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由於中國經濟處於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階段，金融市場過度的開放和金融資產價格自由的波動都會影響中國經濟有限資源的配置方向，又加上利率和彙率對製造業來講是金融資源的要素價格，和原油鐵礦石一樣是“生產成本”，會直接影響到處於技術低端（平均意義上的判斷）的中國產業在國際舞台上的價格競爭力。這樣，在沒有充分的內需市場來支撐中國企業的就業水平和財富創造能力、同時，也沒有強大的金融體係可以作為分散風險的後盾的情況下，貿然加速人民幣利率和彙率的自由波動，以及開放中國的金融市場都會有可能斷送中國改革開放30年所帶來的豐碩成果。90年開始日本金融危機、97年東亞金融危機和這類受過傷害的國家這次抵禦美國金融風暴的脆弱表現上，都充分證明了以製造業為發展支柱的國家，金融體係很難做到和歐美國家那樣的“發達”程度，因此，所有這方麵盲目的金融自由化的嚐試都會讓自己的實體經濟陷入災難性的深淵。盡管如此，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由於彙率（利率）的剛性和中國經濟對外依賴的緊密程度，使得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受到了很大的挑戰。中國更加感到通過自己在國際組織中話語權的增加來加強國際政策之間協調性以減少“金融外壓”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從某種意義上講，走出這種被動的受外部“貨幣政策綁架”的格局，比如，不能輕易地在美國升息之前提前行動（這樣會造成國際資本在中國市場進出的不穩定）等，就需要我們有一個自主的貨幣體係和與之配套的強大的金融體係。否則，經濟好的時候，大量投機資本的流入所帶來的越來越嚴重的“外彙占款”問題會加速我們資本市場的泡沫，會產生國內“滯脹”的風險；而經濟下滑的時候，為了尋求像美國這樣擁有“貨幣主導權”的國家所提供的“避風港”，大量的資本外逃會導致我們的金融體係變得更加脆弱，乃至發生金融和經濟的“雙危機”狀況。
如何麵對上述“中國國情”所帶來的種種挑戰，去做強我們最為關鍵的金融產業，推動中國經濟結構走出“被動的局麵”，已經成為“後危機時代”擺在中國政府麵前的一個重大而又緊迫的課題，我們也看到，中國政府目前正在以下幾個方麵不斷付諸行動、努力在探索增長方式“良性循環”的有效機製：
一是通過“做強金融”來提高我們民族整體的“自主創新”能力，從而改變過去中國因為缺少強大的研發能力、自主品牌、國際認可的專利等“殺手鐧”的“拳頭企業”（大企業往往做不到），而使我們在國際商務中無法爭取到有利於自己發展的“定價權”、“談判的主動權”和“貨幣主導權”這樣尷尬的局麵，當然也談不上具備產業結構優化的微觀基礎。所以，最近政府推出的扶持和培育這類高增長高附加價值企業的“創業板”，就是想強化自主創新，以此推動產業結構逐步升級，打造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新模式。
二是通過“做強金融”，來試圖改變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係的壟斷格局，以提高我們自己管理財富的主動權和專業化能力。最近，以人民幣國際化為最終目標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也充分體現了國家重視“金融發展為產業資本和個人財富提供可持續和穩定的增長源泉”這一大國的發展戰略。盡管這方麵的目標實現確實讓人感到“任重道遠”，但是目前中國政府則是通過參與或推動更廣範圍的國際金融合作，來彌補自己眼下“單薄的金融力量”的缺陷。
三是通過“做強金融”，讓我們的投資團隊和優質企業“走出去”，以提高中國外彙儲備的利用效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由於中國人口紅利的優勢存在和製造業的集聚以及規模效應的發揮，國際舞台上中國產品的競爭力還會繼續為中國經濟的繁榮創造更多的財富價值。而這些財富價值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由人民幣這一國際貨幣的新成員所替代。因此，如何使用和管理好我們的美元外彙儲備、保證我們有效的技術引進和生產資源穩定的供給，從而為我們企業的做強和大眾消費質量的提高貢獻力量，這可能也是當前“做強金融”所需要考慮的最緊迫的課題之一。
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政府現在所推進的上述這些“後危機時代”的大國發展戰略，是在嚐試第一個吃螃蟹的滋味。因為我們產業結構調整需要時間，而相關的彙率和利率暫時還無法完全市場化，但我們為了盡快站上產業鏈的價值高端（上遊和下遊），“金融創新”和“金融開放”是不可或缺的條件，那麼，這類嚐試會不會出現由於我們自己抗風險能力的衰落而遭遇到像97年東亞遭遇過的國際投機資本的衝擊？而且，創業板因為沒有很好的專業化投資團隊的支持和缺乏激發企業家創新熱情的商業環境，半途而廢夭折的案例比比皆是（世界上隻有美國納斯達克和英國的AIM市場成功的案例值得我們細細揣摩）。另外，東亞很多出口導向的國家，即使日本和韓國，也沒有摸索出一個與製造業（它標準化程度高，需要資金等生產成本相對穩定和低廉的發展模式）匹配的具有競爭力的金融體係（它差異化程度高，需要金融資產價格自由變動）運行模式！97年的東亞危機和日本上個世紀出現的金融泡沫的崩潰，都說明了他們嚐試發展金融來支撐製造業強盛的戰略以失敗而告終（直到今天日本還是擔心放棄“零利率政策”會導致彙率的增值壓力過大而使自己的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失去競爭力）！而美國則幹脆把大部分的製造業都移到了海外適合標準化生產的國家和地方，而努力維持自己國家創新和金融共同發展的匹配增長模式。最近美國三大汽車企業的破產和與之對照的新能源、生物科技和低碳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視都說明了美國政府在進一步尋找自己下一輪增長模式上的“技術優勢”。當然，美國今天的“苦惱”是技術沒有跟上，金融沒有穩定，所以，奧巴馬隻能用增加國內投資和積極出口的短視行為來間接地向外推進貿易保護主義，以轉嫁國內大眾由於就業和生活環境的惡化對現任政府的抱怨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