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商務部長駱家輝和能源部長朱棣文昨天傍晚5點同機抵達北京，開始了他們為期三天的訪華之旅。利用兩位華裔在中國會得到天然的“好感”，奧巴馬政府在謀求製造業大國的中國，對美國正在建立未來新的增長點的計劃和行動給予最大的幫助.這是政府幫助企業和市場脫胎換骨的進行轉變，也是美國政府在“後危機時代”尋求政府和企業雙重利益的統一和利益最大化的戰略表現。
從美國金融危機曆史的考察中，我們不難注意到它們解決危機的辦法並不是從哪裏跌倒再從哪裏爬起，而是摒棄在市場中已經證明站不住腳的東西，並用最多的精力和最快的速度去探索和發現人類未來可以再次依托的嶄新的財富創造方式.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當IT泡沫崩潰以後，美國政府通過降息、廢除金融活動的一些管製，住房政策的改革等措施，大膽扶持了自己本土金融體係的創新能力（格林斯潘時代）來緩解IT泡沫崩潰後對美國在世界經濟舞台上繼續發揮其核心競爭力所產生的巨大的負麵影響。事實上，在前幾年經濟繁榮的時代最大的得益者還是美國的機構、企業和政府。而今天危機讓美國企業和美國政府付出的代價，就和以前曆次泡沫破滅一樣，是一次“正常”而又必不可少的“調整”，隻不過如何將調整的成本和時間的代價控製在最小的程度，這確實需要美國市場和政府攜手的努力。似乎美國企業和機構，甚至大眾都習慣了這樣的過程（也許是因為他們自身擁有足夠的抵禦災難的財富實力、或可以仰仗較為健全的社會保障製度以及美國政府表現出來的“老道的”救市行為，才讓市場沒有感到更多的壓力），而且，我們又注意到，恰恰是每一次的困難時期，給美國政府和企業提供了施展“智慧”和完全“再生”的機會。那麼，這次為什麼這次“尋找新的增長點”要和中國聯手來做呢？它又給我們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和啟迪呢？
眾所周知，在財富創造的“三大環節”過程中，美國向來重視跟“怎樣創造財富”有關的研發、設計和製定標準等所謂的財富創造的第一環節。為了保持自己的創新能力在全球不可替代的霸主地位，美國政府十分重視教育業的發展，重視人才建設，重視自主創新的生態環境（“法律、市場、價值”所形成的三位一體的創新環境）培育，所以，靠著第一環節的優勢，他們打造了大量的世界五百強企業，建立了種類繁多的世界品牌和專利，贏得了很多市場的“定價權”，從而，今天在全球市場運行機製和市場運行的物理平台中，我們隨時都會看到“美國標準”的展現。IT泡沫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形成、發展、壯大、衰敗和滅亡的。這次，兩位部長帶來了新能源發展的合作戰略，很顯然，美國已經到了可以將自己的積累的成熟技術、研發成果甚至標準範式展現給自己的合作夥伴而不擔心對方會有“高於一籌”的創新能力的階段。對他們來講，“關鍵”是如何充分發揮“規模經濟性”的優勢，將“思想”轉變為“現實”，把潛在價值的“無形資產”轉變成能夠創造財富的“有形資產”，而且所形成的新產品價格要讓市場可以接受，感到物有所值！於是，他們意識到了世界上隻有中國才具有這樣的製造能力和成本優勢，而且甚至中國有可能成為消化這類新產品的市場主力軍！我想新能源領域的合作（它是美國研發的新產品的核心內容）一定會成為7月27日至7月28日在華盛頓舉行的第一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主要議題之一。
那麼，中國的“比較優勢”究竟在哪裏？在他們看來，就是在“形成實物”的第二環節。因為中國世界加工廠的地位很難在短時期內被取代和撼動，這主要表現在我們還擁有龐大的相對貧困的勞動大軍，擁有沒有進入市場價值評估體係的落後地區（外資進入成本很低），擁有要素資源價格（除了人力要素之外，還有為了發揮製造和出口優勢所采取的價格管理措施，比如利率和彙率的管理等）相對穩定的政策環境，擁有勤奮努力好學向上的儒家文化，擁有較為完善的市場運作的政策體係和製度機製，所以，能夠形成大規模生產和降低成本的比較優勢，這在美國本土內是無法實現的，而僅靠美國第一階段的無形資產的實力是無法取得補償研發成本的高額回報的。再加上中國越來越多的人正在步入中產階層或形成中產階層的意識，有非常強烈地對能夠提高生活質量改善生活內容的新產品的向往，隻要價格能夠接受，就很容易形成一個龐大的消費市場。當然，從他們的視角來看，把新產品率先生產的“專利”交給中國，也給中國帶來了新的發展、新的就業和新的市場的絕好機會。我想這就是奧巴馬政府向中國謀求“雙贏”合作戰略的主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