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形而上學”的視域中推進辯證法理論，有三個重要的理論前提是不容回避的：其一，黑格爾的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合流”；其二，馬克思的辯證法對形而上學的“終結”；其三，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法在後形而上學視域中的“澄明”。
一、黑格爾對“抽象理性”的批判：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合流”
以辯證法重建形而上學，實現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合流”，這是黑格爾為自己確立的哲學使命；把形而上學變成辯證法，並以辯證法構成形而上學，黑格爾的這個哲學使命是以關於概念的邏輯學來完成的。“概念”作為黑格爾哲學的主體和實體，也就是黑格爾以概念所達成的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合流”。這是人類思想史上關於形而上學的一次裏程碑式的嚐試。它是形而上學的“完成”，而不是哲學的“終結”——它開啟了超越形而上學的辯證法的哲學道路。
關於自己的哲學，黑格爾明確地提出：“我的哲學的勞作一般地所曾趨赴和所欲趨赴的目的就是關於真理的科學知識”[2]，“哲學的最高目的就在於確認思想與經驗的一致，並達到自覺的理性與存在於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達到理性與現實的和解”[3]。這就是黑格爾的關於“思存同一”的“真理”的哲學。由此黑格爾提出：“哲學可以定義為對於事物的思維著的考察。”[4]而哲學之所以能夠承擔自己的使命，則在於“哲學乃是一種特殊的思維方式，——在這種方式中，思維成為認識，成為把握對象的概念式的認識”[5]。概念是思想的規定性，而思想的規定是關於事物的規定，因此，概念是思想關於事物的規定。這就是概念的思存同一性。超越對“概念”的知性理解，達到對“概念”的“思存同一性”的具體把握，這就是黑格爾所說的哲學思維方式。黑格爾正是以這種特殊的思維方式改造形而上學，構成了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合流”。
作為哲學的形而上學，它的根本特征是以思維（概念）規定感性（事物），在概念中確認哲學所追求的“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這種“基本原理”可以使人類經驗中的各種各樣的事物得到統一性的解釋，或者可以被解釋為某種普遍本質的各種具體表現，從而使思維實現其把握和解釋世界的“全體的自由性”。黑格爾完全讚同這種哲學目標，但他認為，以往的哲學或者是在把各種現象提高到概念裏麵之後，卻又使概念分解為一係列彼此外在的特定的概念，或者是以“實體”概念去統攝各種特殊概念，但卻沒有自覺到對“基本原理”的追求必須以思維自身為對象，因此都沒有實現“全體的自由性”。
黑格爾以辯證法改造形而上學，是通過對構成舊形而上學的抽象理性的批判，以概念的辯證運動實現思維規定感性的形而上學，把“全體的自由性”與“環節的必然性”統一起來，從而把形而上學構建成本體論、認識論和邏輯學相統一的辯證法。這就是黑格爾所實現的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合流”。這個“合流”的實質，是以概念自身的由“抽象的同一性”（抽象的普遍性）到“具體的同一性”（具體的普遍性）的矛盾運動而展現“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把形而上學變成概念辯證法，這是形而上學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因而是形而上學的“完成”。
黑格爾概念辯證法的出發點是雙重的：一是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即概念是思維和存在同一的規定性；二是思維與存在的差別的內在的發生，即概念是在自身的辯證運動中所達到的思存同一性。因此，黑格爾所描述的辯證法，是概念由抽象的同一性逐次地升華（躍遷、飛躍）到具體的同一性的運動過程。這是形而上學作為“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自己構成自己的辯證法，因而是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合流”。
黑格爾以辯證法構成的形而上學，既是“概念”作為主體和實體所實現的思存同一性與具體普遍性的統一，也是全體的自由性與環節的必然性的統一，更是個體理性與普遍理性的統一。首先，概念所實現的思存同一性，無論是在抽象的同一性的水平上，還是在具體的同一性的水平上，都隻能是一種“普遍性”，而不可能是一種“個別性”。因此，概念由抽象的同一性到具體的同一性的升華（躍遷、飛躍）的過程，也就是概念由抽象的普遍性（作為名稱的思想）到具體的普遍性（作為概念的思想）的運動過程。這是思存的同一性與具體的普遍性的統一過程。其次，概念由抽象的普遍性到具體的普遍性的運動過程，是一個雙重的否定過程：一方麵，思想否定自己的抽象性或虛無性，由自在走向自為，獲得越來越具體、越來越豐富的規定性；另一方麵，思想又不斷地否定自己的作為“正題”和“反題”的各種片麵的規定性，在新的邏輯層麵重新構建自己的作為“合題”的規定性。這就是概念的肯定與否定、漸進與飛躍的矛盾運動。這是全體的自由性與環節的必然性的統一。最後，概念由抽象的普遍性到具體的普遍性的運動過程，又是一個個體理性認同普遍理性、個體理性與普遍理性的辯證融合過程，是一個普遍理性融入個體理性、個體理性自覺為普遍理性的過程。這是個體理性與普遍理性的統一。黑格爾的概念辯證法，就是概念作為主體和實體所實現的思存同一性與具體普遍性、全體自由性與環節必然性、個體理性與普遍理性的統一的運動過程，即思想的曆史與邏輯相統一的運動過程。
