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滿爭議的王陽明
和中外曆史上許多偉大的人物一樣，王陽明從他聞名於世開始，就一直毀譽參半。說他好的人多得很，說他壞的人也不少；讚同他的人不少，批評他的人更多。不但是王陽明，曆史上許多人物也都有爭議，可以說，越是著名，越有爭議。孟子在明朝時曾被明太祖驅逐出孔廟，因為孟子有幾句“大逆不道”的話，尤其是“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這幾句。朱元璋一聽就怒了，這樣的亂臣賊子還能進孔廟嗎？便下令將孟子驅逐出孔廟。後來這些大學士(當時的大學士並不是後來的內閣大學士，而是殿閣大學士，即顧問之臣)慢慢開導朱元璋，說我們把《孟子》裏頭的這幾句話去掉，孟子的學說還是不錯的。於是朱元璋又讓孟子重新進入孔廟。大家如果感興趣的話，可以讀明朝永樂時期編的《四書大全》，這裏麵的《孟子》就是“刪節版”。程朱理學的代表朱熹難道沒有爭議嗎？朱熹死後，他的學說被稱為“偽學”，40年後才平反。
對於王陽明，明朝廷有保留地肯定了他的事功，全盤否定了他的學說。同時代人斥其“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高”，卻不能不承認他事功卓絕，因為別人辦不成的事情他能辦成。
比如說南贛汀漳(今江西、湖南、廣東、福建四省交界地區)，有農民鬧事二三十年之久，別人無法平息，王陽明僅用15個月就全部搞定。朱宸濠叛亂，其陰謀已經籌劃了10多年，而王陽明平定叛亂，從其七月十五在樟樹誓師，起兵平亂，到七月二十六結束，總共隻用了12天。王陽明的事功沒人敢不承認。
後世的人說他承朱學之微而鼓吹心學，以解救明朝的統治危機，為統治者另謀思想統治的出路，但又不能不承認王學有其積極因素，如他主張獨立思考，主張批判精神，主張獨創精神，等等。
今天跟大家說一下我的觀點，我把王陽明的學說劃為主觀唯心主義，他自己也將自己的學說命名為“心學”，甚至說“聖人之學，心學也”。但是，他的心學有一種紮紮實實的實踐精神。他的一個偉大理念是，真知在於行，不行不謂之知。是真知還是假知，知了還是不知，就看你是做了還是沒做，是做好了還是沒有做好。你隻有做了，做好了，我才認為你是知了。所以說，王陽明的學說是重視實踐的，既是“心性”之學、誠心之學，更是行動之學、實踐之學。所以，日本學者，比如岡田武彥，就認為王陽明所有的學說都是事上練、事上磨的。確實是這樣，一點都不錯。
王陽明是中國曆史上唯一一個從小宣稱要成為“聖人”而最後真正成為“聖人”的人，也是唯一一個混跡於三教九流而最終從祀孔廟的人。
王陽明小的時候不是什麼聽話的小孩，他是個“問題多多”的少年，好事而沉不下心來讀書，一直到他死前，仍然和三教九流有很多接觸，但是最後竟然入了孔廟。他從祀孔廟時是經過了投票的，24票讚成，2票反對，若幹票棄權。和他同時從祀孔廟的陳獻章得的讚成票和他差不多，但是沒有反對票；胡居仁得的讚成票比他多2票，也沒有反對票。為什麼王陽明從祀孔廟充滿爭議呢？就是因為他混跡於三教九流。很多人認為他的學說就是禪學，尤其是他的學生，一方麵傳播了他的學術；另一方麵也給他招怨，扛著他的牌子行招搖撞騙之事的不少，所以給他丟了分。
不是什麼人都可以成為王陽明。
自從出來個王陽明以後，整個明朝中後期，有無數的讀書人都在學王陽明。一位浙江的學者王士性，去江西後大吃一驚，原來王陽明在江西的影響比在浙江更大，大到什麼程度？大到“家孔孟而人陽明”，家家戶戶都希望自己家裏出一個孔子或者一個孟子，而你去問剛剛啟蒙的小孩，你有什麼夢想，他說，我想成為王陽明。
心中有良知，行為有擔當；時時有困惑，初心終不改；但以我心鑒日月，不與時俗較短長；無論是窮是達，皆有兼濟天下之心—這是王陽明留給我的永恒印象。
王陽明越到後來越回歸自然，越返璞歸真。在他的身上是如何體現知行合一的，又是如何體現致良知的呢？我們又是怎樣知道他心中有良知的呢？我們是從他行為上有擔當看出來的。他對任何事情幾乎都敢承擔責任，對惡行敢於拍案而起；對於官場上的事情，不管水深還是水淺，他都敢蹚過去。
我們今天來讀王陽明，最應該學習的品質是，時時有困惑，初心終不改。什麼叫初心？在王陽明這裏，初心就是聖賢之心，就是報效民眾、報效國家之心。他也曾被貶謫到龍場，前途未明、生死未卜，但他“以我心鑒日月，不與時俗較短長”。無論自己是窮是達，皆有兼濟天下之心。孟子有一句名言—窮則獨善其身。但是王陽明在這個基礎上推進了一步。他無論是賦閑還是被貶謫，在低位還是在高位，都在傳播自己的聖賢之道。當然，這也是所有聖賢的共同特點，我們看看孔子、孟子，看看程頤、朱熹，再看看陸九淵，哪個不是這樣？哪個不是無論在順境還是在逆境，都在孜孜不倦地傳播自己的學說？他們從來不以君主的是非為是非，隻以聖賢道理、心中良知的是非為是非。因此，他們時時受到指責，受到打擊。
