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漢、唐時代，有誌青年一般有兩條路，第一是立功於疆場，第二是做文官治理社會，但是做文官怎麼都沒有做武將那麼轟轟烈烈。不要說王陽明，就是我們小的時候也有這樣的感覺，所以小學的時候說的是梁山英雄如何排座次，中學的時候反複念叨的是“十大元帥”“十大將”。而且，到了王陽明的這個時代，戰爭大抵結束，你要投筆從戎，已經沒有機會。宋朝以來重文輕武，到明中期以後，所有將領的行軍打仗都是文官指揮，武官聽從指揮。所以，到王陽明這個時代，想要做軍官，隻有兩條路：第一，你父親或你祖父是軍人，你就可以去當兵；第二，你父親做到一定程度的官，你門蔭可以去做一個錦衣衛百戶，然後到軍中發展。其實，在王陽明的時代，要領兵打仗，並不需要做將領，可以參加科舉，做大的文官，然後帶著武官去打仗。後來王陽明走的，正是這樣一條路。但前提是要參加科舉考試。
王陽明的父親王華對這樣一個終日想入非非的兒子十分擔心，不知道未來該怎麼辦，於是采用了中國父母曆來慣用的一種常規手段—讓他娶個老婆，讓他生兒育女，用兒女之情來讓他產生責任感。
這就是成家立業的意義：先成家，使你開始有責任感，你才能夠去立業。
王陽明17歲的時候奉父命到南昌完婚，但又弄出了大婚之夜不歸的鬧劇。到哪裏去了？他自己說去了翠花街的鐵柱萬壽宮，在那裏和一位道士談養生。這不是胡鬧嗎？王陽明這一次在江西待了一年半，以南昌為圓心，往周邊多處遊曆，多處尋訪。朱熹的講學、陸九淵的講學、江西的文章節義之風，以及三教九流的各種術數，應該都對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一年半後，因為祖父身體狀況不好，王陽明便和妻子一道回餘姚，途中經過上饒，拜見了一位比他大50歲的老儒婁諒。這次拜訪對王陽明的一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婁諒是上麵說到的吳與弼的學生。吳與弼當初一見婁諒，就說了一句自誇的話：“老夫聰明，你也聰明。”聰明人喜歡聰明人，婁諒見到王陽明，大概能體會到當年吳與弼見自己的感覺。
婁諒年輕的時候也是一心想做聖人的，所以見到王陽明，就覺得看到了當年的自己。王陽明也覺得，終於遇上除了祖父以外真正“懂我”的人，因為婁諒鼓勵他做聖人，而且告訴他如何做聖人。婁諒就說了兩句話。
第一句：“聖人必可學而至。”就是說，你既然要做聖人，要學孔子，要學孟子，要學馬援，要學諸葛亮，你就要去讀他們的書；如果不讀他們的書，就算知道他們幹了什麼事，也不能知道他們為什麼這麼做。黃宗羲對兩人的這次交流極為重視，認為王陽明一生的學術，從這裏開始得到啟發。
第二句：“學者須親細務。”我想婁諒一定告訴了王陽明，他當年見吳與弼的地點，是在田間地頭。婁諒跑到地方後，大吃一驚，隻見吳與弼先生穿著短褲短袖，揮著鋤頭在鋤地。婁諒說，先生您名滿天下，竟然還親自鋤地？吳與弼告訴他，學者須親細務。我非常喜歡在菜市場買菜，我的討價還價水平也很可以。討價還價是一種體驗，也是一種樂趣，哪裏真的缺這點錢？就是覺得跟他討價還價很好玩，實際上付錢的時候還會多刷一點給賣家，覺得棋逢對手，之後要經常買他的菜。這也叫“學者須親細務”。
王陽明和唐伯虎
王陽明見了婁諒以後，幾乎變了一個人，由好動變得好靜，由沉不下心來認真讀書變成了一坐就是一整天、能夠沉下心來讀書的好學生。另外，他也開始養成腳踏實地的習慣，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千裏之行，始於足下”。
弘治五年(1492)， 21歲的王陽明鄉試中舉，但是接下來兩次會試(22歲一次、25歲一次)都落榜了。有同樣落榜的朋友，覺得無顏見江東父老，但王陽明覺得名落孫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參加此次會試的舉人接近4000人，錄取的名額隻有300左右，也就是說錄取比例差不多是13∶1，不錄取是正常的，錄取才是幸運。更何況，早年關於舉業並非人生中的第一等事的看法，也是他終身的看法。所以，王陽明說了一句話：“世以不得第為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為恥。”會試名落孫山不是什麼恥辱，如果覺得很難過，覺得這一下完了，這才是真正的恥辱。
大丈夫該做的事情有很多，並不隻有一個科舉。但在當時，科舉還是很重要的。所以，王陽明繼續參加會試。在弘治十二年(1499)， 28歲的王陽明在第三次會試中，名列第二，這非常厲害。有些學者說，本來應該是第一的，但是由於他父親在翰林院，這給他帶來了負麵影響：所有的考官都是他父親的朋友、同僚，如果你太行的話，別人可能有忌諱—所以將他放在第二。之後王陽明又參加了殿試，名列第十，是二甲進士第七名。明朝、清朝的科舉分為三甲，一甲3人，即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
