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個事實，經過大半個世紀的演變，明朝的統治者也成了“有產者”。怎麼成為有產者？不是文官地主，就是軍功地主。
這樣一來，社會價值觀也發生了變化，有誌青年未必做官，還可以做工、務農、經商。隻要你能夠做得好，你就有價值。所以浙江、江西都有這樣的家訓：“俊秀子弟”必須習舉業，但是，習舉業的同時必須學一門手藝，這門手藝還要做到方圓百裏第一。為什麼有這樣的家訓？因為養家糊口才是第一位。你一天到晚讀書，父母養你，老婆養你，嶽父養你，那你不是啃老族、啃妻族嗎？你先要養活自己，然後承擔家庭的責任。這樣一來，社會財富便成為一種基本價值，這個意義極其重大。有財富，國家也承認，還可以跟國家權力討價還價。
這一段時間明朝遭災的地方比較多，因為從15世紀初開始，也就是1400年以後，北半球進入“小冰河期”。平均氣溫下降2～3攝氏度，冬天的時候，太湖、漢水都結了冰。天氣反常造成了災害。這個時候的朝廷還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明太祖高皇帝曾經頒布過愛民政策。什麼叫作“愛民政策”？凡是發生自然災害的地方，當地政府應當做三件事：一、停止收糧。稅糧暫時不收，因為最容易引起民變。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導火索就是自然災害嚴重時有些地方官還在收稅。二、勘察災情。此舉以便下一步根據災情的程度，減免一定比例的稅糧。三、開倉賑災。如果自然災害嚴重，必須立即開倉賑民，發糧食給民眾。
正是因為朝廷還是個負責任的政府，所以在自然災害到來的時候，各地政府在沒有辦法、沒有能力救災時，便向富人勸賑，並且給富人一些榮譽稱號或賞賜，比如稱其為“義民”，比如給冠帶。結果有些富民就很有意思，他說我已經捐了糧食，我已經是“義民”了，也已經得到了八品冠帶、七品冠帶、六品冠帶，我還讓我爺爺、我父親也得了“義民”，我現在捐款還能得到什麼？我希望朝廷讓我到國子監去讀書。在當時，入了國子監就算有了功名了。但這樣一來，就等於是出賣指標了，國家得丟麵子。所以，管國子監的禮部堅決不同意，禮部的官員認為你拿糧食、馬匹、白銀就可以到國子監讀書，這對國子監是一種侮辱。但是，禮部要的麵子抵不住戶部要的銀子，所以政府向富人妥協了。這就意味著國家權力和社會財富之間的態勢發生了變化。
國家承認私人財產合法化，社會財富得到國家和社會認可；為國家事務做出貢獻的人，國家權力會給予榮譽—這個信號的出現推動了明代多元化的進程，大大刺激了明代商品經濟的發展。
多元化的新氣象、新怪異
當民眾手上也有財富的時候，政府就無法控製很多資源了，特別是教育資源。明朝的“官學”分為府、州、縣學，每個府有40個名額，每個州有30個名額，每個縣有20個名額，這些人叫作“廩膳生”。
如果被選作廩膳生，國家提供教育經費，家中還可以有兩個人免除雜役。之後增加的學生被稱為“增廣生”，又增加的叫“附學生”，待遇也和廩膳生一樣。包括增廣生、附學生在內，一個府學也不過是120人的名額，遠遠滿足不了求學的需求。
所以，此時出現了自由講學的形式。比較早的是江西的吳與弼、胡居仁，接著有廣東的陳獻章，等等。這些私人講學的教授，無論是個人的品格，還是學問精神，都是超出官學教授的，所以得到大家的讚賞。於是，社會開始出現了第三種價值標準—文化。社會也開始進入第三個階段。
有一句話說“衣食足而知榮辱”，溫飽解決了，才談得上關注文化。但是，難道衣食不足就可以不知廉恥了嗎？當然，衣食不足而不知廉恥，有的時候會得到同情的。還有一句話“飽暖思淫欲”。思淫欲的意思是希望享受更好的日子，希望享受有文化娛樂活動的生活。
所以，明朝建立100年前後，也就是明憲宗成化年間(1465—1487)，出現了新氣象。什麼新氣象？印刷業開始火爆，他們印的第一批書是《育兒必備》《家庭必備》等，都是生活上用得著的書。我看到明朝這些印刷品時非常驚訝，因為我是在1980年前後，才在我們的書店裏看到這種類型的書，而明朝那時就有這樣的書大量出現。另外還有唐詩、宋詞、歌謠、詞話等文藝作品出現。
不僅如此，在明朝前期被禁止的風水師、星相師、麵相師、黃白術師也統統出來了。這些人在當時屬於“科技人才”。我舉個例子。在古代，北方不下雪是一件很嚴重的事，古人認為這樣會引發蟲災。這是符合自然規律的認識，因為不下雪，一方麵蟲卵沒有被凍死，另一方麵來年旱災也容易發生，而蝗蟲正喜歡幹旱的環境。北方不下雪的時候怎麼辦？張天師團隊選定吉日，然後祈雪，但實際上這就是一次古代的天氣預報。
