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的“失衡發展”終於造成了貿易逆差和資本流入大國——美國，爆發了百年一遇的金融風暴，它在金融全球化的環境中很容易席卷到貿易順差和資本流出的亞洲國家。從4月份貝爾斯登破產被托管後，7月份兩房——房地美與房利美危機爆發引當地發民眾瘋狂擠兌潮，9月初美國政府被迫承諾接管兩房，9月15日，美國第五大投行雷曼兄弟宣布破產，同時，美林證券也將以500億美元被出售給美國銀行。半年來，美國自己失去了前五大投資銀行中的三家，隻剩摩根斯坦利和摩根大通。今天，美國政府又向AIG提供850億美元緊急貸款。之所以要拯救AIG而非雷曼兄弟，也是因為該保險商與其它實業投資公司和零售產品商有著廣泛的聯係，並承擔者美國社會保障的功能。更令人深思的是，這場風波還讓世界外彙儲備資產最豐富的國家和地區的“托管”資產，也出現了嚴重的縮水，並且更進一步導致這些國家不健全的金融市場震蕩不已。
當然，這場風波最主要的責任在於那些被世界“過剩的流動性”養壞了華爾街精英們，因為他們掩蓋了風險的事實真相，貪婪地運用金融創新的能力，吸納可能得到的來自世界各地的任何一點流動性，來完成他們高收入的目標和轉嫁風險後的“快感”，所以，才造成了今天連美國監管當局也不得不承認的“認知”風險——至今為止還沒有能夠估測到這場次貸風波所形成的黑洞究竟有多深。從這個意義上講，事態遠沒有結束。
另一方麵，美國監管部門和美國決策部門為了追求當時經濟向上的政績，或滿足於標準化的監管模式（比如，資本監管和風險監管），而默認或忽視華爾街的創新業務去不惜代價地透支美國經濟基本麵所能支撐的市場規模這一不負責任的行為。這就造成了華爾街的創新業務越來越在滋長“道德風險”的毒瘤。所以，今後加強對人的監管，提升風險和收益匹配的激勵機製，就是留給全世界監管部門需要完成的艱巨任務。當然，事後，這場金融海嘯使得很多金融巨鱷們紛紛倒閉、重組和收窄它們曾經輝煌一時的核心業務，這也讓一大批華爾街的精英們現在暫時無家可歸，可是，全球金融市場的財富管理機會隨時都在等待著這批精英們去繼續施展難以被他人替代的才能！新加坡政府目前就在大批高薪引進來自華爾街的金融人才，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並沒有受到嚴厲的懲罰。
第三，美國的消費者和投資者雖然現在出現了很多人無家可歸，很多投資者的債權打水漂的令人憐憫的狀況，但是，要注意的是，他們在經濟繁榮的階段，不理性的透支買房的行為和過度的消費行為，也是為房貸市場非理性的繁榮提供了物質基礎，那些國內投資人也習慣這種透支的消費文化，對自己資產的信用風險視而不見，反而因為大家都在參與這樣的危險投資，風險一定會得到很好的分散，於是，美國消費者對華爾街的過度自信和他們根深蒂固的“透支”消費文化，不知不覺得讓自己走上了不歸之路。他們甚至還認為集體投資行為的失敗，一定會得到政府事後的保障，所以，在華爾街的“安排”下，大眾的資金參與規模和群體範圍變得越來越大，直接威脅到整個社會經濟和金融體係的穩定。事實上，華爾街綁架了監管部門，尤其是金融全球化的環境下，華爾街也綁架了各國央行！全球救市就是這一“道德風險”行為的最好佐證。
第四，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如果隻有透支消費文化，隻有華爾街“非凡”的投資才能，在美國日益標準化的監管環境下，很難讓泡沫無限吹大。這裏，我要強調的是：正是因為大量的外資流入，增強了美國金融市場的流動性（甚至達到泛濫的地步！），為金融創新業務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糧食”。由於，境外資本對華爾街的運行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和“理財能力的不對稱”，再加上美國監管部門的監管模式的落伍性，造成了美國金融創新業務的扭曲發展，以至於事後的金融震蕩震撼了全球每一個角落。
歐洲市場金融體係的相對強勢，讓他們有能力直接參與了和美國次貸業務，造成的損失當然是無與倫比。但是，東亞製造大國，因為自身金融體係的脆弱性（甚至為了發展製造業，保持出口競爭的優勢，有意的控製金融要素價格，比如利率和彙率等，這樣就會影響到企業、個人和金融機構控製金融風險的能力），管理外彙財富能力的有限，所以，大多數都采取了間接投資的“保守”方法，最後，因為自己的無知，本以為“低收益”的資產風險會最小，結果卻承擔了資不抵債的高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的猛烈衝擊。兩房債券的巨額損失，國家主權基金的投資迷茫，在雷曼等投行托管業務上風險敞口的放大等等——東亞國家卷入這些風險狀態的程度非同小可，東亞國家政府為處理事後的危機所付出的救助力度也不可小視（雷曼前30大債權人中，共14家亞洲銀行，其中8家銀行就來自日本）！現在，東亞國家都在痛苦反思：自己辛辛苦苦創造的財富，由於內需的不足，隻能讓透支消費的美國來消化，結果獲得的美元財富，因為金融管理能力的有限，在這場風暴中，直接和間接的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今後必須要考慮內需支撐的增長模式和大量美元需要運作的亞洲美元離岸金融市場的培育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