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中，既是以存在對思維的本原性的唯物主義為基礎去解釋思維和存在的相互關係的發展，又是以思維對存在的能動性的辯證法為內容去解釋思維和存在的曆史的統一。正是由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哲學基本問題上實現了唯物論基礎與辯證法內容的統一，它才成為科學的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
辯證法理論的世界觀意義，在於它是列寧所說的“對世界的認識的曆史的總計、總和、結論”；辯證法的認識論意義，在於它是列寧所說的“活生生的、多方麵的（方麵的數目永遠增加著的）認識”；辯證法的方法論意義，在於它是列寧所說的“是活生生的實在的內容的形式，是和內容不可分離地聯係著的形式”。辯證法理論的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統一，也是它的曆史與邏輯的統一，即“思想性的曆史”與“曆史性的思想”的統一。因此，隻有“建立在通曉思維的曆史和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才能成為具有生命力的辯證法理論。
由於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揭示的思維自覺反映存在運動的規律凝聚著、積澱著人類在其前進的發展中所創建的全部科學反映世界的認識成果，是“對世界的認識的曆史的總計、總和、結論”，因此，在其客觀內容和普遍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關於自然、社會和思維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理論即哲學世界觀；由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從認識和實踐的主體與客體交互作用的豐富關係及其曆史發展來研究思維自覺反映存在運動的規律，為人類的全部曆史活動提供認識基礎，因此，就其研究對象和理論性質上看，它就是關於思維與存在統一規律的理論即哲學認識論；由於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揭示的思維自覺反映存在運動的規律，既是對思維的曆史和成就的總結，又是思維自覺地向存在接近和逼近的方法，因此，就其理論價值和社會功能上看，它又是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偉大工具即哲學方法論。
由此我認為，隻有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哲學基本問題上所實現的唯物論與辯證法的有機統一，才能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哲學發展史上所實現的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統一。離開哲學基本問題去看待辯證法，離開辯證法去看待哲學基本問題，就無法說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質及其在哲學發展史上所實現的革命，也無法說明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
四、從辯證唯物主義與實踐唯物主義的統一理解辯證法
在對唯物辯證法的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統一的理解中，我們還必須看到，馬克思主義哲學所理解的作為哲學基本問題的“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既不是馬克思所揭露和批評的黑格爾的“無人身的理性”與其“邏輯規定”的關係，也不是馬克思所揭露和批評的費爾巴哈的“抽象的個人”與其“感性的直觀”的關係，而是馬克思所理解的“現實的人”以“感性的活動”為基礎與“現實的世界”的關係。由此便提出“實踐”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地位問題，因此也就提出如何從辯證唯物主義與實踐唯物主義的關係中去理解辯證法的問題。
“現實的人”就是從事實踐活動的人，“感性的活動”就是人的社會實踐，“現實的世界”則是人類實踐活動的對象。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問題，在其現實性上，就是以實踐為基礎的人與世界之間的、曆史地發展著的關係。因此，在馬克思哲學中，人的實踐活動成為“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問題”的現實基礎。
辯證法與哲學基本問題的統一，在於人的思維的最本質最切近的基礎是人類自己的實踐活動，在於實踐活動本身是一個辯證的、曆史的發展過程。“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所蘊含的全部矛盾關係，都植根於人類實踐活動的辯證本性，都展開在人類實踐活動的曆史過程中，因此，隻有從現實的人及其曆史發展出發，達到對哲學基本問題的實踐論的理解，才能實現唯物論與辯證法的有機統一，才能形成能動的反映論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曆史觀。
以實踐論的觀點去看待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我們就會形成動態的而不是靜止的、發展的而不是凝固的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相統一的辯證法理論。列寧指出：“人的實踐=要求（1）和外部現實（2）。”[13]一方麵，“人在自己的實踐活動中麵向客觀世界，以它為轉移，以它來規定自己的活動”，“人的目的是客觀世界所產生的，是以它為前提的”；[14]另一方麵，“為自己繪製客觀世界圖景的人的活動改變外部現實，消滅它的規定性（=變更它的這些或那些方麵、質）”[15]。這表明，人類在自己的實踐活動及其曆史發展中，思維反映存在而又創造存在、思維肯定存在而又否定存在，從而使思維與存在的統一實現為動態中的統一、發展中的統一，人們的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在這種動態的、發展的統一中形成了內容日益豐富的辯證法理論。