曾經有一個朋友問我，王陽明的學說是不是官方學說？我回答，不是官方學說，但也是官方學說。那麼官方學說是什麼呢？所謂官方學說，就是孔孟之道，但是是被“閹割”了的孔孟之道。王陽明的學說是支持孔孟、傳承孔孟、推進孔孟，是把孔孟所揭示出來的人世間的終極真理重新解釋出來。
王陽明與王安石、張居正不同。我對王安石和張居正充滿敬意，但我認為，社會中最好不要出現王安石，最好不要出現張居正。因為隻有社會被認為得了癌症的時候，才需要王安石、張居正來做手術。但是，動過手術之後是福是禍、是生是死，就很難說了。
王陽明心學是明朝社會多元化的產物，它的傳播又推動著明代社會的多元化。它是一柄雙刃劍，既開列治療社會問題的藥方(解決途徑)，也對明朝的國家一體化產生了巨大的衝擊。
仕途本位與財富本位
王陽明出生在1472年10月31日，也就是成化八年的九月三十，此時是明朝建立的第105年，明朝已經經曆過社會的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洪武年間到正統年間(1368—1449)，這82年雖然有過“小陽春”，但是大抵上屬於嚴峻冷酷的時期。明太祖由於自己的出身——由一個軍事統帥轉變為專製君主，他希望把政府的管理深入到社會的每一個環節，並打擊四種人：
第一種，富人。在明太祖的觀念裏，為富就不仁。他本來是站在窮人的立場上打擊富人，但在執行的過程中，此舉演變為“殺富濟國”的運動。
第二種，貪官汙吏。因為他們貪贓枉法，既破壞朝廷的法紀，更欺壓民眾，為朝廷招怨。
第三種，不安分守己的功臣。功臣們跟著明太祖起家，但是絕大部分是遊民無產者。對於穩定社會來說，他們的破壞性也最大。所以，戰爭期間的功臣在太平時期就可能是不安定因素，明太祖認為要予以鏟除。
第四種，不和政府合作乃至傳播對政府不滿的文化人。江西貴溪有一對叔侄，當地政府讓他們做書吏。他們覺得辱沒了他們的身份，不想去。不想去怎麼辦？叔侄兩個統統把自己的大拇指齊根剁掉，剁掉以後就沒辦法寫字。明太祖聞報大怒，下旨將叔侄二人腰斬，全家充軍，並且發布一條“大誥”：“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滅其家，不為之過。”什麼意思？隻要我大明統治的地方，要你出來幹活你就得出來幹活，不出來幹活就是自外於朝廷，就得殺。
這樣一來，整個明代的政治氣氛變得非常嚴峻，但是朝廷保護一種人。保護什麼人？保護安分守己的人。安分守己種田、安分守己做工、安分守己經商、安分守己考科舉、安分守己做官的人。
明太祖曾經多次讓戶部在蘇鬆江浙，也就是現在的蘇州、上海、江西、浙江等地區發布“榜文”，號召這裏的民眾向中原人民學習，學習他們有人服役，有田納租。為何向蘇鬆江浙發榜文？因為這些地區經濟文化發達，逃役避稅是常事。
不過，這裏的“江”在當時不是江蘇省，而是江西省。江蘇省是在康熙六年(1667)才有的，永樂遷都後，江蘇省、安徽省和上海市所在範圍一起叫作南直隸，康熙時把清初被更名為江南省的南直隸從南到北劈一刀，東邊是江蘇省，西邊是安徽省，所以有了江蘇和安徽二省。清朝的兩江總督是九位最高級的封疆大吏之一，曾國藩曾經做過兩江總督。有朋友問我，這個兩江總督怎麼管江蘇、江西、安徽和上海三省一市所在範圍？就是因為江蘇、安徽和上海原來合稱江南省，江南省和江西省是兩個省，所以叫“兩江總督”。
在這個階段，當時的社會隻有一個價值標準：有誌青年報效國家、考科舉，既可以光宗耀祖，又可以體麵脫貧。這是當時被民眾公認、被國家倡導的最基本的價值標準，即“仕途本位”，或者說“官本位”。有誌青年都得去做官，都得做公務員，否則就被視為沒本事。大家說我講學去，我經商去，沒門。當時不允許私人講學，你經商、務農發了財，國家就剝奪你的財產。所以，在這樣的形勢下是不可能出現以講堂傳播自己思想的“王陽明”的，出現一個懲治一個。
當然，這樣的形勢不可能永久持續。
第二個階段，從英宗正統年間到憲宗成化年間(1436—1487)，即明朝建立後的第69年到第120年間，經濟持續發展，社會財富積累了起來，政治氣氛也漸漸寬鬆。這裏我也跟大家提出一個觀點：曆史上所謂的集權和專製一般是暫時的，開放和自由才是長久的。隨著社會財富逐漸積累，政治氣氛開始寬鬆，國家權力和社會財富之間的態勢發生變化，社會財富開始和國家權力討價還價，國家權力再也不能無償剝奪社會財富。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叫“承認個人財產的合法性”。當然，這種個人財產必須是合法所得，國家才能承認它的合法性；如果是非法所得，就不能承認它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