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提出的第三個問題，是黑格爾的辯證法所體現的在對現代性的反省中所提出的“個體理性”與“普遍理性”的關係問題。作為“現代性困境”的理論自覺，黑格爾辯證法的真實目的，是以“普遍理性”重建倫理的總體性，從而實現人同自己的世界的“和解”。在黑格爾那裏，作為主體和實體的“概念”是倫理實體，概念辯證法是總體性的倫理觀念的自我實現。通過對“抽象理性”的批判，在黑格爾的辯證法中，不僅包含著個體理性認同普遍理性的問題，而且包含著個體理性之間的“鬥爭”與“承認”問題，“主體間性”構成個體理性認同普遍理性的真實內容。盡管黑格爾是以個體理性“屈從”普遍理性的方式而構成其“全體的自由性”的，但是，必須以某種方式實現個體理性與普遍理性、人同自己的世界的“和解”，並不隻是黑格爾對“現代性困境”的理論自覺，而且是當代人類所麵對的最為嚴峻的現實問題——“普世倫理”何以可能。因此，如何理解和看待黑格爾的作為倫理實體的普遍理性及其自我實現，是“後形而上學”麵對的又一重大問題。
由此提出的第四個問題，是黑格爾的辯證法對馬克思的辯證法的“真實意義”問題。馬克思對形而上學的“終結”，是以“批判的和革命的”辯證法“終結”了對任何東西的“崇拜”，是把辯證法實現為“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是通過對“統治個人的物質關係的理論表現”——形而上學——的批判，而實現為對“統治個人的物質關係”本身——資本——的批判。這是馬克思的辯證法所實現的對“形而上學”及其現實的雙重批判。馬克思的辯證法“終結”了作為永恒真理的形而上學，也“終結”了關於資本主義的非曆史性的神話。然而，這是否意味著馬克思的辯證法“終結”了人類思想對真理—規律—客觀性的邏輯的“承諾”與“發現”？這是否意味著馬克思的辯證法“否定”了資本主義存在的合理性及其自我揚棄的必然性？一句話，馬克思的辯證法是否“拒斥”了關於“真理”的“宏大敘事”？是否“拒斥”了奠基於“曆史規律”的關於“人類解放”的探索與追求？
恩格斯在馬克思的墓前講話中說，馬克思的一生有兩大“發現”，一是發現了“人類曆史的發展規律”，二是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37]。這就是說，馬克思的工作是發現“曆史規律”，馬克思的辯證法是關於“曆史規律”的辯證法。在馬克思這裏，“辯證法”不是對“規律”的否定，而是“規律”本身，亦即以“曆史”為內容的存在論、認識論和辯證法相統一的“曆史的內涵邏輯”。正是這個辯證法構成作為“大寫的邏輯”的《資本論》。在肯定馬克思的辯證法是“曆史的內涵邏輯”的意義上，“挑戰”真理—規律—客觀性的邏輯的“後形而上學”，就不僅是對作為“思想的內涵邏輯”的黑格爾辯證法的挑戰，也是（更是）對作為“曆史的內涵邏輯”的馬克思的辯證法的挑戰。
“後形而上學”對“辯證法”的挑戰，要求我們對“真理—規律—客觀性”的“宏大敘事”進行更為深入的思考和求索，並在此基礎上構成我們時代的辯證法理論。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曆史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因此，曆史的規律不是外在於人的活動，而是人的活動本身。離開人的曆史活動，就會把曆史的規律外在化、抽象化、神秘化和神聖化，從而使之成為控製人的曆史活動的神秘力量。是現實的活動構成規律，還是先在的規律支配活動，這是馬克思的辯證法與黑格爾的辯證法的根本分歧。與形而上學“合流”的黑格爾的辯證法，從實質上說，就在於把“規律”變成某種“邏輯先在”的神秘力量，並把曆史演繹為邏輯的自我實現。“終結”形而上學的馬克思的辯證法，從實質上說，則在於不僅“揭露人在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並且“揭露人在非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即揭露人在“資本”中的自我異化，把人的曆史活動與曆史規律統一起來。因此，回應“後形而上學”對辯證法的挑戰，關鍵是從人的曆史活動去理解曆史規律。
曆史規律的“客觀性”，在於人的曆史活動的“客觀性”；離開人的曆史活動——實踐——的客觀性，曆史規律的客觀性就成為一種控製人的曆史活動的神秘力量。與形而上學“合流”的黑格爾的辯證法，把規律的客觀性描述為“無人身的理性”的自我運動，因而這種辯證法不是形而上學的“終結”，而是形而上學的“完成”。“終結”形而上學的馬克思的辯證法，把曆史的規律描述為“現實的人及其曆史發展”，因而這種辯證法不再是與形而上學的“合流”，而是對形而上學的“終結”。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方麵，離開人的曆史活動而把曆史的規律當作某種現成的“公式”即“抽象的普遍性”，這就不僅背離了“終結”形而上學的馬克思的辯證法，而且是向黑格爾辯證法所批判的、“抽象同一性”的舊形而上學的倒退；另一方麵，否認人的曆史活動構成曆史規律，從而否認規律的客觀性，則不僅僅是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挑戰，也是（更是）對馬克思的辯證法的挑戰。
哲學是思想中的時代，任何一種時代性的哲學都產生於對時代性的人類問題的理論自覺。以資本的邏輯為實質內容的現代社會，它的時代性的人類問題，是馬克思所指出的人在“非神聖形象”——理性主義及其現實即“政治”、“法”、“國家”——中的“自我異化”。人在“非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導致人的現實世界的分裂——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他人、人與自我的分裂。人的現實世界分裂的自我意識，構成我們時代的哲學理論。“後形而上學”的真實意義，在於它以當代人類社會生活的矛盾衝突為基礎，揭示了人在各種“非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特別是人在社會“模式化”中的“自我異化”，從而為辯證法“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展現了新的“視域”。
“後形而上學”的本質特征就在於，它以否認真理—規律—客觀性的極端方式，集中地揭示了形而上學的“普遍理性”的內在矛盾性：其一，它集中地揭露了從柏拉圖到黑格爾的“理性主義的放蕩”所造成的“形而上學的恐怖”，即“普遍理性”對“人”的“偏離”所構成的“本質主義的肆虐”；其二，它對形而上學的“層級性”追求的“拒斥”，凸顯了“順序性”的選擇與安排的生存論意義，從而“終結”了以“普遍理性”扼殺實踐的選擇性、文化的多樣性的“同一性哲學”；其三，它在“瓦解”主體形而上學的進程中，凸顯了“主體間性”、“交往理論”、“商談”、“對話”、“有機團結”在人類曆史活動中的現實意義；其四，它在否定“同一性哲學”的進程中，試圖構建以“非同一性”為前提的、超越絕對主義和相對主義的新的哲學理念，從而使得“必要的張力”成為當代哲學的基本理念。這種“後形而上學”視域，對於深入地審視真理—規律—客觀性觀念把“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的辯證法貫徹到全部社會生活，從而不斷深入地“揭露人在非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與此同時，我們不能無批判地看待“後形而上學”對“形而上學”的批判。“後形而上學”以否認真理—規律—客觀性的極端方式所展開的批判，使其自身陷入了難以逃避相對主義的窘境：任何可能的“交往”、“對話”、“商談”和“團結”，都不能不以對真理—規律—客觀性的某種承諾為前提；任何可能的“思想”與“實踐”，都不能不以對人的理想性、超越性的“形上本性”的承諾為前提。