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當選日本新一任內閣首相的安倍晉三提出的一個主張值得關注——日本經濟增長的重心要放在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經濟合作關係上。安倍晉三內閣被外界認為在政治上比小泉時代更加保守。但安倍內閣為什麼會在中國問題上比小泉更為積極？
這要從日本當前麵臨的國內外經濟政治局勢進行分析。
小泉時代的經濟政策為安倍內閣留下的負麵遺產很大。日本的少子高齡化製約著內需的發展，因而日本經濟的複蘇暫時隻能依靠外需來支撐。但是，和其它經濟低迷的發達國家去爭奪有限的外需，成功與否的關鍵取決於日本企業自身的創新能力、良好的市場環境，政府如何有效地支持企業去發揮優勢，將成為決定日本經濟是否可持續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
安倍政府堅信供給麵的改革路線符合日本經濟複蘇的需求，而弱勢群體問題嚴重化又使他清楚地意識到，沒有經濟增長和社會保障體係的支援，光靠市場的力量是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的。
安倍主張繼續加大力度改善財政收支體係的失衡問題，如削減公務人員的規模和收入水平，安倍上台後以身作則向外界傳遞了他的經濟改革路線。另外，他還主張提高資產負債管理的效率，如削減中央和地方不必要的公共開支等。稅收體係的完善也刻不容緩，安倍可能會在適當的時候提高消費稅，以突破薄弱的稅基導致的社會福利瓶頸。
安倍還試圖通過改善社會保障體係進一步改善勞動力市場的供給結構和效率。小泉時代留下的最大負麵遺產是結構調整造成的大批弱勢群體的就業問題。配合企業就業結構的改變（臨時工、半天工的比例上升），再學習的機會開始增加，提供產業結構調整所需要的再培訓機製、就業指導機製變得越來越重要。另一方麵，向國外開放自己的勞動力市場也是解決少子高齡化結構問題的一個方法。
當然，供給主導的經濟改革政策不等於忽視需求的力量。這也是這屆政府區別於上屆政府經濟綱領的一個新特點。在供給麵改革的過程中，一定會出現新的需求，比如，發展所帶來的環境改善的需求，高齡化所帶來福利改善需求，經濟開放所帶來的異文化兼容的需求，不斷滿足新的需求是企業長久不衰的關鍵所在。從這個意義上看，這屆政府不再單純地認為需求解決暫時經濟失衡、供給解決結構失衡，同時也認識到，動態發展的需求也是導致供給麵結構轉變的重要動力。
因為日本采取了供給麵的結構調整為經濟改革的突破口，內需的釋放就會有一個較為漫長的調整期，再加上少子高齡化的社會結構使得內需增長的規模十分有限，因此，安倍政府明確提出經濟增長的重心在亞洲。在這一問題上，即使保守偏右的安倍政治體係，也一改小泉的做法，為了經濟增長就要修複同亞洲各國之間的關係，尤其是為了爭奪潛在的中國大市場。
事實上，這幾年日本經濟的複蘇很大程度上依賴中國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同時，在部分行業，中國已經開始出現終端商品需求的主力市場，如汽車、娛樂行業等。這些都是日本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源，安倍內閣當然不會忽略這個因素。
但是，中日經濟關係是否會因日本政府態度轉變而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目前做這樣的斷言尚為時過早。中日經濟麵臨諸多不確定因素：在靖國神社問題上安培政權保守的政治理念能夠“讓步”到怎樣的“底線”；中國政府正在進行產業升級，這將很大程度上影響日本產業轉移戰略的實施；彙率製度和美元支付方式的改變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何種方式來分擔所帶來的彙率風險？金融合作將會以怎樣的方式保證產業鏈不受到衝擊？亞元或人民幣的國際化多大程度上能夠被互相接受？亞洲債券市場雙方的合作會進展到怎樣的階段？等等。
值得安倍新內閣慶幸的是，他們在日本經濟強勁複蘇的階段接手了財政開支負債累累和弱勢群體不斷擴大的低增長的經濟社會。供給麵的結構改革還任重道遠，尤其是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策略與其外交方針、政治理念間很可能發生實質性衝突。這屆政府是否能夠打開一個新局麵，再現日本經濟過去的輝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安倍個人的政治理念和內閣要員的內外協調能力。二戰後，“敗家是國、興國是民”的這一大眾觀念能否在安倍執政期間發生變化，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