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將成為世界各國努力調整自己受傷的經濟結構、尋求世界經濟合作的新模式、新方向，順利完成共同退市的最優戰略，從而真正走出這場危機最後一階段的關鍵一年。但是，世界所麵臨的共同挑戰依然沒有找到合適的辦法加以應對，這主要反映在三大方麵：一是全球金融市場和貨幣體係發展的嚴重失衡，客觀上給美國金融機構帶來了“金融創新”濫用的外部環境，在目前沒有出現可以與美國市場抗衡的金融市場和金融體係的前提下，世界該如何來監管美國在管理財富上惡意利用自己的“壟斷”力量？二是經濟全球化環境下不斷推進的國際分工所帶來的世界經濟“嚴重失衡”的問題，是通過貿易保護主義和國際組織的強烈幹預來縮小失衡的程度，還是順應市場的自然分工格局繼續發揮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尋求世界整體經濟利益的提高？三是由於世界各國自身的經濟狀況和經濟發展階段各不相同，所以，基於維護自己本國經濟發展目標所實施的一國（尤其是像美國這樣的大國）“看似獨立的”經濟政策，將會對世界經濟的穩定和發展方向產生較強的外部“溢出效應”，如果沒有一個有效的國際政策協調機製去“約束”它可能帶來的巨大的負外部性，那麼，不僅會造成其他國家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受到很大的威脅，而且，甚至可能導致剛剛痊愈的世界經濟運行機製和國際金融市場再次麵臨二次探底的風險。
一、金融危機管理的最佳藥方是什麼？
令人擔憂的是，雖然各國都意識到了上述問題的嚴重性，但是所開出的藥方卻相差甚遠。比如，來自歐洲陣營的發達國家，基本認同世界經濟失衡格局是國際分工所帶來的必然結果，過於強調國際收支的平衡可能會對解決目前歐洲區域內低迷的需求問題和不斷上升的技術創新優勢帶來負麵的挑戰。所以，他們認為根源的問題是要防止財富被濫用和掠奪的問題，尤其在金融全球化的環境中，更應該建立一個統一的全球攜手運行的國際監管體係。比如，應該建立全球金融業務風險評估基礎上的審慎性監管（資本充足率、損失撥備比例等），限製過度的杠杆和賣空交易，信用評級機構的信息披露機製，公允價值的會計製度改革，金融機構的薪酬約束機製，消費者保護措施，甚至中央銀行“最後貸款人”職能的透明化要求等都應該納入到統一監管的體係中。隻要這些方麵達成共識，其他兩大問題自然就會減弱，而且反而會在政府共同“助推”下創造貿易增長、技術溢出所帶來的推動世界經濟良性發展的“正”外部效應！
當然，來自新興市場陣營的國家，無論是“石油美元”的國家，比如，中東、俄羅斯等，還是“商品美元”的國家，比如東亞，更擔心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係對自己創造的美元財富所帶來的危害，尤其是當美國退市政策失效，美元全球泛濫，美元財富由此縮水的問題日趨嚴重的時候，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穩定性就會捅出新的亂子。我們看到迪拜主權基金已經出現了美元賬戶上資不抵債的局麵。同時，商品出口國家也意識到美國本土形成的越來越強大的貿易保會主義勢力對未來自己貿易立國戰略的嚴峻挑戰。所以，因為他們對第一個問題和第三個問題的關注度很大，而又感到十分無奈，於是，今天新興市場國家之間團結一起，尋求分散風險和互助發展的合作方式，五花八門，此起彼伏。
最後，來自美國和其盟友國家的姿態是，一方麵，為了維護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係，美國政府不得不順應歐洲盟友的要求，在不犧牲自己創新能力和創新優勢的基礎上，推進落後的監管模式的改革。另一方麵，為了拓展美國創造財富的外部市場，美國需要把自己的赤字減少與貿易夥伴國的責任“聯係”起來，需要把資金過剩的客觀局麵作為這場危機的根源而歸罪到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政策不到位所帶來的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問題上。於是，在新的一年中，兩敗俱傷的貿易戰可能會不斷升溫。12月30日美國政府又對中國產的鋼管征收10%到16%的關稅，這又一次改寫了美國對中貿易製裁的強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