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引發的金融大海嘯讓奧巴馬政府確實傷透了腦筋，如果說造成這場危機的原因中有所謂的世界經濟失衡的格局和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係的因素，而它們在某種程度上還可以推諉到其他國家的身上，那麼，另外一個更為決定性的因素——美國金融體係中金融創新的濫用的問題，那就直接反映出了美國監管體係所存在的嚴重缺陷，它不僅放任了美國金融機構上演了一出“大而不倒”的道德風險的鬧劇，而且讓海內外的大眾對美國金融體係甚至對美國政府的監管能力失去了信賴，如果不及時拿出一個有效的應對方法，不僅可能會導致海外投資者提升他們避險的情緒，造成美國金融市場過度的波動，而且，國內納稅人對金融體係的不滿也會上升到對美國政府無所作為的表現而憤慨的地步——這對政府的公信力和今後政策的實施會帶來巨大的障礙。所以，美國總統奧巴馬本周四建議出台新的規則，以限製美國那些最大銀行的規模和從事高收益高風險的活動。可以說，這是美國政府在遏製華爾街方麵一係列行動的最新舉措也是力度最大的一次。
眾所周知，美國經濟的核心競爭力除了反映在它具有高度的技術創新能力、世界一流的品牌構建，和製定國際“標準”的非凡能力方麵之外，還有一個強大的“特長”就是美國金融體係的創新能力。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講，今天奧巴馬民主黨政府所認識的金融創新濫用和過度問題，與共和黨陣營所強調的維持美國金融體係的市場活力（認為是美國立於世界不敗之地的基本保障）這一價值觀形成了鮮明對照和針鋒相對的抗衡。我們現在還很難判斷奧巴馬政府目前的強勢監管政策是否能夠抵製來自國會強大的反對聲音從而100%的落實到執行層麵。因為，從今天奧巴馬政府所推行的監管內容來看，一改華爾街“混業經營”和“做大做強”的經營方針，而是鼓勵銀行業回歸到商業信貸的傳統低風險（狹義銀行）的業務中。當然，從美國曆次對金融危機事後的監管製度修正過程中不難看出，當時的政府都選擇了安全至上的監管原則而替代鼓勵創新、放鬆監管等重視效率的舉措。但是，對經濟和金融問題並不熟悉的奧巴馬政府來說，過分固執地去強調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方式——甚至認為就是將業務回歸到傳統的信貸模式才對的這一思維模式，今後隨著美國經濟複蘇的加快，金融機構之間在雷同的保守信貸業務方麵，必然會形成和以前所經曆過的空間激烈的競爭格局一樣麵臨殘酷的挑戰，而這又會進一步影響到美國金融體係的盈利能力，也會拖累美國實體經濟技術創新的步伐。
長期以來監管和創新一直是你追我趕的抗衡格局，由於金融機構的盈利目的和金融監管部門的“安全穩定”目標之間存在著與生俱來的“利益”衝突，平衡它們之間的“相對力量”決定了“市場經濟”活力的程度。如果監管過度，就會影響創新，就會影響市場活力。比如說，對衝基金業務它是一個高杠杆的資金運作模式，如果得不到借貸資金的有效保證就無法發揮創造流動性的功能。於是，在市場出現一時的恐慌事件的時候，人們向流動性逃避的行為得不到對衝基金“對手盤”的支持，就可能會出現資產價格大幅度的崩盤現象。我們現在推行的融資融券也是為了發揮市場流動性的作用。所以，“度”的把握才是“好”的監管的核心所在。但是，另一方麵，創新過度就會出現像這場金融大海嘯一樣，自己所獲得的收益和承擔的風險嚴重不匹配，讓低收益不知情的投資者承擔了高收益知情投資者應該承擔的高風險，結果必然會出現綁架政府，綁架世界這一最糟糕的局麵。總之，我認為今天美國金融機構之所以在自營業務中能夠肆無忌憚地進行不負責任的“金融創新”活動，是因為美國政府還沒有找到在全球化環境下對其“強調信息透明和標準統一”的監管模式。也許美國政府當下的高壓監管政策對美國金融機構道德風險行為起到了一定的矯枉過正的效果，但是，其他國家就沒有必要去刻意強調銀行業恪守傳統信貸業務的“保守原則”，相反要反思自己因為金融創新能力的不足才會導致自己無法識別比自己能力高百倍的華爾街大亨濫用自己委托他們管理財富的權力！為此，我覺得有效的監管應該要從以下幾個重要的問題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