此時，文化成為第三種價值標準。也就是說，有本事的人可以做官，可以經商賺錢，還可以玩文化，這就叫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三種價值標準遞生及並存，標誌著明代多元化社會的到來。王陽明及陽明心學，正是明代這種多元化社會的產物。
王陽明出生在明朝建立的第105年，此時明朝進入了一個“好玩”的時代。
和王陽明同時代的，還有很多我們耳熟能詳的人物，有被稱為“吳中四才子”的祝枝山、唐伯虎、文徵明、徐禎卿，還有李夢陽、何景明等明朝的“前七子”。其中，唐伯虎比王陽明大兩歲，李夢陽比王陽明小幾個月。
那個時代發生了許多新鮮的事情。比如，奇裝異服的出現。當時的人們，當然主要是北京居民，人無分男女，出門多服“馬尾裙”。馬尾裙是朝鮮進貢的使者穿的一種用馬尾巴編織的袍服。這種服裝在北京流行以後，一時之間北京的馬都變成禿尾巴馬，馬尾巴都被剪去編這種裙子了。這件事情讓我想起改革開放初期，我在南開大學訪學，一次洗完澡出來換衣服，突然發現一個穿著花衣服、紮小辮子的人，後來那人一轉身，我才發現原來是個小夥子。一個小夥子紮個辮子、穿花衣服，在那個時代，真是驚世駭俗。
伴隨著奇裝異服出現的，是“靡靡之音”。打情罵俏的民歌時調出現了，如《山坡羊》《打棗竿》《捏泥人》《不分離》等情歌，一下子全冒了出來。說到這裏，我想起改革開放初期，鄧麗君風靡全國，也想起1983年李穀一在春晚上演唱驚世駭俗的《鄉戀》。兩種藝術形式都預示著一個新的時代的到來。
這個時期還有一件意義重大的事情發生：出現了大量“傳奉官”。
一開始是宦官拿著一張紙片在左順門(現在叫協和門)傳奉聖旨，宣讀某人做什麼官。某些人做什麼官，吏部官員用一張紙片記錄下來，按照“傳奉”的聖旨命官。後來一次“傳奉”的名單太多了，記不過來，宦官幹脆直接把紙片給吏部官員。第二天早朝的時候，吏部官員按規矩上奏，皇帝如果說屬實，就任命名單上的官員。後來，皇帝甚至連這個程序都不需要了，直接任官。這些官員就叫“傳奉官”。
當時北京街頭多了很多“傳奉官”，本來文官在北京隻有2500個名額，地方官充其量最多同時有1000人到北京朝見，合計不會超過4000人，而這種“傳奉官”，最多的時候達到4700人。這些人都沒有經過吏部考察，沒有經過科舉考試，也就是說，他們都是沒有經過“組織程序”的人。
這些官員最多在什麼地方任職呢？主要在工部、太常寺、太仆寺、錦衣衛。當然一般都是閑差，但是人數特別多。因此，“傳奉官”常被視作當時的一大弊病，因為消耗了很多俸祿。我曾經專門將這些“傳奉官”分類，結果非常有意思，4700多人中，竟然有1300多個能工巧匠歸工部管。這些人憑借手藝，創造了無數物質文化，最高官至正三品。當時有兩個“傳奉官”名“祥”，一個叫作蒯祥，外號“蒯魯班”，是木工；另外一個叫作陸祥，是石工，雕琢玉器的。兩個人通過不斷提拔、不斷“傳奉”，成了正三品的工部侍郎，食二品俸祿。
“傳奉官”中有1100多個藏傳佛教僧人。當時有許多人抨擊這些僧人，認為國家花了太多錢養這些僧人以及他們的寺廟。但這些抨擊也隻是一些書生之見。當時四川、雲南、甘肅、青海、西藏等建有藏傳佛教寺廟的地區，一旦發生了狀況，隻要這些僧人寫封信過去，可能就解決問題了，而不需要動用軍隊。這可以說是漢人政權處理少數民族事務和宗教事務的一大進步。
“傳奉官”中還有200多個民間文學家、200多個書畫家，還有兩三百個各種各樣的術士，如黃白術、房中術、風水術、星相術等。他們掛銜及領取俸祿的衙門，或者是太常寺、太仆寺，但更多的是錦衣衛，一個錦衣衛的“傳奉”都指揮使，真實身份可能是著名的書畫家、神秘的風水師。
當社會來到一個轉型期，一些合理的社會需求，往往以荒誕的方式出現。但是，隨著多元化社會的繼續，到正德、嘉靖時期(1506—1566)，工匠、術士、藝術家們開始不稀罕這些虛銜了，他們通過自己的文化產品、物質產品，得到社會的承認。
所以，這裏也和大家交流一個觀點：當人們不在乎政治頭銜時，社會就真正開放了。
18歲的青年和68歲的老者，心靈發生了碰撞
王陽明12歲到北京上學，他問老師，天下第一等事是什麼？老師說，這還要問嗎？舉業是天下第一等事。這就像我們教現在的小學生、中學生，說什麼是第一等事？考上好的中學、好的大學就是第一等事。但是，少年王陽明竟然說舉業未必是第一等事。這是什麼原因呢？
王陽明的父親是狀元，但在王陽明心目中，他的這個狀元父親和他連舉人都不是的祖父，並沒有什麼區別，可見，舉業不是什麼第一等事。第一等事是什麼呢？是學為聖人。但聖人又是什麼呢？不知道。15歲時，王陽明和父親的好朋友一道到居庸關內外，尋訪了一個多月，然後覺得“慨然有誌於天下”，又說回來的路上，夢見了自己參拜馬援廟。馬援是東漢著名將領，成語“馬革裹屍”就是從他而來，所以，我們才知道，王陽明心目中的“聖人”是什麼，原來就是報效國家、拋頭顱灑熱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