這一年和王陽明同時參加會試的，還有一位偉大的人物，大家都熟悉他的名字，叫唐寅，字伯虎，也就是唐伯虎。唐伯虎是南直隸蘇州吳縣人，也就是我們現在的江蘇蘇州人。就在前一年，1498年，唐伯虎以南直隸解元(鄉試的第一名)的身份考中了舉人。
當時南直隸掌管的區域有明朝的留都南京，還有現在的安徽和江蘇及上海，人才濟濟，很多高手在這裏考試，所以南直隸的會試，考生的整體水平是超過北直隸順天府的，這裏的第一名，甚至可以說是天下第一。當時隻有兩個地方—江西和浙江的解元可以和南直隸的解元相提並論。這三個地方的解元都很了不起，所以，唐伯虎以南直隸解元的身份，躊躇滿誌地來參加這一次考試。但是會試一結束，就有一個言官上疏，說這一次考試的考生唐伯虎有作弊的嫌疑。
會試前，唐伯虎和另外一位徽州籍的考生，拜訪主考官程敏政。程敏政當時是禮部右侍郎、翰林院學士，著名學者，也是徽州人，很高興地接待了來自徽州的小老鄉和南直隸的解元。但是，這就違反紀律了。更不可思議的是，人們發現，唐伯虎當時寫的幾篇流傳出去的文章，竟然和後來會試的試卷題有雷同之處，說明是漏了題。這件事情在朝野上下引起轟動。但是，當調查官把會試擬錄取的卷子調出來檢查時發現，既沒有唐伯虎的，也沒有另外那位舉子的，說明考官並沒有泄題。唐伯虎的文章和會試的試題雷同，應屬偶然。但是瓜田李下，主考官在考試之前接見考生，這就避不了嫌疑。所以雖然泄題是莫須有，但是懲罰卻免不了。那麼，他們受到了什麼懲罰呢？
第一，主考官程敏政革職為民；第二，唐伯虎和那位徽州籍考生，革除功名，貶為吏。這就不得了了。明朝男女青年談戀愛，發誓的誓詞說：“我倆永遠不分離，若要我倆來分離，除非天變成地，東變成西，官變成吏。”可見官變成吏和東變成西、天變成地同樣嚴重。這對心高氣傲的唐伯虎來說，是一種巨大的人格侮辱。
從此以後，唐伯虎放浪形骸，在明朝的體製之外玩藝術，他再也不能做官，吏更不去做。他不被允許參加科舉，所以做不了官，他覺得做吏是對他人格的侮辱，於是玩藝術，結果玩出了巨大的名頭。
和唐伯虎的命運不一樣，王陽明以會試第二、殿試第十的成績考取了進士，從此以後在明朝的體製內做官，在明朝的體製內建功立業，甚至做到新建伯，封伯爵。明朝的文官通過軍功封伯爵的隻有三個人，王陽明是其中一個，連大名鼎鼎的張居正也沒能做到伯爵，王陽明卻做到了文臣的頂級。
王陽明在體製內做官和立功的同時，還在體製外講學。他不是在國子監講，也不是在府州縣官學裏頭講，而是開門授徒講學；他講的內容和當時官方的主導學說—程朱理學是不一樣的，他對程朱理學持批評的態度。他在體製外立言和在體製內立功一樣，闖下極大的名頭。他創建了陽明心學，後來他的學生、他的粉絲們直接將他送進了孔廟，讓心學由民間學說變成官方學說，由一家之言變成主流。
哥倫布、達·伽馬，大航海時代到來
就在王陽明從鄉試到會試，並且通過科舉入仕的時候，西方世界發生了兩件後來被證明改變全球格局的大事。
第一件事發生在王陽明中舉的那一年，1492年。意大利的探險家哥倫布在地圓說理論的推動下，在另一個意大利人馬可·波羅的影響下，從西邊出發去尋找東方的世界，尋找中國，尋找印度，結果一不小心竟然發現了新大陸—美洲大陸。哥倫布懷揣著西班牙女王給印度國王、中國皇帝的“國書”，通過70多天的航行，率領著由3條船隻組成的船隊，到達了位於中美洲加勒比海上的巴哈馬群島。這次航行被歐洲人稱為“發現新大陸”。哥倫布的航行和比他早80多年的鄭和下西洋方向是一致的：鄭和下西洋是由東向西，哥倫布也是由東向西；鄭和的船隊橫跨印度洋，到了東非，而哥倫布橫跨大西洋，到了美洲。但是，二者之間的驅動力是不一樣的。鄭和帶著巨大的船隊下西洋，是為了尋找建文帝的下落，並且宣揚明朝的國威，順帶進行政治交換，而不是為了做買賣。哥倫布的航行，除了受探險家精神激發外，更重要的是他們受到利益的驅使：船隊和西班牙王室達成了按一定比例收取報酬的契約，是有經濟利益的。
第二件事的主人公是達·伽馬。1497年，王陽明中進士的前兩年，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奉葡萄牙國王之命，率船隊尋找通向印度的航路，經過4個多月、4500多海裏的航行，抵達聖赫勒拿灣，然後通過好望角，於1498年5月抵達了印度南部的城市卡利卡特。鄭和下西洋時，也曾經到過卡利卡特港。1499年，即王陽明中進士的這一年，達·伽馬滿載而歸，回到了葡萄牙的首都裏斯本。
這兩件事情的意義在於，西方已開始謀求向東方發展。
1519年，葡萄牙航海家麥哲倫在西班牙政府的支持下，進行了環球航行。大航海時代到來，人類日漸走近。但是當時明朝的人們，包括王陽明在內，並沒有感受到這一變化，他們在繼續讀“四書五經”，在繼續考科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