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是近代世界曆史的大事變，影響中國，影響中日，也深刻影響了世界。中國沒有因這場戰爭走向沉淪，而是擦幹了血跡，一切歸零，重新開始，追慕日本的道路，維新、新政、憲政，書寫近代中國曆史上明亮的一頁。
日本在戰後也沒有迅即變得趾高氣揚，不可一世，不僅在列強麵前繼續保持謙恭的一麵，而且相當坦誠地引領中國。誰也沒有想到的是，先前兩個視若仇讎的國家竟然因這場戰爭重建外交，中日兩國聯手一度給亞洲的區域整合帶來新格局。
轉身向東
對於中國來說，甲午戰敗是幾百年來不曾有過的奇恥大辱。此前的中國，雖然也曾被西方國家打敗，但英法畢竟屬於西方，而此次的日本，幾十年前還是中國文明的小學生，僅僅幾十年，學生打敗了老師，而且輸得那樣慘，中國的軍隊幾乎沒有在任何一次戰役中取勝；先前被視為亞洲第一的北洋海軍，竟然龜縮威海衛港灣不敢出戰，被日本海陸夾擊，全軍覆沒。
戰後，中國如約向日本支付了巨額賠款，割讓了台灣及澎湖，放棄了最後一個藩國朝鮮。奇恥大辱、巨大損失，並沒有讓中國就此沉淪。正如中國聖人一再告誡的那樣：知恥而後勇，失敗乃成功之母。中國在擦幹了血跡、眼淚之後，沉痛反省，發自內心承認此次失敗，主要還是技不如人。日本在過去幾十年全心全意模仿西方，脫亞入歐，事實證明日本現代化路徑選擇優於此前中國的“中體西用”。
向強敵學習，這是中國人最了不起的一個特點，中國在1895年開始醞釀的維新思潮中，朝野各界不約而同意識到轉身向東，學習日本，走進維新時代。即便先前比較保守的傅翁龢，經此一役，也深刻意識到“舊法實不足恃”，中國“不變法，不大舉，吾知無成耳”。
所以當《馬關條約》還沒有履行時，傅翁龢就開始與盛宣懷、胡熵菜、伍廷芳等新派人物通信討論如何改革戶政、兵政、工政以及創設印花稅、銀行、郵政、鐵路等事項。這些事項，在先前幾十年，一直有人呼籲、建議，但朝廷自信滿滿，根本不願理睬。現在情形不一樣了，中國在失敗之後轉身，已經沒有那麼多的阻礙力量了。
一場失敗的戰爭反而成為中國發展的動力，這是先前那些不主張開戰的政治家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近乎舉國一致的共識極大促進了中國的變革。實事求是說，1895—1897年這幾年，中國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諸多方麵，都獲得了長足進步。
在政治上，以日本維新路徑為導向，中國最大限度地釋放了社會，允許各地按照自己的條件確立發展方向，允許各地進行地方自治的試驗，僅湖南，就在那短暫幾年，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政治上的另一動向是允許結社，允許組黨，開放甚至鼓勵擴大言論自由與言論空間。自強學會始，幾年時間，各種各樣的政治組織、學術組織遍布各地，民眾的自治意識、“群”的意識、自治能力都在實踐中獲得極大提升。
至於媒體，先前幾十年不死不活的報章獲得了新生，康有為的《萬國公報》《強學報》，梁啟超主編的《時務報》，嚴複主筆的《國聞報》，隻用了非常短的時間，就打開了發展空間，成為名副其實的“新聞紙”，引領中國的進步與發展。
軍事是中國在甲午年間最大傷心處，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的時候，朝廷就聽從外國人的建議，從頭開始，訓練新軍。戰後，中國依然沒有放棄重建軍事體製的目標，十幾年的時間，中國確實重建了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新軍，並有了全新的指揮係統。
經濟是中國與日本在甲午較量的基礎，先前幾十年的自我吹噓經過實戰檢驗猶如泡沫。戰後，因《馬關條約》的約束，中國不得不同意國際資本自由進出，一個出其不意的效果，是中國經濟迅速上了一個新台階，先前幾十年沒有力量修築的鐵路迅速完成了，祖先留在地下的礦產資源，也因國際資本的進入造福於社會。
至於文化教育，在甲午後也獲得了巨大改變，幾十年來爭論的科舉製度改革漸漸獲取了基本共識，1898年因新教育大規模興建讓科舉取士不再具有吸引力，越來越合算的留學成本更讓科舉取士成為製度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但最終還是沒有逃脫終結的命運。