在論述辯證法與認識論的關係時，列寧提出：“辯證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麵的（方麵的數目永遠增加著的）認識，其中包含著無數的各式各樣觀察現實、接近現實的成分……”[16]以社會實踐為基礎的人類認識具有生理的、心理的、語言的、邏輯的、經驗的、情感的、意誌的、文化的多質性及其錯綜複雜的矛盾關係。人類在其前進的發展過程中，又不斷地生成多方麵的、方麵的數目永遠增加著的各式各樣的認識成分，從而構成思維與存在之間的日益豐富的矛盾關係，並實現思維與存在的辯證的、曆史的、具體的統一。否認認識的辯證發展過程，就會陷入形而上學；而片麵誇大認識的某一個成分、環節、部分和方麵，並由此出發去建構某種哲學體係，則會導致唯心主義。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在當代的條件下堅持和深化哲學基本問題的唯物論基礎和辯證法內容的統一，而不能既離開哲學基本問題去看待辯證法，又離開辯證法去看待哲學基本問題。
徹底的唯物主義隻能是辯證唯物主義，徹底的辯證法隻能是唯物辯證法。而馬克思主義哲學所實現的唯物論與辯證法的統一、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的統一，從根本上說，則在於馬克思主義哲學以人類的社會實踐及其曆史發展為基礎，唯物地、辯證地理解和回答哲學的基本問題。辯證唯物主義與實踐唯物主義是統一的。
20世紀80年代以來，哲學界展開了曠日持久的關於“實踐唯物主義”的討論。在我看來，從人的實踐活動及其曆史發展出發去理解人與世界、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從而突出地強調“實踐”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重要地位，並以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去理解和解釋全部哲學問題，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的升華，因此，“實踐唯物主義”的理論內含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從表層上看，它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稱謂”問題；但從實質上看，則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定位”問題，即究竟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問題。
“實踐唯物主義”的這個提法，它之所以具有為重新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定位”的意義，主要是因為它的理論內含結晶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哲學界經過近十年的哲學論爭所形成的最為重要的理論成果。如果借用長期以來通行的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四大部分”的劃分方式，我們就會看到，“實踐唯物主義”全麵地變革和升華了我們對“世界觀”、“認識論”、“辯證法”和“曆史觀”這“四大部分”的理解：在世界觀的意義上，“實踐唯物主義”強調從人的“實踐”出發去理解人與世界、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從而變革了教科書的那種人站在“世界”之外“觀”世界的“世界觀理論”；在認識論的意義上，“實踐唯物主義”強調從“主體”出發去理解主體對客體的實踐關係和認識關係，突出了主體在認識運動中的“選擇”、“反思”、“建構”的作用，使“能動的反映論”獲得了真實的“能動性”；在辯證法的意義上，“實踐唯物主義”強調從人的存在方式和發展方式——實踐——出發去揭示人與世界、思維與存在、主體與客體、主觀與客觀的矛盾，不僅突出了辯證法的反思的思維方式和批判性的本質，而且在“辯證法也就是認識論”的意義上豐富了辯證法的理論內容，實現了辯證法問題與哲學基本問題的統一；在曆史觀的意義上，“實踐唯物主義”強調從人的曆史活動出發去理解曆史的發展規律，改變那種把“曆史規律”視為超然於人的曆史活動之外的東西的看法，並力圖以人的存在的曆史性去解釋全部哲學問題，實現以實踐觀為基礎的世界觀、認識論、價值論和曆史觀的統一。這種以“實踐唯物主義”為標誌的對“世界觀”、“認識論”、“辯證法”和“曆史觀”的重新理解，為在當代推進馬克思的辯證法理論，奠定了新的理論前提。
[1] 原載《教學與研究》1997年第2期。
[2]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48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參見《列寧選集》第2卷，31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參見《列寧全集》第55卷，30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5]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版的跋，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6]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30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2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5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36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列寧全集》第55卷，21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1] 《列寧全集》第55卷，305、30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28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列寧全集》第55卷，18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4] 《列寧全集》第55卷，157、159頁。
[15] 《列寧全集》第55卷，187頁。
[16] 《列寧全集》第55卷，30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