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父子倆打官司的故事。父親到縣衙門告兒子不孝，如果狀告成功，縣衙門就要對兒子施以笞刑。兒子沒辦法，找了個訟師，付了一筆錢。第二天，銀子到位了，訟師沒有動靜，兒子著急了，馬上過堂了，這可怎麼辦？訟師說不要著急，你上去之前我再告訴你辦法。父親陳述過後，縣令喝令兒子上堂，兒子擔心得要命，訟師從“腦後”拎出筆，讓兒子把兩隻手伸出來，在他的左手掌寫幾個字，右手掌也寫幾個字，然後讓他握緊拳頭，叮囑道：“這些字你自己不能看，也不能給別人看。等到過堂的時候，你背對著知縣，先伸出左手，然後伸出右手，不能搞錯啊!”
兒子上堂後，對知縣說，我需要稟告隱情，但說不出口，所以寫在手上，隻能大人您一人看。然後他背過身去，把左手向後一伸。知縣定睛一看，上麵寫著“妻有貂蟬之貌”，這個右手其實可以不伸了，但還是伸了出來，掌上寫著“父生董卓之心”。知縣哈哈一笑，說了聲“老不正經”，讓兒子、老子都下去，他們家裏的事衙門不管了。訟師就是這麼厲害。
浙江紹興出師爺，江西吉安出訟師。但訟師常常挑起事端，一個很小的事打官司可以打幾年、十幾年，甚至到京城裏麵告狀。王陽明覺得這個風氣必須整治。他到了廬陵以後，發布了一個叫《告諭廬陵父老子弟》的文告，摘錄一段如下：
廬陵文獻之地，而以健訟稱，甚為吾民羞之。縣令不明，不能聽斷，且氣弱多疾。今與吾民約，自今非有迫於軀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輒興詞。興詞但訴一事，不得牽連，不得過兩行，每行不得過三十字。過是者不聽，故違者有罰。縣中父老謹厚知禮法者，其以吾言歸告子弟，務在息爭興讓。嗚呼!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破敗其家，遺禍於其子孫，孰與和巽自處，以良善稱於鄉族，為人之所敬愛者乎？吾民其思之。
全文一共2000多字，入情入理，大概意思是吉安本是文獻之邦，卻以“健訟”著稱，連我這個做縣令的也感到羞恥。如今正值農忙季節，又遇災疫盛行，如果將精力都放在打官司上，家中老少無人照料，田中農事也要荒廢。如果因為沒有及時治療而使父母、兄弟、子女病死家中，如果因為沒有及時播種而使田地荒蕪、秋後無收，即使官司打贏了，你們也會後悔的。如果你們真有冤屈，作為縣令，我定會為民做主。若有田土糾紛，仍往裏老處調解，如裏老徇私舞弊，我將拿裏老是問。“禮以待民，法以製奸”，曆來如此。對於那些專以爭訟為能、誣告為快的刁民，本縣並非沒有辦法處罰。縣衙之中，有的是刑具，之所以不去用它，是因為廬陵為賢士文人輩出之地，家家都有知書達理之人，隻需講清道理，大家是不會去觸犯刑法的。但如果不聽教誨，執意胡為，那就國法不容了，到時也休怪本縣動用刑罰。
隨後他出台了一整套措施，先是恢複了名存實亡的“申明亭”和“旌善亭”，讓裏老重新負起教化鄉民的責任，並要求各家家長對子弟進行管束和教育。同時，強化了明初建立的裏甲製度的治安功能，縣城內十戶為一甲，鄉村則以村為單位，要求平時鄰裏和睦相處，如遇賊盜，則相互救援。這可說是後來王陽明在贛州、南安推行保甲製度的預演。王陽明處處教人要做君子，但是，他做事從來都是有手段的。
親民與新民
王陽明的一生“事業多在江右”，除了在貴州龍場以外，王陽明在地方任實職隻有三個，一個是廬陵知縣，一個是南贛汀漳巡撫，還有一個是江西巡撫，所以說他的功業多在江右。但通常把廬陵知縣這一段忽略不計，因為知縣官品太低，王陽明任職時間又太短。
但是，誰說做官一定要做大官，小官就辦不了大事嗎？對於民眾來說，他們的切身利益、當下疾苦、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就是大事。如果明朝100多個府的知府，1000多個縣的知縣，都能夠像王陽明那樣，以“我”心來體民心，不計個人得失，把解決民眾的疾苦視為自己的責任，社會能不太平嗎？如果比他們更大的官員、如果明朝的皇帝都能夠多為民眾利益著想，明朝的國家能不太平嗎？能做事還是不能做事，不是以官大官小來判斷的，關鍵是你有沒有這份心。湛若水稱讚王陽明“臥治六月而百務具理”，在廬陵的這6個多月，王陽明抵製了上司的無理攤派，消除了當地的火災隱患，革除了當地不良的社會風氣。
