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在世界經濟的舞台上，新興市場國家的地位就在不斷地在提升。尤其是這次美國引發的金融大海嘯對發達國家造成了巨大衝擊之後，以中國為代表的、依然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新興市場國家群體更加得到了世界的高度關注，而且，越來越多的人群都在期待“後危機時代”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會轉移到這些績效出眾的新興市場地區和國家中。但是，不能否認的是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由於本國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的約束，用國內市場自身的需求來支撐經濟發展的“活力”並不充分，相反，“對外經濟的依存度”偏高的這一共同特征讓他們自己今天想盡快走出危機的陰影，尋找到一個“以我為主”的“新增長點”，這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甚至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優化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結構、完善市場成熟所需要的製度建設以及提高國民收入所需要的技術、人才、資金和商業文化的儲備才能使其未來的經濟發展保持足夠的活力和獨立性。否則，一旦歐美經濟的複蘇，出現像上個世紀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後那樣，進入了一個漫長的調整過程後，新興市場國家的高增長的驅動力就一定會因為自己無法改變目前的這種對外“高依存性”而不得不緩慢下來。
本書的第三部分主要是分析效仿“日本增長模式”的東亞新興市場國家存在哪些發展上的缺陷。筆者列舉了自上個世紀90年代後日本發展所麵臨的困境、08年越南通脹升值所帶來的危機、09年中國中小企業和金融體係所承受的結構調整的巨大壓力等代表性的案例，充分說明了這類“製造業立國”的新興市場國家在抵擋外來衝擊時所表現出的“脆弱性”。另外，這一部分也向讀者展示了新興市場國家因為具有發展勢頭迅猛的特征、而且經濟全球化讓這一勢頭能夠得以在一個較長的時間段裏持續，所以很容易使得這些經曆經濟周期調整相對較少的新興市場國家產生了過度樂觀的預期，從而導致了投資過度、監管不足、對外依存過高的“失衡結構”。阿拉伯迪拜發生主權債務危機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最後，在這一部分中，筆者還向大家介紹了“後危機時代”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競爭和合作”關係同步強化的現象，無論是東亞經濟圈、還是“金磚四國”都表現出較強的爭奪世界經濟主導權的意識和“脫歐美經濟”所需要建立的經濟合作關係的願望。
本書這一部分的寫作目的是向讀者展示新興市場經濟，尤其是以出口導向戰略為主的東亞國家所表現出來的經濟活力和這種發展模式所存在的“天然的缺陷”。因此，對新興市場國家來說全球化的“弊處”和其好處一樣同樣鮮明。如何盡快讓自己的經濟發展機製成熟起來將是新興市場國家保持可持續發展共同需要很好解決的問題。
第一篇題為“安倍晉三的新政治”的文章向讀者介紹了2006年11月當選為日本內閣首相的安倍深感自己國家財政壓力和增加稅源的緊迫性，為了充分展示本國製造業在世界經濟舞台上的“比較優勢”，積極提出了要和以中國為首的東亞鄰國修複關係這樣的外交舉動。日本政府的用意是很明顯的，靠企業供給麵的實力去克服老齡化、經濟衰退所帶來的內需不足的問題。
第二篇題為“東亞貿易強國為何開始爭奪金融主導權”的文章向讀者闡述了東亞國家製造業立國戰略所帶來的“金融軟肋”問題。具體表現在本國的儲蓄無法轉變成有效的投資，亞洲區域的經濟合作沒有金融合作的推動很難更上一個台階等方麵。麵對亞洲存在世界最大的儲蓄資源、日韓中三國又和香港、新加坡一起開始意識到在東亞建立國際金融中心對推動本地區的經濟發展意義重大，作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應該如何應對這樣的機會和挑戰，筆者也在這章作了較為深入的分析。
第三篇題為“小國的痛苦和大國的煩惱”的文章以08年越南遭遇到的泡沫崩盤、貨幣危機作為題材，分析了東亞模式製造業立國、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與國內金融資產泡沫之間的內在聯係。從而想告訴讀者不管是越南這樣經濟體較小的國家還是中國這樣大的經濟體國家所麵臨問題是相同的，隻是抵禦外部衝擊的能力存在程度上的差異而已。
第四篇題為“大經濟小政治的尷尬”的文章向讀者介紹了日本中央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常情況下，由於日本是一個官僚治理體係，首相更迭對日本經濟的影響十分有限。但是，當美國引發的這場全球金融大海嘯爆發後，各國中央政府都在盡全力挽救國內的市場，相反，日本中央政府卻暴露了它治理國家能力上的缺陷，尤其是金融危機對日本這樣一個外向型經濟而言，更需要日本中央政府有所為以避免日本經濟的硬著陸。但是，它們沒有做到，從而也就出現了首相更迭頻繁的“鬧劇”場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