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盡管五花八門，但大體上就是兩類，一種是誤會的，一種是不誤會的。誤會主要來自文化的隔膜。中國老百姓對於基督教（主要是其主幹分支天主教）的儀式不理解，對於為什麼出生要洗禮，臨死要終傅，結婚也得去教堂，由紅毛藍眼睛的外國神父指指點點，比比劃劃的很是不明白。而且做彌撒的時候，在教堂裏，男女混雜，更是讓某些多事的人看著不舒服。這一切，足以激發我們在性方麵思維特別活躍的某些國人的想象力。於是，有關教會和教民以及傳教士的豐富多彩的“故事”，一個一個出籠了，從教民婦女初夜的奉獻，到雞奸、亂倫、群交。這一時期的打教揭帖是我有史以來看到的最汙穢的文字，無論是出自紳士和秀才之手的八股文體的“雅帖”，還是一上來就操娘、半通不通的塗鴉，一涉及教會的活動，大抵都是在臍下三寸那點地方馳騁，顯然，我們這些揭帖的作者作如是觀，除了肚子裏力比多（libido）過於豐富之外，有文化的隔膜在裏麵起作用。有時候，這種文化上的隔膜甚至翳閉了人們眼睛，讓他們在觀察的時候出現幻覺，比如在有的教案裏，某些打更的村民就作證說，他們親眼看到教堂裏傳教士和男女五六十人，“同臥在地，名曰采精”。
更大的隔膜發生在教會的育嬰堂裏。育嬰堂（圖17）本是教會的公益事業，這種公益中國某些地方也有，隻是不太普遍，而且在晚清的衰世，就更顯得奄奄一息。西方教會大規模進入之後，在醫療、救濟、撫養孤兒方麵往往刻意下功夫，雖然目的不過是為了“中華歸主”，但卻也讓中國人，尤其是那些貧弱無助的弱勢者得了不少實惠。隻是天主教育嬰堂的嬤嬤們，往往對棄嬰的靈魂比對他們的生命更關心些，以至於收來棄嬰之後，往往更熱心給他們洗禮，而不是趕緊醫治或者喂養。由於收的棄嬰本來就很弱，往往一番折騰後，咽氣者甚多，所以育嬰堂的兒童死亡率很高。育嬰堂不得不將他們集中掩埋，一個棺材多個死嬰，或者一個墓坑埋一堆。
原本棄嬰東一個、西一個地丟著，無論是狼叼去了還是狗吃掉了，誰也不會注意，可是這麼多死嬰集中在一起，未免有些“觸目驚心”，於是各種“故事”由出來了。首先棄嬰的來源受到了懷疑，有些人認為教會通過“拍花”的方式偷人家孩子，隻要什麼地方出了一樁兒童走失事件，那麼大家就會傳的沸沸揚揚，好像出現了一支拍花的大軍偷走了無數孩子似的，而這個大軍就出自育嬰堂。育嬰堂偷嬰兒幹什麼呢？這就需要國人的想象力了，好在國人在這方麵一向特別擅長，於是故事出現了特別恐怖的情節，說是育嬰堂偷走嬰兒是為了挖心肝做藥，還挖眼睛，據說是可以製成藥水，點鉛為銀，而且隻有中國人的眼睛才能如此，外國人的眼睛不中用。
人命關天，這種隔膜導致的後果往往特別嚴重，那一時期，很多大規模的教案都是因此而起的，一起就出人命。時常有人拿著嬰兒的小鞋狂呼亂叫，隻要有人發現了育嬰堂的墓地，就會出現一陣騷亂。著名的天津教案，就是與此有關，不僅搭上了幾十個嬤嬤和傳教士，而且連法國領事豐大業的命也送掉了。當然，天津的事情跟別處有點不一樣，那裏的育嬰堂，嬤嬤們特別熱心，為了收棄嬰，居然給那些送來孩子的人一點手續費，就是為了這點微末的手續費，竟然有混混去偷人家孩子送去。傳說中“拍花”的因果鏈，就這麼連上了。
當然，不誤會的教案也很多，最多的往往跟唱戲有關。那時節，農村的人們沒有別的娛樂活動，請人唱戲要算最熱鬧的事兒。過年過節唱，辦事情唱，有的時候為了求雨也要唱。中國人請戲班子唱戲，雖然都是為了給自己看，名義上卻非說是給神看，因此戲台往往搭在廟宇的前麵。可是，這種名為娛神實為娛人的活動，卻讓某些教會人士（主要是天主教）神經過敏，被視為“偶像崇拜”（顯然是廟裏的泥胎作怪），嚴禁教民參與，而且還特地為此從總理衙門討來了一紙赦令，允許教民在這種活動中可以不出份子（這種活動都是村民自己湊份子）。在農村，唱戲是一種社區的“集體活動”，如果不參加，就意味著不合群，甚至是跟眾人對著幹，這樣做，難免引起其他人的白眼。況且，在那時的中國鄉村，平日的生活的娛樂活動，唱戲是必不可缺的，教民也是村民，他們同樣需要戲劇來排遣解悶，這種欲望有時甚至並不比衣食上的需求弱上多少，就算教民自己能夠恪守規矩，他的家人親戚，在鑼鼓喧天的時候，未必能抵擋得住誘惑，如果也跑出來看上幾眼，那麼教民就成了占大夥便宜的人，白眼不免會變成嘲罵。如果是求雨活動，唱完戲如果碰巧真的下了雨，而這個雨當然不可能隻下在非教民的土地上，那麼參加求雨的人則不平衡——教民這個便宜占的更大了，由相罵進而開打，教案就這麼鬧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