有一位叫舒芬，也許有朋友聽說過。舒芬是江西進賢人，著名學者，正德十二年(1517)的狀元，因為上書抨擊皇帝而挨了廷杖，被貶謫到福建市舶司為副提舉。王陽明當時正在贛州，聽到了這件事以後，立即用南贛巡撫的軍牌，往福建禮聘這位在北京受到廷杖的狀元，來贛州講學。
人們提及王門弟子，說“江有何黃，浙有錢王”。“江有何黃”指的是何廷仁、黃弘綱，“浙有錢王”指的是錢德洪、王畿。王陽明在贛州講學，比在北京、滁州、南京以及之後的南昌要舒服得多。北京在天子腳下，一大幫人盯著；南昌有江西的巡按禦史，以及鎮守中官在那裏看著；在南京、滁州，王陽明是閑官，可用的資源很少。在贛州就不一樣了，王陽明權力大、地位高、資源多，又天高皇帝遠。所以，當年的贛州成為巨大的講學中心，王學的發展，也在這裏走向鼎盛。
當時有弟子給王陽明編《傳習錄》，王陽明開始不同意，說他和弟子們談學術，每次都是就事論事，就事說理。如果不是當麵交流，有很多事就會走樣。你現在把它集成文字，就變成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了，就有可能產生謬誤。但弟子們繼續編，王陽明大概也覺得口耳相傳不如文本傳誦，所以也默許了。弟子們編的《傳習錄》，由家境殷實的薛侃出資刻印，然後傳遍全國各地。
就在王陽明對南贛進行綜合治理，並且在公務之餘與學生講學術的時候，江西省城南昌，正在醞釀著一場大的變故，而這場大變故，便是由統治者的“心中賊”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