在哲學史的意義上，黑格爾的概念辯證法，構成了一種雙重的“何以可能”的邏輯：一是“認識何以可能”的邏輯，一是“自由何以可能”的邏輯。就前者說，黑格爾以思存同一性的邏輯先在和思存差別的內在發生為雙重前提，把認識的可能性歸結為概念的辯證運動，即思維與存在的統一展現為概念由抽象的同一到具體的同一的運動過程；就後者說，黑格爾以全體的自由性與環節的必然性為雙重前提，把自由何以可能的問題同樣歸結為概念的辯證運動，即概念由抽象的普遍性（自在的全體的自由性）到具體的普遍性（環節的必然性）的運動過程，這就是“自由”由自在到自為再到自在自為的運動過程。
在黑格爾的概念辯證法中，“認識何以可能”和“自由何以可能”的雙重邏輯，實現在個體理性認同普遍理性的運動過程之中，即個體理性對普遍理性的認同過程，既是由抽象的同一性到具體的同一性的認識過程，又是由抽象的普遍性到具體的普遍性的自由過程。黑格爾哲學的個體理性認同普遍理性的認識過程和自由過程，對於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形而上學來說，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黑格爾看來，之所以必須把形而上學改造成辯證法，是因為作為真理的哲學必須是使“心靈深入於這些內容，借它們而得到教訓，增進力量”[6]，“引導一個個體使之從它的未受教養的狀態變為有知識，這是個任務”，“每個個體，凡是在實質成了比較高級的精神的，都是走過這樣一段曆史道路的”，“都必須走過普遍精神所走過的那些發展階段”。[7]對此，科爾紐曾深刻地指出：“不幸和努力是結合在一起的，沒有這種結合，就沒有深刻的生活。基督的形象就是這種結合的象征。這一思想構成了黑格爾體係的基礎。”[8]個體理性認同普遍理性，融入普遍理性，自覺為普遍理性，這才是黑格爾以辯證法改造形而上學、實現辯證法與形而上學“合流”的“真諦”。
黑格爾所達成的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合流”，既是傳統形而上學的否定，又是傳統形而上學的完成。作為傳統形而上學的否定，它在思維規定感性的形而上學傳統中，揭示了概念——思維規定感性的主體和實體——的內在的矛盾性，迫使形而上學與辯證法合流，也就是把形而上學變成辯證法；作為傳統形而上學的完成，它在思維規定感性的形而上學傳統中，確認了概念（普遍理性）作為唯一的主體和實體的地位，又把辯證法變成了概念形而上學。
黑格爾的概念辯證法及其所構成的概念形而上學，是黑格爾“在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時代”。從直接的理論動機上看，黑格爾自覺到了以市場經濟代替自然經濟之後的“現代性困境”——“普遍理性”的失落所表征的“倫理總體性”的喪失。黑格爾認為，“放棄對真理的知識”，“走到對於理性的絕望”，“卻被我們的時代推崇為精神上最高的勝利”。[9]因此，他力圖以“具體的”、“普遍的”理性的辯證法，改造由“抽象理性”所構成的舊形而上學，通過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合流”構成“關於真理的科學知識”。從深層的社會根源上看，黑格爾則是以哲學的方式表征了他所生活於其中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性：一方麵，資產階級除非使全部社會關係不斷地革命化便不能生存下去，“否定”構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要求；另一方麵，資產階級社會的商品交換原則的“同一性”構成全部社會生活的根本模式，“概念”成為規範一切生活領域的意識形態。這就是黑格爾的概念形而上學的現實基礎。馬克思說，黑格爾的哲學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達了人類“最現實”的生存狀態，這就是人們正在受“抽象”的統治——“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的生存狀態。黑格爾的與形而上學“合流”的辯證法，正是理論地表征了人們的社會存在——由“資本”的邏輯所構成的人們的社會存在。這表明，統治人們社會生活的抽象存在——資本——才是黑格爾的辯證法與形而上學“合流”的“秘密”。
二、馬克思對“抽象存在”的批判：辯證法對形而上學的“終結”
在哲學的意義上，黑格爾所實現的是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合流”；在曆史的意義上，黑格爾則是以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合流”，理論地表征了資本主義的存在方式。這是馬克思所理解的黑格爾哲學，也是馬克思批判黑格爾的立足點和出發點。正是通過對黑格爾的批判，馬克思構成了自己的以人的曆史活動為內容、以抽象的存在——資本——為批判對象的辯證法，並以自己的辯證法實現了雙重的“終結”：既終結了超曆史的形而上學，又終結了資本主義的非曆史性的神話。
在批判黑格爾的出發點上，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黑格爾的哲學與現實之間的關係，即黑格爾體係的第一個因素是“形而上學地改了裝的、脫離人的自然”；第二因素是“形而上學地改了裝的、脫離自然的精神”；第三個因素是“形而上學地改了裝的以上兩個因素的統一，即現實的人和現實的人類”。[10]馬克思認為，對“自然”、“精神”、“現實的人和現實的人類”進行“形而上學”的改裝，這並不是出於黑格爾的“思辨”的“偏好”（與馬克思不同，現代的哲學家卻往往是從黑格爾的“偏好”去解釋和批判黑格爾的“思辨”），而是由於“個人現在受抽象統治”。因此，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是透過黑格爾的“形而上學”的“思辨”，致力於批判構成這種“思辨”的“形而上學”的“抽象”的“存在”。
