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8月以美國雷曼兄弟為代表的華爾街金融帝國的崩潰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大海嘯爆發以來，世界各國都開始關注和這場金融風波有緊密關聯的三大類問題：一是全球金融市場和貨幣體係發展的嚴重失衡客觀上給美國金融機構帶來了“金融創新”濫用的外部環境，二是經濟全球化環境下不斷推進的國際分工所帶來的世界經濟“嚴重失衡”的問題。三是一國（尤其是像美國這樣的大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發展狀況會對世界經濟產生較強的外部“溢出效應”，如果沒有一個有效的國際政策協調機製，就會造成其他國家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受到很大的遏製。而且，人們很容易看出，這三大類問題互相之間又存在很強的“相關”關係。雖然各國參與全球化的方式和程度各有不同，於是，對這三類問題的性質詮釋和提出的政策建議也就非常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麵，還會出現“針鋒相對”的衝突局麵。比如，對貿易保護主義的認識和態度，對解決國際收支不平衡的方法等。
這次，奧巴馬出訪亞洲一定程度上就是想在很多目前存在的“認識衝突”中來尋找亞洲所能接受的“共贏”的解決方法，甚至，在某些暫時存在與美國經濟利益相“衝突”的問題上，可能會“軟硬兼施”，迫使中日政府在一些關鍵問題上能夠做出實質性的“讓步”。為此，我想中國的國情會讓負責任的中國政府采取不卑不亢的應對姿態。事實上，在“獅城”新加坡開幕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十七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政府都向世界向來訪的奧巴馬發出了繼續倡導“自由貿易”理念、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共同心聲。盡管如此，作為目前世界經濟體的第三大國（趕超日本經濟規模的格局成為世界第而經濟大國也是近在咫尺）——中國，在這場危機中還是意識到了自己在某些關鍵問題的處理上處於一種“被動”的局麵，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了改變對外依賴經濟增長模式所需要的金融體係健全、深化的“重要性”。
所謂“被動”的局麵，可以從我們現在的經濟結構與上述這三大類問題的關係中找到，它也主要體現在相對應的三大方麵：
首先，改革開放30年為中國經濟所積累的寶貴的財富，因為我們金融體係自身的脆弱性，無法在貿易和投資規模做大的基礎上，讓我們的貨幣參與到財富積累過程中，從而導致我們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通過對外貿易和外商在華的直接投資，給我們帶來了世界第一的美元外彙儲備，客觀上讓我們失去了自身管理自己財富的國內舞台；另一方麵，又因為我們自身人才和經驗的缺乏和美國政府的投資限製，所以造成我們管理外彙儲備的方式非常單一，要麼買美國國債，要麼購買華爾街大名鼎鼎的金融機構所發行的“信用級別”最好的金融債，於是，在危機麵前，無論哪一種投資方式都讓我們失去了活用財富的主動權，我們隻能投資於美國流動性最強、收益最低的“安全資產”，但今天卻因為美國的金融危機——華爾街“倒塌”、美國政府“救市”急需用錢而無法有效地償還對外債務，從而使我們自己巨大的外彙儲備失去了“流動性”。
第二，世界經濟“失衡”是各國經濟積極參與“全球化”的結果，隻要經濟全球化能夠給世界帶來比“鎖國經濟”更多、更多的財富，那麼，世界經濟“失衡”就不可能在這種有效地“國際分工”的市場格局下被消除，但是，我們看到歐美方麵要求中國解決貿易順差的行動一浪高過一浪，貿易保護主義也像這場金融危機一樣來自於龐大經濟規模的發達國家。在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的今天，我們也更加感到中國產業結構的轉型和內需市場的培育，從國家經濟安全的角度（歐美人稱之為“大國的責任”）也已經刻不容緩。而要想在現有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真正解決這類富有挑戰性的問題，沒有強大的金融體係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因為產業結構的轉型意味著我們要開始邁向高附加價值的技術研發和服務開拓的領域，它們不像製造業那麼具有標準化的特征，而是充滿了不確定性（創業的風險），需要一大批專業化的人才團隊和不斷深化的金融市場以及為實體經濟服務的金融創新產品的支撐。在這方麵，我們的“轉型成本”——從製造業向技術研發和服務業轉變過程，比美國現在擺脫危機所承擔的“轉型成本”——從金融業向製造業“回歸”的過程要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