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除了這一類“供給瓶頸”要素外，還有一類製約中國人口紅利產生有效市場的“需求因素”。事實上，影響中國今天市場內需不足的障礙主要有三個：一是有消費願望但沒有消費能力的問題，今天通過發展村鎮銀行扶持農村的城市化、工業化的方式來解決廣大農民工的就業機會，正是釋放這種消費能力的關鍵所在；二是有消費能力但不願消費的問題，今天通過深化金融體係建設以確保社會保障和福利資金的正常運營是解決中國居民自己過度金融投資以達到“自我擔保”效果的又一個重大的民生問題。三是有消費能力而且有消費願望但無法實現他們所渴望的消費方式。今天，常常能看到中國的富人們在海外市場瀟灑走一回（走幾回都有），他們在海外對名牌產品的“慷慨消費”讓西方人都大飽眼福，可是，這種消費並沒有能給中國本土企業和中國消費者帶來利潤和就業增長的良性循環。即不能夠實現健康的收入再分配格局——“富人們”給為他們服務的“窮人們”帶來更多的財富，以提高全民整體的有效需求。也就是說，這部分沒有後顧之憂“富人階層”今天選擇的消費產品，在中國市場常常是無法得到滿足的。這裏有我們金融體係扶持創新類企業不足的問題，有廠商產品的定位問題，有我們自身品牌不過硬的問題，也有我們產品的誠信不到位的問題，等等，當然有些消費品的供給雖然能夠實現，比如高檔的住宅樓，但這種對兩成富人的高檔住房供給可能會帶來八成中低收入的生活成本增加的問題，解決不好後者的問題，不僅是內需不可持續，而且會破壞社會和諧的基礎。因此，尋找沒有負麵影響的刺激富人消費的模式是中國目前這種特有的經濟結構下必須接受的一個重大挑戰。它比單純地向富人征收高額的稅收，比如開啟遺產稅（產權沒有明晰的情況下很難操作）效果會更快些，畢竟很多富人在原始積累過程中付出了艱苦的努力。正是其中一批批當初的企業家的努力才推動了中國經濟不斷向前發展。於是，提供富人想消費的東西而又不會增加其他人的麻煩，是中國新增就業機會和可持續發展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美共建的上海迪士尼樂園也許提供了解決中國富人消費模式和縮小中美國際收支不平衡問題的一個很好的“雙贏”範本。
總之，克服上述“中國國情”所帶來的種種困難，重視“金融做強”的“中國戰略”，是中國經濟在“後危機時代”轉型過程中所將麵臨的最大挑戰，因此需要決策部門、監管部門、金融機構、生產單位和研究機構抓緊時間、共同探討，拿出打破壟斷和變革製度的勇氣和智慧，去盡快建立適合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大國增長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