“存在”是一切哲學思考的根本出發點，哲學家如何理解“存在”，他的思考聚焦於怎樣的“存在”，則構成區別各種哲學的分水嶺。包括黑格爾在內的所有形而上學家，他們所理解的真正的“存在”是作為“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存在，他們思考的聚焦點是某種構成“思存同一性”的存在。正因如此，所謂哲學的“形而上學”，就是尋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同一性哲學”；所謂“形而上學”的“改裝”，就是把全部的“存在”（自然、精神、現實的人和現實的人類）以思維規定感性的方式“改裝”成思維的規定——概念——的自我運動。這在本質上隻能是一種超曆史的、非曆史的“存在”。正是在批判黑格爾哲學的出發點上，馬克思以自己所關切的“存在”，展開了對“形而上學”的具有“終結”意義的批判。
曆史學家柯林伍德說，“也許曆史是馬克思極感興趣的唯一事物”[11]。“曆史”成為馬克思的“極感興趣的唯一事物”，這在全部哲學史的意義上，標誌著馬克思“發現”了超越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形而上學，從而終結全部形而上學的真正的“存在”。它構成馬克思批判全部“抽象存在”的基本前提。
關於“曆史”，馬克思恩格斯曾明確指出：“‘曆史’並不是把人當做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的人格。曆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12]在馬克思恩格斯這裏，“曆史”就是“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13]，“先於人類曆史而存在的那個自然界”，對人來說“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14]這清楚地表明，“曆史”才是馬克思所關切的“存在”。
作為“人的活動”的“曆史”，它是人的存在方式。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在於人是“曆史”的存在。由於“全部人類曆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15]，因此馬克思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16]，是“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17]。馬克思說：“人的存在是有機生命所經曆的前一個過程的結果。隻是在這個過程的一定階段上，人才成為人。但是一旦人已經存在，人，作為人類曆史的經常前提，也是人類曆史的經常的產物和結果，而人隻有作為自己本身的產物和結果才成為前提。”[18]人自身作為曆史的“前提”和“結果”，以自己的活動構成自己的“曆史”，以自己的曆史構成自身的“存在”。離開人的“曆史”，就會把人的“存在”抽象化，把人與世界的現實關係抽象化。人們的“存在”，就是人們的“現實的生活過程”；人們的“現實生活”的根基，則是人們的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勞動。“勞動”是人的“存在”。
馬克思的以“勞動”為根基的“現實生活”的存在論，為“否定”的辯證法注入了“存在”的真實內容。這首先就在於：概念的差別的內在發生，或概念的內在否定性，其根源究竟何在？在黑格爾那裏，一是根源於思存同一性所內在的差別性，二是根源於個體理性中的個體意識與普遍理性的內在的差別性。因此，黑格爾試圖以概念的自己運動來達成二者的統一：一是概念由思存的抽象的同一性上升為思存的具體的同一性，二是概念在自己的運動中實現個體理性與普遍理性的融合。與黑格爾不同，馬克思的“否定”的辯證法是奠基於人對世界的否定性的統一關係——人自身的實踐活動。馬克思以人類的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勞動——作為出發點，以“勞動”的內在矛盾構成“存在”的辯證法。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從資產階級社會“經濟的細胞形式”——“勞動產品的商品形式，或商品的價值形式”——入手，逐次深入地揭示了商品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矛盾、構成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矛盾，從而把對資產階級社會的全部矛盾的分析聚焦於對“活勞動”與“死勞動”（資本）的矛盾分析，進而揭示出“抽象的存在”——資本——統治和支配一切“具體的存在”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存在”。正是由於“抽象存在”統治和支配一切“具體存在”，才構成黑格爾對“自然”、“精神”、“現實的人和現實的人類”進行“形而上學”“改裝”的現實基礎。因此，馬克思的辯證法絕不僅僅是批判“抽象理性”的辯證法，而是批判“抽象存在”（資本）的辯證法，是通過這種批判把資本的獨立性和個性變為人的獨立性和個性的辯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