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1997年開始，傳統的商業銀行為了提高自己的經營能力，再次重整旗鼓進入次級住房按揭貸款市場，他們本想以自己優越的信息處理能力、較高的風險準備金和富有競爭力的低息貸款條件，去“占有”這一市場中“較為優質的客戶”。但是，由於這一市場的準入門檻“設計”得較低，尤其是那些劣質的貸款機構，隻借助低成本的標準化信用評分專業軟件來設計貸款條件，雖然這樣做能降低風險管理的成本，但卻無法真正捕捉到消費信貸差異化的風險特征。
與此同時，由於常常采取低息戰略與優質金融機構進行惡性競爭，這使得整個市場的定價機製都受到扭曲，信息生產的成本也就根本無法通過調高利率來加以平衡。於是，“信息不對稱”問題所帶來的信用風險也就越積越大。當問題凸顯出來的時候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逼得政府不得不及早采取注資行為以避免引起市場的恐慌。
最後，次級債的設計和發行向市場提供了更為多元化的投資工具，滿足了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者收益需求，也解決了住房抵押貸款機構自身的流動性問題。因此，盡管是次級債，但它在房地產市場繁榮階段和低息的時代，不僅有很好的收益表現，而且市場流動性與普通債券相比一點也不遜色。
但是，美國政府和監管部門卻忽視了資產證券化過程環節的細分化所帶來的市場參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和利益衝突的問題。結果，標的資產（次級住房按揭貸款）市場的信用風險，通過資產證券化很容易擴散到衍生品市場，影響到借款人、貸款機構、投資者和監管部門，甚至不知情的外國投資者，形成了十分嚴重的市場風險——標的資產市場和衍生市場的雙重危機。而對次級債“質量”具有信息優勢的貸款機構，則完全有可能在前期高息放貸和低息發債的過程中早已得到了風險的補償，而廣大“受害”的投資者利益隻能事後由政府來埋單。
對此，伯南克將目前的危機歸咎於現代金融革命所引起的“認知風險”。但從這三點分析來看，正是美聯儲等決策者過去的錯誤讓自己今天的救市行為變的“騎虎難下”。
次級債的“綁架效應”
由於“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對象”沒有很好的資信記錄和抵押資產，而且，這類客戶層的貸款規模比起一般住房按揭貸款規模還要小，所以，通過貸款機構自身信息處理（傳統的金融中介管理風險方法）來識別借款人資信能力進行差異化貸款的成本很大。所以，這些貸款機構自然會選擇“資產組合”的戰略去分散風險，隻要不斷增加貸款數目，那麼對貸款機構而言，這種組合後的個別風險會得到很好的分散。也就是說，個別的損失可以通過其他人那裏獲得的高利潤來衝銷。
另一方麵，這類特殊客戶層也完全可以利用貸款機構的這種自我膨脹的動機，利用資信要求不高的這種貸款特征，合法地隱蔽自己高債務的狀況，不斷地從不同的次級按揭貸款機構那裏獲取貸款。隻要利率水平不斷下降，房價不斷上漲，就可以借“東家”錢還“西家”債，用高價（投資）房“養”低價（住宅）房，達到無風險的套利的效果。因此，它很容易引起過度貸款（借款），造成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升級，反過來房價上漲又會進一步促使“次級按揭貸款市場”這種自我膨脹式的風險“逃避”機製不斷激化。
顯然，上述自我膨脹的“風險逃避機製”的致命弱點就是無法抵擋係統性風險的衝擊。一旦利率上升或樓價下跌，借款人的套利活動就無法獲益，金融機構的資金鏈也很容易斷裂。也就是說，一旦宏觀經濟狀況出現逆轉，“次級住房抵押貸款”所造成的損失要遠遠大於正常的消費者信貸。
而且，這群特殊客戶事後的財富狀況往往無法進行再確認，當事人之間的“事後”風險分擔幾乎不可能。如果貸款機構“事前”就認識到這一業務的內在特征，就會有強烈的動機去分散“事後”的巨額風險。這就是我們看到的這些機構為什麼“事前”那麼積極地利用資產證券化工具的根源所在：他們就是想有意識地通過信貸市場的擴張和資產證券化來擴大風險分擔的範圍，通過這種對大量非知情者的“綁架效應”，迫使政府為自己“事後”造成的係統性風險埋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