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通過確立出口主導的產業政策打開了東亞外向型的經濟增長之路後，接著80年代韓國、台灣、香港和新加坡（亞洲四小龍）又成功地續寫了口導向的經濟發展的驚人篇章，80年代中後期和90年代，東南亞的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馬來西亞更是在此之上，發展了外商直接投資拉動出口的強國戰略，縮短了經濟騰飛所需要的時間。到了今天，經濟騰飛的主角轉到了中國，龐大的勞動力市場優勢和大規模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的發展，再加上非常好的吸取了東亞成功的經驗，中國再次展現了超乎尋常地經濟增長的表現，讓世人感到東方的巨龍正在勃然發威。
但是，除了中國目前還處於一個繁榮的階段（目前這一判斷存在爭議）外，上述所有的國家在經濟繁榮（靠實體經濟的支撐）的後期，都先後經曆了程度不同的資產泡沫（比如股市和樓市等）和金融危機。究其原因最主要的還是東亞國家缺乏一個有效運營製造大國所創造的龐大儲蓄（資本）的國內金融體係。結果，殘酷的競爭使得外商直接投資，出於規避成本和風險的動機撤離國內市場，而國內脆弱的金融體係又濫用國內寶貴的儲蓄，去追求高收益高風險的金融投資，於是，實體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就不得不過分的依賴國外短期的銀行貸款。由此所產生的“幣種不匹配”和“期限不匹配”的雙重高風險的融資結構，必然在固定彙率的環境中，經不起投機資本利用不斷開放的金融環境所進行的“套利”衝擊！各國政府事後才真正意識到自己的國家——奮鬥多年所積累起來的“被認為很充實的外彙儲備”，在國際投機資本麵前變得那麼“弱不禁風”——無法用它來捍衛自己的國家去避免淪落到金融危機這一悲慘的境地。
因此，本文以下首先闡明金融主導權之爭是亞洲經濟增長模式優化的必然結果，然後，揭示金融主導權爭奪中起關鍵作用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條件和比較亞洲主要大都市目前金融發展的現狀，最後，探討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戰略定位。
1.金融主導權的爭奪是亞洲經濟增長模式優化的必然結果
出於防範金融危機再次困擾東亞經濟的正常發展，這些年來東亞金融合作，也緊跟經貿合作迅速發展的步伐，產生了很多實質性的新變化。具體而言，在清邁協議的框架下，亞洲債券市場、貨幣互換、亞洲貨幣單位的導入和建設都有長足的進步。盡管如此，由於亞洲地區經濟結構的不對稱，東亞經貿大國或地區，比如，日本、韓國、香港和台灣就把主要的投資市場和出口市場轉移到了中國，而中國又和其他一些東亞國家還是把主要的市場放在歐美，這樣在金融合作中就會出現國家利益的不對稱局麵，比如以中國為市場的國家就希望貨幣的相對獨立性（倡導脫離美元的貨幣體係等），而中國等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在對外依存的經濟結構沒有發生實質性轉變的時候，還是希望與美元保持相對的穩定性。另外，曆史的政治問題也會幹擾互相之間的信任和國家利益的權衡，從而影響金融合作的範圍、規模和速度。所以，亞洲的金融合作更多的還是依賴於政府間的對話和推動，市場本身還沒形成一個主觀能動的積極推動的勢態。
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東亞各國製造業的強勢發展所帶來的不斷增長的外彙資源（儲蓄），直到今天還是無法在自己國內的金融體係和亞洲區域間的金融市場中得以有效的運作和保值，而不得不將其放在歐美成熟的金融市場上運作。事實上，這樣一種模式就更加助長了美國雙重赤字的經濟運營的失衡結構，加深了世界經濟的不平衡發展的狀況。近來，美元一直貶值和美國次級債問題的惡化，讓所有持有龐大美元金融資產的亞洲各國的決策部門都得到了一次深刻的反思——那就是美國倡導的自由貿易理念，實質上加劇了亞洲各國製造業之間的炙熱的競爭，換來了美國消費者價廉物美的經濟利益，而亞洲國家用勤勞的汗水所創造的寶貴財富，卻因為自身“金融小國”（金融體係的脆弱性）的製約而不得不以美元資產的方式來保存，結果擁有定價權的美國——這樣的金融大國（很容易）通過自己貨幣的貶值和利率的下調等方式來減輕他們對外債務的實際負擔，同時也就“抹去”了亞洲國家“勤勞致富”所營造的“貿易大國”帶來的寶貴的儲蓄價值。
另一方麵，亞洲金融合作的艱難性和有限性，再加上本國在製造業競爭中所處的“對外依賴”（比如，東亞依賴中國）的地位，使得各國政府自然地會產生如何發展自己國家的金融體係，至少通過增加金融服務業這樣的高附加價值的產業競爭力，來爭奪亞洲的金融主導權（即吸引占世界比例最大的亞洲儲蓄，並提供其高附加價值的各種金融保值服務），以彌補未來製造業遞減的收益（生產資源的瓶頸、國內產業的空洞化等）對本國經濟增長的負麵影響。尤其是最近，亞洲各主要製造業大國中的大都市，比如香港、新加坡、東京、上海、首爾等地都鮮明地提出了具體的建立亞洲乃至世界的國際金融中心的設想和實施計劃。一場“暗地下”爭奪亞洲金融主導權的激烈競爭，正和“外交上”推進金融合作的政府對外戰略一起，並行展開，勢不可擋。
從某種意義上講，金融合作是為了不重蹈覆轍——讓97年區域性的金融危機不再因為一國政府的勢單力薄而陷入困境，因此，它有很多雙贏的基礎；而金融主導權的爭奪似乎更多地是出於自己國家的未來利益甚至經濟安全的目的出發，它有時甚至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係，加上東京因為日本泡沫經濟的負麵影響而失去了亞洲霸主的實際地位，這樣根據經濟地理學最優布局假設，亞洲需要一個像歐洲地區的倫敦、北美地區的紐約那樣，能夠支撐製造業發展和潛在的龐大消費市場與資金運作市場的國際金融中心，因此，它比目前金融合作的方式具有更強的市場激勵機製，這可能會演變成各國大都市之間一場空前激烈的競爭。不過值得強調的是，金融主導權爭奪的過程中有很多燙手的危機陷阱，稍不注意，不僅會喪失金融主導權爭奪中辛辛苦苦所“搶占”的領先地位，甚至有可能將自己多年的辛勤汗水打造出來的實體經濟的強勢，一瞬間化為烏有。95年泰國就是急於想通過建立離岸金融中心（BIBF）來爭奪亞洲的金融主導權，結果，97年投機資本就是利用這一市場製度的漏洞，將泰國首先帶入了金融危機的境地。總之，金融主導權的爭奪雖然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但是也是考驗各國政府智慧和調控能力的生死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