就在這6個多月裏，王陽明形成“為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為本”的行政風格，為日後在更大平台上施展才幹進行了預演。作為“親民官”的王陽明，從自己任職的實踐中，體悟並醞釀著一個重要思想—“親民”。“親民”這兩個字，後來被他的學生視為王學“三大要”之一，而在我看來，“親民”是王陽明所有思想中的核心價值所在。
他的學生歸納王陽明的思想有“三大要”：第一，“致良知”；第二，“親民”；第三，“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什麼？我們以為是言行一致，我們以為是理論聯係實際，沒錯，但是“知行合一”的“知”有兩個含義：第一是對世界的認知，第二是良知。沒有良知的知行合一，不是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王陽明認為有了良知的知行合一，才是他和朱熹的格物致知的最大區別。
什麼叫“致良知”？“致良知”實際上也就是“知行合一”，把自己的良知發掘出來，按良知去辦事，這就叫“致良知”。但是，無論是“致良知”還是“知行合一”，落腳點都在“親民”二字。
王陽明教導自己的學生時講，《大學》的第一句話是什麼？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什麼是“明德”？“明德”就是“良知”，“明明德”就是“致良知”。但如果沒有“親民”，“致良知”“明明德”就沒有落在實處，就還是佛教的學說。隻有“明明德”又“親民”才是“聖人之道”，才是“真儒”的學問。
正德八年(1513)初，王陽明和首徒，也是他的妹夫徐愛，在北京南下坐船到滁州任職的途中，就開始解讀《大學》了。後來徐愛在《傳習錄》中就把這一段經曆記載下來。
徐愛問王陽明，《大學》開篇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但是，程頤、朱熹都說此處的“親民”，當為“新民”。《大學》的後文，有“作新民”之文，此為依據。而先生說應該根據《禮記》的舊本，是“親民”而不是“新民”。有什麼依據？
王陽明毫不含糊地告訴徐愛，程朱說“親民”應為“新民”，實屬望文生義。《大學》後文的“新民”與前文的“親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親民”以“安百姓”、以“百姓日用”為第一要務，同時也有“教化民眾”的意義在裏頭。而“新民”主要是強調教化而忽視民生，這就偏了。
說到這裏，我覺得需要解讀一下，什麼是“親民”，什麼是“新民”。
程頤、朱熹站在自己的立場，認為《大學》後麵的文字很多都是在解釋“新民”，所以他們認為“在親民”應該是“在新民”。為何會這樣？很大程度是“立場決定觀點”，因為程頤、朱熹特別強調對民眾進行教化，“新民”這兩個字的主要含義就是教化。但是，王陽明在這裏談出他和程頤、朱熹理念上的不同。什麼是“親民”？親民是把養育民眾作為第一要務。嚴格說起來，無論是“親民”還是“新民”，都有兩重含義，一重含義是養育，另一重含義是教化，但是“新民”的第一要務是教化，而“親民”的第一要務是養育，你說生存是第一位的，還是教化是第一位的？
王陽明的“親民”一提出，立即就引起巨大的轟動，這也是王陽明在從最根本的地方對程朱進行挑戰。王陽明告誡徐愛以後讀《大學》，當以《禮記》舊本為正，不必盡信朱子之言。
這段關於“親民”和“新民”的對話，我認為可以說是王學和朱學在執政理念上的根本區別。雖然朱熹和王陽明，都是既關心民眾的物質生活，即“養民”，也關心民眾的思想教化，即“教民”，但是，哪一個是第一位，這才是分歧之所在。當然，我們也不能說程頤、朱熹就是錯的，時代不同，情況不同，所以哪個是第一位的，結論也應該不同。當人民的生活已經富裕，溫飽問題已經解決時，第一要務毫無疑問是教化；但當溫飽問題都還沒有解決時，第一要務毫無疑問是養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