辯證法的“合情合理”的本質就在於此：它“終結”了關於“永恒真理”的形而上學的幻想，又“開啟”了形而上學的自我批判中的本體論追求。這就是當代意義的“形而上學”或“本體論”的“複興”。“哲學的本體論，是一種追本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是一種理論思維的無窮無盡的指向性，是一種指向無限性的終極關懷；哲學本體論追求的生活價值在於，人類總是懸設某種基於現實而又超越現實的理想目標，否定自己的現實存在，把現實變成更加理想的現實；哲學本體論追求的真實意義就在於，它引導人類在理想與現實、終極的指向性與曆史的確定性之間，既永遠保持一種必要的張力，又不斷打破這種微妙的平衡，從而使人類在自己的全部生活中保持生機勃勃的求真意識、向善意識和審美意識，永遠敞開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空間。在這個意義上，哲學就是本體論，就是本體論的自我批判，也就是思想的前提批判。”[38]這種“本體論的自我批判”或“思想的前提批判”，就是“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它構成當代的辯證法理論。
馬克思說：“光是思想力求成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39]當代的辯證法理論，既是內含著形而上學的“激情”和“衝動”的批判、承載著形而上學的“理想”和“追求”的批判，又是對形而上學的“激情”、“衝動”、“理想”和“追求”的批判，即對形而上學本身的批判。辯證法的批判，是對“現實”與“理想”的雙重批判。非批判地看待形而上學所承諾的“理想”和“追求”，就會導致“理性主義的放蕩”、“本質主義的肆虐”和“形而上學的恐怖”；非批判地放棄形而上學對“規律”、“真理”和“客觀性”的承諾與追求，則會導致“沒有標準的選擇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存在主義的焦慮”。現代社會不是人類文明史的斷裂，“後形而上學”也不可能是人類思想史的斷裂。辯證法要求我們在“現代性的困境”中“保持必要的張力”並“達到微妙的平衡”。這是當代人類的實踐智慧的辯證法。
[1]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
[2] [德]黑格爾：《小邏輯》，5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3] [德]黑格爾：《小邏輯》，43頁。
[4] [德]黑格爾：《小邏輯》，38頁。
[5] [德]黑格爾：《小邏輯》，38頁。
[6] [德]黑格爾：《小邏輯》，5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7] [德]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上卷，17—18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8] [法]科爾紐：《馬克思的思想起源》，17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
[9] [德]黑格爾：《小邏輯》，34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1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7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1] [英]柯林伍德：《曆史的觀念》，186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1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18—11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7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77頁。
[1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67頁。
[1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73頁。
[1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67頁。
[1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54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9] [德]阿爾多諾：《否定的辯證法》，11頁，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
[2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7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111—1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3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41頁。
[2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1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25頁。
[2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25頁。
[2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9] [德]哈貝馬斯：《後形而上學思想》，32—33頁，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
[30] 參見[英]以賽亞·伯林：《自由論》，106—107、109、125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
[31] [美]瓦托夫斯基：《科學思想的概念基礎》，21頁，北京，求實出版社，1982。
[32] [美]瓦托夫斯基：《科學思想的概念基礎》，18頁，北京，求實出版社，1982。
[33] [美]瓦托夫斯基：《科學思想的概念基礎》，6頁。
[3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36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5]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1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6] 《列寧全集》第55卷，15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3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77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8] 《孫正聿哲學文集》第9卷，688—689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3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