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想有獨行之誌，就要有百忍之量，這話好像不通，其實一番世事之後，咱們會發現，這兩者並不矛盾。魯迅“哢嚓”一聲剪去辨子，於是乎：“……走出去時，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兩樣了。我從前是隻以為訪友作客，才有待遇的，這時才明白路上也一樣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惡罵。小則說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為那時捉住奸夫，總是首先剪去他辮子的，我至今還不明白為什麼；大則指為‘裏通外國’，就是現在之所謂‘漢奸’。我想，如果一個沒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還未必至於這麼受苦，假使沒有了影子，那麼，他恐怕也要這樣的受社會的責罰了。”（《病後雜談之餘）以魯迅之橫眉冷對尚且如此，《莊子·人間世》於是呼籲和光，呼籲同塵，要做散木，不要做文木。《莊子集釋》引家世父的話：“人與人相接而成世，而美惡生焉，從違判焉，順逆形焉，如是而大患因之而生，謂人之不足與處也，而烏知己之不知與處人也，處己以無用，斯得之矣。”一番艱難，看中這句話，也算是有得。由此，我對“三隱”有了一番理解。大隱隱於朝，修得與人無爭，又富且貴，“混跡人間，和光所以不耀，”自是上選。中隱隱於市，跟社櫟（見《莊子》）似的趣取無用，做不了什麼器材使，卻反得自在不夭折，圖個生活便利。小隱隱於野，想標新，又介意輿論，隻得避個靜處，眼不見心淨。
然而隱者真要擬跡山林做“鄉原”麼？真要三緘其口、混跡人間麼？我以為不然，實質上他們都有一塊精神家園在堅守，他們避禍，也不助紂，也不標榜，苟全性命於亂世，有為後世保留一個讀書種子的意味在裏麵，所謂“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隱者以無用為大用，期得自存於亂世，此未嚐不是好事。
但儒家似是對道家的反動，他們的入世更多血性，即便於“僅免刑焉”的亂世，也要本著“既知如風靡草，是知責在於君”的念想，砍頭便砍，殺頭便殺，一路張揚自己的主義，直至身死燈滅。而這樣的一以貫之，社會風俗之引領也全由這些人。餘傑《冰與火》引密勒的話說：“一個社會中，怪僻的數量一般總是和那個社會所含的天才異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氣的數量成正比。今天敢於獨立怪僻的人如此之少，這正是這個時代主要危險的標誌。”
《通鑒》載，三國管寧少時與華歆為友，一次一起鋤地，見地有金，管寧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華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公孫度治遼東有方，管寧來見，“語惟經典，不及世事。”後在山邊搭一個草廬住下，“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管）寧獨居北，示無還誌。後漸來從之，旬月成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